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黃宇軒
每年四月寫文章，總想矯情地引用艾略特的詩句「四月是最殘酷的月份」。放諸2003年及2013年香港，這句真是準確無誤：十年前，香港人因不明病毒來襲，早成驚弓之鳥，剛踏進四月，先有謠言傳出香港將成為疫埠，將港人焦慮推至頂點，翌日世衛即宣布發出旅遊警告，香港頓時成為死城。
往後淘大花園整座隔離，醫護人員相繼離世，也算不出何者更教香港人更惶恐傷感矣。那種坐困愁城之感，趙良駿導演的《金雞二》再現得細膩準確，我們都像戲中吳君如飾演的阿金，看鞠躬盡瘁的醫生無辜死去，只能讓淚流進口罩之中。十年後的今天，「天意」之於這城市，難道不是同樣殘酷？在葵涌6號貨櫃碼頭，為了爭取合情合理的加薪，要求資方改善待遇，四百多位碼頭工人餐風飲露，先被法庭禁制令驅至馬路邊，踏入四月，十數場大雨更傾盆打在工人身上，似要把罷工面對之嚴峻加劇。那幾天，不斷在社交網站上見到人說：天怎麼要如此作弄人？
我們記得什麼，要記得什麼？
因教學與研究旨趣與疫症相關，年初就承諾了編輯要為沙士爆發寫點什麼。始料不及的是，二月開始，沙士十年的「回顧」成巷成市，像要堆砌起來向年輕一代說聲我們不能忘記。官方正式的紀念活動不多，但三月底香港面對眾多政策問題之際，一直低調的梁振英竟高調發表《香港家書》，港人不能忘記沙士、不能放棄沙士精神。然而，在特首口中，沙士精神忽然成了他的競選口號「齊心就事成」，似乎沙士之殘酷，帶給我們的教訓就只有在遇上困難時要團結、無私和發揮人性光輝等「教訓」。我把一份份刊物儲起，出席了數場回顧沙士的論壇，然後不禁納悶：到底疫症過後十年，我們記得什麼，要記得什麼？編輯三月催稿時說「就快回顧完了」，我打趣說也許可以回顧那些「回顧沙士」的敘述是何許模樣。那封「家書」一出，我想實在要由此說起。
說好的沙士精神
早前在網上見到有文化人戲言，關於沙士，港人只記得疫症來臨，一定不要怕死買樓去！讀到這句後沒多久，我親身在地下鐵聽到二人對話，說想到沙士就想到買樓。這不僅是一種譏諷，也是說明，如果疫症可能是種「警號」（就如其他天災總被我們想像為對人類行為的警告），它可說完全失效：沙士期間與過後曾有一段極短暫時間，香港社會出現一種論述，指出我們必須反省這個城市當年來吹捧的發展模式、政治制度的缺漏、以及個人生命的追求。可是，這種較為深刻的社群反省及對疫症教訓的思索，很快就轉化為對馬照跑舞照跳的渴望。十年前5月初，官方成立小組希望在公眾組織反思沙士與推廣沙士精神的工作，但開展不久後就被拋諸腦後，全因世衛在5月底解除對香港的旅遊警告後，政府就立時改變論述，把全副精力放在復蘇經濟與救市。凡此種種可濃縮在一個畫面：梁錦松得知世衛消息後即趕至蘭桂坊，執啤酒擁洋妞；伴隨這畫面溜走的，還有整個城市原本即將開展的省思。因研究需要，我把2003年三月到六月的報紙連續翻起來，見到從高度戒備到社群開始討論疫症的教訓，到一切恰似沒有發生過，分外感受到那戲劇性的轉折。
其時有過的反省包括，高密度的發展模式與不顧庶民居住環境的地產投機市場，會造成疫症易於散播的城市格局。另外，一國兩制下香港與廣東省及北京的不對等關係，會讓重要資訊無法順利向香港流通，而中國封閉的政治體制也會在突發狀下對香港構成嚴重威脅。除此以外，中港兩地急促加劇接觸，會帶來許多尚未全盤摸索得到的問題，即使「融合」也要摸石頭過河，沙士借微生物的移動有所提醒。在本土政治體制層面，沙士曾讓我城體會到官員誠信與能力之重要，市民與公民社會的團結一致，曾經用來揭破官員信口開河的謊言，用來替代無力與崩壞的政府。今天房處處樓市發燒、內地官員及其代理人在普選問題上指鹿為馬、高鐵起始中港一面倒融合、要官員問責與保持操守難過登天，我想，「說好的沙士精神」若然猶在，十年後這城市豈會如斯？
