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月26日星期五

世紀.太平與盛世﹕維穩危機?



文.笑蜀

編按:人民日報旗下《環球時報》於本周二(23 日)發表文章,形容香港部分人對中環海濱解放軍碼頭所表達的意見,是「為防止解放軍可能在『佔中』演變成動亂時介入」,網上隨即引發一輪「維穩」討論,更有人擔心解放軍會不會成為香港維穩分子。至於內地維穩發展如何,本文作者笑蜀,認為維穩體制在新領導人上場後,將進入另一階段;近 20多年民間積累的怨氣,現有的體制能遏止嗎?他的看法值得香港人參考。

習近平上任伊始,即反覆承諾他的施政重點一在法治即實施憲法以憲治國,一在鐵腕反腐即蒼蠅老虎一起打。但是全國兩會落幕一個月之後,即習全面掌權一個月之後,傳出的卻是相反的信號:因呼籲官員財為公示,律師丁家喜,維權人士趙常青、李蔚等9人於近日相繼被抓。

當然,警方斷不會承認丁家喜等公民因主張財為公示被抓,堂而皇之的罪名是所謂涉嫌非法集會。所謂非法集會指的是上月31日侯欣等4名公民在北京西單的反腐演講,據說這違反了所謂集會遊行示威法。且不談該法發布於198910 月(即六四事件發生後不久),延續的本來就是政治恐怖,目的就在於消滅民間一切集會遊行示威因而嚴重違憲,其準確名稱不妨叫做「不准集會遊行示威法」;就事實而言,丁家喜律師等也並不是所謂西單民主牆事件的主事者,丁本人甚至連事前的討論都未參與。以此理由抓人,說白了就是欲加之罪。

公民行動的力量

背後的真實原因,是隨胡溫時代終結勃然而興的獨立的公民行動,超出了維穩體制的承受極限,對維穩體制構成了巨大挑戰。所有公民行動,如許志永、王功權等主張的新公民運動,及丁家喜、趙常青等發起的呼籲官員財為公示聯署、王成律師等發起的呼籲廢除勞教聯署、226日動的呼籲批准人權公約聯署,都屬於完全和平合法的、理性和建設性的公民行動,並非敵意與對抗。但問題在於維穩體制害怕一切獨立的公民行動,哪怕理性和建設性的公民行動,因為維穩體制的代言人周本順早已經宣布:公民社會是陷阱,而從獨立的公民行動中必然成長出一個強大的公民社會。公民社會的強勁成長會最大限度地增進公共利益,但卻不符合維穩體制的利益。維穩體制的這種反應,因而是其政治本能,毫不足怪。

這即是說,對公民行動和公民社會的扼殺,實際上是對公共利益的扼殺;與公民行動和公民社會為敵,實際上是與公共利益為敵。維穩體制之為天下公敵,至此還有什麼疑問麼?而這裏的天下,當然也包括執政集團在內,這即是說,維穩體制甚至與執政集團為敵。維穩體制本質上不過是權貴階層的看家狗,為了權貴階層的特殊利益而不惜犧牲執政集團的長遠利益和根本利益,是維穩體制向來的運行邏輯。這就跟明末權貴面臨生死存亡仍不能跟崇禎同心同德,只忠誠於自己的特殊利益而毫無對整個王朝的政治忠誠,以致崇禎雖「旰食宵衣」仍不能挽狂瀾於既倒,最終不得不吊死於煤山完全一個道理。

如何推動中國和平轉型

對於當下中國的執政集團來說,什麼是長遠利益和根本利益?那就是其能否如蔣經國和李登輝時代的國民黨那樣通過自身的現代轉型,來推動整個中國的和平轉型,進而求得全民諒解,讓自己軟陸。任何與此背道而馳的選擇,都是與其長遠利益和根本利益相違背的,最終都會導向自取滅亡。對公民行動和公民社會的開放,則是其自身的現代轉型的關鍵環節。

在這個意義上說,許志永和王功權、丁家喜和趙常青等現代公民,不僅是公民社會的推動者,也不僅是公共利益的保衛者,他們的公民行動對於執政集團來說,也是其朝向現代轉型的重大推力。事實上,習近平上任之初反覆承諾的以憲治國和鐵腕反腐,其最大阻力恰恰只會來自權貴階層尤其是其代表維穩體制,沒有強勁的公民行動和從公民行動中成長起來的公民社會的巨大壓力的倒逼,權貴階層及其代表維穩體制是沒有可能退讓半分的。習近平的政治承諾就都會淪為笑話。

對丁家喜、趙常青等公民的迫害,因此一定程度上可以視作對習近平政治承諾的狙擊,進而可以說是對執政集團朝向現代轉型的狙擊。這種狙擊曾經是成功的,那就是過去十年維穩體制對公民行動的一系列重大打擊,因為這種打擊,權貴階層不僅遏制了公民社會的成長,更成功地馴服和捕獲了名義上的最高統治者胡溫,以至胡溫只能對權貴階層俯首聽命唯恐越雷池半步,最終把胡溫時代變成了當代歷史上的最大笑話。無妨把維穩體制對丁家喜趙常青等公民的無情打擊也視作權貴階層馴服習近平的第一步。這馴服能否再度大獲全勝,且拭目以待。但無論結局如何,有一個預見是大致不差的,那就是當代歷史上只會有一個胡溫時代,畢竟胡溫時代尚有改革紅利可吃,尚有緩衝空間。而這一切當下都不具備,當下關鍵時刻,誰敢把自己再定位為胡溫,再被權貴階層馴服和捕獲,顯然不可能再像胡溫那麼幸運了。

標題為編輯所擬,原題「打擊公民行動,就是打擊和平轉型」

作者簡介:原名陳敏,出生於四川省南充市儀隴縣,畢業於中山大學歷史系,知名作家、公共知識分子,是《中國改革》編輯,前《南方周末》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