鄺健銘、游秋萍: 大馬選舉：新加坡威權政治的未來寫照？

馬來西亞與新加坡的政權，不但特點相同 — 同樣是選舉威權主義(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 、社會各種自由仍然受限、有選舉缺民主，而且也遇上相近的挑戰。

95年已有學者指，威權政體面臨亨廷頓所說的「執政困境」(perpetual performance dilemma)，意思是執政黨往往靠專注國家發展（特別是GDP增長），來爭取表現與認同、維持獨大，但是發展過程卻事與願違，產生更多矛盾與機會，讓反對力量得以壯大、執政黨獨大不再容易。近年在星馬，這個趨勢變得明顯。馬來西亞將在5月5日舉行的今屆大選，就有很多人預料變天將臨。

大馬選舉，會否成為新加坡威權政治的未來寫照？回顧兩國執政困境的形成過程，有助思考這個問題。


馬來西亞：經濟發展鞏固還是動搖了威權政治？



1969年大選後，馬來人擔心原住民地位不保，釀成種族流血衝突（即「513事件」）。為平息暴亂，以巫統為首的執政集團推出新經濟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以「馬來人優先」作為發展基礎，鞏固馬來人的身份與利益。民眾看到國家混亂，轉而相信穩定大於一切，這令執政集團威望更高、更易收緊權力與加強社會操控。國家經濟增長遂成為執政集團認受性的主要來源。

不過，要令經濟持續增長，需要新的人力、資金與市場，因此執政集團逐漸淡化「馬來人優先」經濟政策，轉而把市場自由化、分別在1991年與2009年推行呼籲各族團結合作為經濟的「國家發展計劃」（National Development Plan）與「一個馬來西亞」運動（One Malaysia），以及發展國家資訊產業，結果為民間合作製造了誘因與條件，反對力量得以萌芽與壯大。簡單地說，執政集團側重以經濟發展維持政權，客觀效果之一，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經濟發展為威權政治帶來阻力的一個表徵，是執政集團「樁腳」馬來人的支持在慢慢流失。全國人口馬來人佔多，當年巫統就是以捍衛馬來人權益起家。直到現在，執政集團仍然靠煽動種族間的不和、觸動馬來人的不安這個選舉策略來爭取支持。

馬來人支持度所以減弱，原因有幾個：一. 政府貪腐、非馬來人仍能分享經濟成果，令很多馬來人無法感受到「馬來人優先」政策的實質好處。不單馬來人與非馬來人之間的財富差距沒有縮窄，就連馬來人族群內的貧富懸殊也幾乎四十年不變；二. 經濟發展引致精英分裂，最後分薄了執政集團的馬來人票源；三.　受教育程度較高的馬來中產，愈來愈傾向批評政府。

反對力量最終能成氣候，更關鍵的成因，是經濟發展造就馬來人與各族關係破冰，開始有共同訴求與行動。這個破冰之旅，從幾方面進行：一. 90年代國家發展「多媒體超級走廊」，使互聯網用戶急速上升，不單加快社會啟蒙，而且如學者Meredith L. Weiss今年發表的研究所指，網上媒體幫助不同種族建立「集體身份」(Collective Identity)、自由公平地互動溝通，政治運動如爭取公平選舉的「淨選盟」(Bersih)集會因此更易動員；二. 政府為吸引更多人力與資本發展經濟而鼓勵各族團結為國，催生了跨越種族宗教的「經濟民族主義」(economic nationalism)，令社會凝聚力增強；三.生活受政府貪腐影響的人，無分種族。有了共同關注的議題，加上上述團結基礎，社會問政力量乘勢崛起。

統治者自此再難單靠分而治之的策略來維持權力。上屆2008年被形容為「政治海嘯」的大選過後，默迪卡民調中心就有民調顯示，逾半馬來人希望執政聯盟合併成單一多元種族政黨，而且不再認為票投華人主導的反對黨民主行動黨是背叛族群的行為。