2003年時任中文大學醫學院院長，領導威院抗炎的鍾尚志教授，今年三月初在報上撰文，輕輕一問﹕「十年過去，股市、樓市回升了，零售興旺了，政府的盈餘也多了。禽流感、豬流感、新沙士的新聞像『狼來了』的故事般此起彼落。可是，我們的醫療系統處理突發巨變的『餘力』安在呢？」他指出，疫情過後醫管局花了不少時間檢討，提出沙士的教訓是香港的「醫療資源每天都是繃繃緊」，根本無力應付這個全球城市（global
city）與高密度發展城市可能會面臨的疫症。但僅僅是醫療系統這一領域，長年為專家詬病及在沙士期間表現差勁的醫管局，在沙士後仍不見改革，公共醫療系統受過「教訓」，但像香港社會一樣，改變不了多少。沙士過後不久，何芝君教授所編的《沙士啟示錄》（進一步出版）中，香港重要知識分子馬國明與曾澍基的文章，都強調「危機」二字——沙士曾經是一場全盤性危機，喚醒我們這個城市許多領域都急需改變。
陳馮富珍的「教訓」
鍾尚志除了在專欄略提過沙士外，十年後的今天相對沉默，還有多少人記得這位香港英雄？在我心目中，他的英勇不獨因為他在病房抗戰，無畏無懼。十年前的3月17日衛生福利及食物局長楊永強堅持沙士沒有在社區爆發，又指世衛反應過敏，同日，鍾眼泛淚光在鏡頭前向香港人宣告，沙士已向社區蔓延。這肯定是香港主權移交過後，最振奮人心的其中一幕。流行以謊言蓋過謊言的今天，特首竟敢勸港人記住沙士精神，世事竟能荒誕至此？最近重溫一些立法會沙士獨立調查委員會的紀錄片段（此委員會特因醫管局調查報告「自己查自己」而生），看到醫護人員相繼指出前衛生署長陳馮富珍輕率對待疫情，犯上眾多可避免的嚴重錯誤，令原有可能逆轉的疫情轉壞，間接令死亡人數增加。當中，鍾尚志亦曾在席中直指感到陳太在沙士期間「耍」醫護人員。看到此片段，一方面感到當今有勇氣直斥官員不是的良心之聲並不易見，另一方面，想到這份全面的立法會報告對陳馮富珍作極嚴厲批判，譴責她在沙士期間的表現，而這位處理公共衛生危機嚴重失職的官員如今在日內瓦指揮全球抗疫！（楊永強受到相似批評，含淚問責辭職，後更向公眾表示反思後認為應付上責任，惟陳馮富珍未有辭職，後更在世衛記者會上斥責記者無知，指世衛認為其抗疫表現優秀。）她近日更在Foreign
Affairs這本雜誌每年選百大思想家的候選名單榜上有名，是香港歷史上唯一的代表。或許，這才是沙士的教訓。
陳馮富珍當上世衛總幹事，內地多番強調這是國家的力量。大概這就是香港在兩制與一國強弱懸殊關係下，「被送禮」與「被光榮」，以及被教導要學會感激的開端。其實在沙士肆虐期間，北京已多次示範如何強調一家親，逼人忘卻疫情功過的細節，例如在自顧不暇之際將少數的抗炎物資運往香港，作形象工程，企圖壓下港人對內地隱瞞疫情的憤怒。2003年5月中，香港疫情未好轉，未符世衛除去旅遊警告的三項要求，但國家為了顯露實力和緩與經濟影響，特派出吳儀向世衛施壓，用大國外交的方式替香港作主。不久香港在未達要求下，世衛忽然解除旅遊警告帶來的「驚喜」，也是導致「恢復經濟」的全城論述壓倒原有在百廢待興中反省的最大原因。耐人尋味的是這旅遊警告雖然衝擊香港經濟，卻一度是唯一可牽制內地，逼其加強對世衛的透明度的重要武器（詳見下註陸恭蕙的文章）。沙士過後幾年，陳太作為「中國人才」參選世衛總幹事，部分沙士死者家屬難以接受，但往後幾年，港人才知道愛國愛港就是這麼一回事，陸續有來。
工潮中的沙士精神
說了這麼多，不過想問，關於沙士，我們到底想記得什麼，應該記得什麼？我偏執地想，若我們真記得沙士，上述都會是多餘的話。可是在諸多關於沙士的回顧與紀念中，最常見到是特首強調，曾經在例外狀態中存在的「齊心」與無私，一片偶然的溫情，還有那種對無常的體會、珍惜生命與感恩的論調。我大膽一問，疫症殘酷無情，帶走的不少都是枉死的人。瘟疫過後留下來活的我們，怎樣才能讓無辜逝去的人，不至那麼枉死？疫症本來像一切天災，本無意義可言，但就如日本311地震開啟了對核能與社會發展路向的反思；記住沙士應意味讓那些曇花一現、公民社會與體制層面的反省與改革不至胎死腹中，也不能磨滅人為的種種過失與不義。不過，畢竟香港還是錯過了沙士的教訓，299人的犧牲，並無為這個城市帶來持續的反省與改變。