2013年5月2日星期四

鄺健銘、游秋萍: 大馬選舉:新加坡威權政治的未來寫照?




馬來西亞與新加坡的政權,不但特點相同 — 同樣是選舉威權主義(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 、社會各種自由仍然受限、有選舉缺民主,而且也遇上相近的挑戰。

95年已有學者指,威權政體面臨亨廷頓所說的「執政困境」(perpetual performance dilemma),意思是執政黨往往靠專注國家發展(特別是GDP增長),來爭取表現與認同、維持獨大,但是發展過程卻事與願違,產生更多矛盾與機會,讓反對力量得以壯大、執政黨獨大不再容易。近年在星馬,這個趨勢變得明顯。馬來西亞將在55日舉行的今屆大選,就有很多人預料變天將臨。

大馬選舉,會否成為新加坡威權政治的未來寫照?回顧兩國執政困境的形成過程,有助思考這個問題。


馬來西亞:經濟發展鞏固還是動搖了威權政治?



1969年大選後,馬來人擔心原住民地位不保,釀成種族流血衝突(即「513事件」)。為平息暴亂,以巫統為首的執政集團推出新經濟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以「馬來人優先」作為發展基礎,鞏固馬來人的身份與利益。民眾看到國家混亂,轉而相信穩定大於一切,這令執政集團威望更高、更易收緊權力與加強社會操控。國家經濟增長遂成為執政集團認受性的主要來源。

不過,要令經濟持續增長,需要新的人力、資金與市場,因此執政集團逐漸淡化「馬來人優先」經濟政策,轉而把市場自由化、分別在1991年與2009年推行呼籲各族團結合作為經濟的「國家發展計劃」(National Development Plan)與「一個馬來西亞」運動(One Malaysia),以及發展國家資訊產業,結果為民間合作製造了誘因與條件,反對力量得以萌芽與壯大。簡單地說,執政集團側重以經濟發展維持政權,客觀效果之一,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經濟發展為威權政治帶來阻力的一個表徵,是執政集團「樁腳」馬來人的支持在慢慢流失。全國人口馬來人佔多,當年巫統就是以捍衛馬來人權益起家。直到現在,執政集團仍然靠煽動種族間的不和、觸動馬來人的不安這個選舉策略來爭取支持。

馬來人支持度所以減弱,原因有幾個:一. 政府貪腐、非馬來人仍能分享經濟成果,令很多馬來人無法感受到「馬來人優先」政策的實質好處。不單馬來人與非馬來人之間的財富差距沒有縮窄,就連馬來人族群內的貧富懸殊也幾乎四十年不變;二. 經濟發展引致精英分裂,最後分薄了執政集團的馬來人票源;三. 受教育程度較高的馬來中產,愈來愈傾向批評政府。

反對力量最終能成氣候,更關鍵的成因,是經濟發展造就馬來人與各族關係破冰,開始有共同訴求與行動。這個破冰之旅,從幾方面進行:一. 90年代國家發展「多媒體超級走廊」,使互聯網用戶急速上升,不單加快社會啟蒙,而且如學者Meredith L. Weiss今年發表的研究所指,網上媒體幫助不同種族建立「集體身份」(Collective Identity)、自由公平地互動溝通,政治運動如爭取公平選舉的「淨選盟」(Bersih)集會因此更易動員;二. 政府為吸引更多人力與資本發展經濟而鼓勵各族團結為國,催生了跨越種族宗教的「經濟民族主義」(economic nationalism),令社會凝聚力增強;三.生活受政府貪腐影響的人,無分種族。有了共同關注的議題,加上上述團結基礎,社會問政力量乘勢崛起。

統治者自此再難單靠分而治之的策略來維持權力。上屆2008年被形容為「政治海嘯」的大選過後,默迪卡民調中心就有民調顯示,逾半馬來人希望執政聯盟合併成單一多元種族政黨,而且不再認為票投華人主導的反對黨民主行動黨是背叛族群的行為。