新加坡的執政困境

新加坡同樣處於執政困境。1959年，李光耀發表政見，認為民眾眼中，生活物質條件高於一切，後來成為執政黨的信條：

    「社會大眾不關心法制問題，也對權力制衡理論不感興趣……如果國家將來沒有變得更好，原因不外乎兩個：庸才當選成為決策者，又或者公務員表現不佳，這都會令群眾不再信任他們選出的政黨或原有的政治制度。」

今天的新加坡，很成功地實踐了當年的政治信念 — 公務員表現卓越清廉、經濟數字亮麗、得到世界讚頌，可是執政黨的支持卻不斷流失。2011年國會大選，執政黨的得票率降至歷史新低，在今年年初的榜鵝東補選更意外敗選。有觀察指，補選結果成了部份馬來西亞人相信變天有望的理由之一。補選後一個月，民眾因為不滿政府的人口白皮書，舉行了立國以來最大規模、約四千人參與的公開集會。5.1勞動節，民眾更再度抗議。法新社估計，集會人數仍達三千人。
獅城執政困境的形成，與經濟發展亦有關係。發展雖然帶來財富，但也製造了社會問題、改變了民眾想法，加上政府的自由化政策，社會問政意識逐漸變強、權力制衡成為議題。

經濟發展的模式，加重了民眾生活壓力。一方面，為減低營商成本、促進經濟，外勞不斷被引入；另一方面，市場機制成了分配社會資源的主要方式。這使貧富懸殊問題加劇、生活成本增加、工作競爭愈來愈大、國家愈來愈擁擠，一般民眾生活更不快樂，並且透過近年選舉與反對人口白皮書集會表現出來。

民眾也比以往著重精神價值、政治參與，不再只是追求物質利益，原因有四：一.  政府為推動知識經濟，鼓勵創意，多少刺激了社會思考與啟蒙；二. 為減少本地人才外流（世界銀行資料顯示，至2010年，已有近30萬新加坡人移民海外），政府積極強化國民歸屬感，本土意識與關懷因而開始萌芽，民眾更加不會照單全收執政黨主張的發展觀，抗議人口白皮書便是例子；三. 生活改善、教育程度提升、擴闊世界視野的機會增加，讓民眾更有想法、執政黨更難從上而下施政；四. 政府為回應社會問政壓力而推出的一系列政策，例如八九十年代在國會增設非選區議員(NCMP)與官委議員(NMP)、06年大選放寬互聯網內容管制，以及現在進行中、檢討國家發展方向的「全國對話」(National Conversation)，都讓反對聲音得到更多生存空間。

因此在2011年大選，即使執政黨屢屢強調擁有「世界級政府」，比反對黨倡議的打造「世界級國會」重要，其支持度仍然下跌。


威權政治的未來？

今年補選新加坡的執政黨意外敗選後，已開始有人猜想下屆大選出現變天的可能。所以可以想像，若然大馬成功變天，對新加坡產生的示範作用將不會小。
就算天沒有變，新加坡冒起中的社會問政意識也不易逆轉。部份原因，是旅居獅城的大馬公民三十年一遇的回國投票潮，多少已給新加坡人留下印象，而且大馬執政集團競選手法形象負面、最後很可能僅僅險勝。

但亦有看法認為，假如大馬歷史性地變天的結果，是政治陷入混亂，那反而會大大鞏固新加坡的威權政治。這種看法會否成為事實，關鍵在於屆時有多少選民意識到，星馬國情存異（例如前者的公務員系統發展更成熟、國家更廉潔、種族關係更融洽）、民主化與政治不穩定沒有必然關係（例如台灣幾經政黨輪替、仍然相當穩定），因此依然相信新加坡民主化的需要與可行性。

可以說，不論大選結果如何，新加坡的威權政體要脫離執政困境的軌道只會更難，充其量只能減慢行速。  

鄺健銘（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助理） 　

游秋萍（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