一位對我影響至深的老師讓我知道，鍾尚志在2003年受訪時曾說過，「沙士過後，世界將要不一樣」。這句話深深烙在我腦海。香港，還是一樣。君不見，十年前本應引發全城檢討，動搖各種體制的疫病，竟變成嫁禍外判清潔工人與基層公屋住客的「全城清潔大行動」，難道一場世紀瘟疫的教訓就只有香港不夠清潔？擾民傷財的功夫就像派六千元，總是易做，而核心問題就立時被遮蔽。執筆之時，工聯會王國興建議政府再辦全港清潔大行動，當年因沙士離任醫管局的高永文欣然答允，這回「清楚大隊長」又要讓多少小販與清潔工人受罪？
是故，十年前沙士最教香港人惶恐的一段時期，十年後忽然爆發貨櫃碼頭工人工潮，讓我感慨萬千。在許多關於沙士的回顧與紀念裏付諸闕如的「沙士精神」，反而展現在工潮之中，以及支援他們的市民身上。偶然而來的罷工運動，就像沙士一般截住了急促的全球化流動（病毒停頓了航班，罷工減緩了貨物流轉），也只有這樣，才可逐層剝開看似行之有效的社會，讓香港人可以片刻目睹這個城市發展模式隱藏的問題與邏輯，得見這城市如何病入膏肓。大量市民積極聲援，討論平常難以引來注視的政經與政策問題（如工會、勞工權益、集體談判權、工聯會）、公民社會協力拆穿有權勢者的謊言騙局，反思現有經濟發展為何等。一切一切，教人如此熟悉，十年前的4月香港也曾在另一種情景中進入那市民高度充權與反思的狀態。沙士疫症讓1755人經過鬼門關，奪去299人的生命。執筆之際，碼頭罷工勞資談判未有結果，資方姿態強硬，400多工人犧牲生計，多人承受極大風險。跟十年前一樣，這個城市徘徊在「差點」可向令一個方向前行的邊緣。
弱者不受苦的卑微奢望
但我憑什麼樂觀呢？早前碼頭工人罷工開始不久，有位在法律界工作的朋友在網上指出讓人萬分驚訝的資訊﹕在船隻泊運合約中，會有一條名為「不可抗力」（force majeure）的條款細目，說明若在合約期間發生意料之外的事，「令雙方最後無法履行合約，雙方的責任就會解除，碼頭亦毋須賠錢給貨主，貨主只能自嘆倒楣」。這些意料之外的事，除了包括天災、瘟疫、戰爭，竟連罷工也包含在內；更教人欷歔是，這些事件又稱act
of god！雖然知道那是法律術語，都不禁讓人聯想，如果這些真是「act of god」，又有多少暫時讓恆常秩序停頓的意外事件能令社群與當權者領受教訓，不讓善良而無權勢者受苦？我們都記得四川大地震中的學生、日本311地震核電廠中的員工、沙士期間緊守崗位的醫者與職工。十年前曾有論者，在報章寫下教人慨嘆的深刻評論﹕「我相信疫症將重來……但假如疫症有天意，我希望它在重來的時候，會公正一點，不要再殃及無辜……」寄望意外事件改變世界的權力不均與不公義、教訓世人，看來只能是種奢望。願它不讓無權勢者受苦，已是卑微的奢求。僅以此文誌沙士十年，並為罷工工人打氣——你們以尊嚴竭力停頓了我城的節奏，讓我們睜眼看到不應如此運轉的世界。
本文觀點，全得力於以下重要的「沙士書寫」，可作延伸閱讀﹕
1. Chan Wai Yin & Ma Shu Yun: 'The making of a Chinese head of the
WHO'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lth Services (2009, vol. 39 no.3)
2. Christine Loh: 'The Politics of SARS: The WHO, Hong Kong and mainland China' in At The
Epicentre: Hong Kong and the SARS
outbreak (2004, HKU press)
3. 百年：〈防疫關鍵不在全城清潔〉（2003年8月14日，《信報》）
4. 鍾尚志：〈災難〉（2013年3月3日，《蘋果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