新加坡的執政困境

新加坡同樣處於執政困境。1959年,李光耀發表政見,認為民眾眼中,生活物質條件高於一切,後來成為執政黨的信條:

    「社會大眾不關心法制問題,也對權力制衡理論不感興趣……如果國家將來沒有變得更好,原因不外乎兩個:庸才當選成為決策者,又或者公務員表現不佳,這都會令群眾不再信任他們選出的政黨或原有的政治制度。」

今天的新加坡,很成功地實踐了當年的政治信念 — 公務員表現卓越清廉、經濟數字亮麗、得到世界讚頌,可是執政黨的支持卻不斷流失。2011年國會大選,執政黨的得票率降至歷史新低,在今年年初的榜鵝東補選更意外敗選。有觀察指,補選結果成了部份馬來西亞人相信變天有望的理由之一。補選後一個月,民眾因為不滿政府的人口白皮書,舉行了立國以來最大規模、約四千人參與的公開集會。5.1勞動節,民眾更再度抗議。法新社估計,集會人數仍達三千人。
獅城執政困境的形成,與經濟發展亦有關係。發展雖然帶來財富,但也製造了社會問題、改變了民眾想法,加上政府的自由化政策,社會問政意識逐漸變強、權力制衡成為議題。

經濟發展的模式,加重了民眾生活壓力。一方面,為減低營商成本、促進經濟,外勞不斷被引入;另一方面,市場機制成了分配社會資源的主要方式。這使貧富懸殊問題加劇、生活成本增加、工作競爭愈來愈大、國家愈來愈擁擠,一般民眾生活更不快樂,並且透過近年選舉與反對人口白皮書集會表現出來。

民眾也比以往著重精神價值、政治參與,不再只是追求物質利益,原因有四:一.  政府為推動知識經濟,鼓勵創意,多少刺激了社會思考與啟蒙;二. 為減少本地人才外流(世界銀行資料顯示,至2010年,已有近30萬新加坡人移民海外),政府積極強化國民歸屬感,本土意識與關懷因而開始萌芽,民眾更加不會照單全收執政黨主張的發展觀,抗議人口白皮書便是例子;三. 生活改善、教育程度提升、擴闊世界視野的機會增加,讓民眾更有想法、執政黨更難從上而下施政;四. 政府為回應社會問政壓力而推出的一系列政策,例如八九十年代在國會增設非選區議員(NCMP)與官委議員(NMP)06年大選放寬互聯網內容管制,以及現在進行中、檢討國家發展方向的「全國對話」(National Conversation),都讓反對聲音得到更多生存空間。

因此在2011年大選,即使執政黨屢屢強調擁有「世界級政府」,比反對黨倡議的打造「世界級國會」重要,其支持度仍然下跌。


威權政治的未來?

今年補選新加坡的執政黨意外敗選後,已開始有人猜想下屆大選出現變天的可能。所以可以想像,若然大馬成功變天,對新加坡產生的示範作用將不會小。
就算天沒有變,新加坡冒起中的社會問政意識也不易逆轉。部份原因,是旅居獅城的大馬公民三十年一遇的回國投票潮,多少已給新加坡人留下印象,而且大馬執政集團競選手法形象負面、最後很可能僅僅險勝。

但亦有看法認為,假如大馬歷史性地變天的結果,是政治陷入混亂,那反而會大大鞏固新加坡的威權政治。這種看法會否成為事實,關鍵在於屆時有多少選民意識到,星馬國情存異(例如前者的公務員系統發展更成熟、國家更廉潔、種族關係更融洽)、民主化與政治不穩定沒有必然關係(例如台灣幾經政黨輪替、仍然相當穩定),因此依然相信新加坡民主化的需要與可行性。

可以說,不論大選結果如何,新加坡的威權政體要脫離執政困境的軌道只會更難,充其量只能減慢行速。  

鄺健銘(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助理)  

游秋萍(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