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官場有一套「天災經濟學」，對於地方官員來說，天災簡直就如天賜橫財和官運，是以地方官員熱烈地「擁抱」天災，所謂的「多難興邦」，中國官員是從心底裏認同溫總對多災多難的中華民族的這種提法，不過，所興者，不是邦而是官。
那麼，「天災經濟學」在中國官場是如何運作的呢？當出現天災，地方官員會發動其宣傳機器，主要訊息是災民極需要救援物資及災後重建的資金，呼籲世界各地善心人士踴躍捐輸。於是物資和資金就從國內外充沛地進入地方政府的口袋，天災規模越大，地方政府收到的捐獻就越多，以五年前的汶川大地震為例，單是香港，政府加上民間捐獻就超過200億港元。那次之後，中國地方官員就更確定「天災」是上天給他們的祝福，這種在中國官方口中所謂的「百年一遇」的特大災害，最緊要是在自己任內多發生幾次，那就為之官運亨通了。其他地方官員更是對四川官員既羨又妒。為甚麼我的省就只有小小的水災、旱災或疫災呢？這樣的災禍畫面太欠缺震懾力了，無論如何也不及地震，就算出現多幾次，能募得到的賑災款項跟地震相比，簡直是九牛一毛。所以，四川的官位成了全國地方官員覬覦的肥缺。
災款到手了，官員上下其手是不在話下了。大筆款項在手，如何投資成了一次刷亮政績的機會，是以賑災款項不是用於賑濟災民，而是創造GDP、起大樓、發展地產、修橋補路，為了他日收取可觀路費等等，都是重點工程，至於人民的房屋，孩子的學校，都用最「慳皮」的做法，這解釋了為甚麼溫家寶總理信誓旦旦地說汶川地震後復建的樓房會加強防震設計，但這次寶興縣房屋幾乎全部倒塌，包括在汶川地震後修建的號稱可抗8級大地震的新屋，因為賑災的善款有其他更重要的用途。
在這種中國官場「天災經濟學」之下，捐款給中國政府賑災，無疑是助長這種中國官場「殘民自肥」的潛規則。現在香港政府說要從庫房拿出一億捐給四川省政府，哪位立法會議員同意捐款，就是中國官場「天災經濟學」的同謀。
徐少驊 電台節目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