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月13日星期六

生活達人﹕翻滾吧!台灣電影夢



文 林喜兒

【明報專訊】李烈說,因為台灣人都很傻,很多的傻子有很多的夢想。

夢想可以變成電影,卻不一定能賣錢,也不一定能成為現象,光是傻子不可能令台灣電影起死回生,我們隔岸看到的,也不只是電影業,而是整個產業的興盛。

也許,李烈與一眾傻子的努力不能解釋所有,但至少他們令台灣觀眾回心轉意,重投台灣電影的懷抱。

或許感情這回事,必須用情感來解決。

從演員到製作人,李烈喜歡的還是電影,於是離開又回來,觀眾也跟她回歸,回歸台灣電影。

從演員到監製 延續台灣電影夢

台灣朋友對李烈都不陌生,七八十年代的著名演員, 今天成為電影監製,香港觀眾有印象的,或許便是《逆光飛翔》中飾演男主角的媽媽,二○一○年更獲金馬獎頒發傑出台灣電影工作者獎,延續對台灣電影的夢,上月先後到訪香港兩三次,出席電影文化中心的獨立工作坊、香港國際電影節和光華新聞中心的活動,為她監製的電影奔走,「我四年沒有放假了」。從演員到監製,不算是一條很暢順的路,大概當演員的李烈沒想到後來會走到幕後,因為離開電影那天是因為太累了,「小時候的志願是當記者,後來因緣際會做了演員。當演員是很好玩的,因為可以過很多不同的人生,每個角色都是一個人生。可是當時的環境和生態讓我不能當一個正常的演員,一天三組戲,工作不停,不需要思考,沒法用心去演,我像工廠裏的機器一樣。」太累了,只想到離開,李烈完完全全放棄了演藝工作,跑到大陸做生意,結果還是回歸台灣的演藝圈,離開又回來,這一次她走到幕後,「十八歲入行,一直對幕後工作很有興趣,不過不想再做幕前表演,而且做製作某程度上也是一種表演,電影一定要有想法、意見,讓作品變成活的,所以跟當演員道理上是相通的」。

台灣電影最慘烈時,她回歸

李烈在二○○○年重回台灣,她說那時是台灣電影最慘烈的時候,「二○○○至二○○一年間, 那一年只有八部台灣電影,票房不到一千萬台幣,是市場的0.07%0.1%都沒有,是很可怕的,那時根本沒有電影」。李烈不敢做電影,於是從電視開始,她在公共電視台做電視電影,「那是給新導演機會的平台,因為他們有較高的預算,年輕一輩的導演都從這裏出來」。在電視裏六七年,李烈說是做電影的準備期:「慢慢觀察台灣電影的變化,也認識了很多年輕的導演、編劇和演員,找回很多的聯繫。」看覑大環境慢慢改變,年輕的導演一個一個出來,「他們說故事的方法很不同,像我這一輩的人身上的擔子比較沉重,政治上文化上的,像侯孝賢、楊德昌;年輕一輩卻沒有這些包袱,他們看荷李活電影、日本動漫長大,他們說故事的方法可能比較簡單和顯淺,或許沒有侯導他們那樣深厚,他們說故事的方法可能更簡單、顯淺的,雖然沒有侯導他們那樣深厚,或者就是這個原因比較能跟觀眾溝通。那時我觀察到他們都有很好的構思,不過卻沒有資金,因為一部電影要二千萬的預算,因為環境的問題,最後只用五百萬八百萬,可是電影是不可以粗製濫造的,必須要精細。」

為拍片 押房子

從李烈第一部製作的電影《囧男孩》開始,台灣電影也開始再受注視,票房口碑俱佳,隨後的《艋舺》、《翻滾吧!阿信》,在香港也有上映,這不是一個悉心部署的計劃,三部作品的成功也不是用上同一個方程式。「做《囧男孩》時環境還是很差,本來預算要一千萬台幣,後來增加至一千二百萬,因為小朋友不懂演戲,必須要拍很多篇幅才找到好的東西,所以成本一定多,我告訴他們不緊要,要讓導演盡情拍,那時是沒有人敢這樣做」。《囧男孩》是一部關於兒童成長的故事,李烈為了籌集資金,把自己的房子拿去貸款,「那時的心情是反正都是要借錢去做,欠一千萬跟一千二百萬都是差不多。」《囧男孩》成績不俗,票房不錯又贏得口碑,李烈說在台灣很久沒發生過,「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電影為我建立了很好的信用,對後來找資金很有幫助」。

如果《囧男孩》是小試牛刀,到了《艋舺》便是大展拳腳的一次,「最初的預算是三千萬台幣,那已是很冒險,大家都說台灣的市場這麼小,至少要有六千萬票房,後來發覺要五千萬才足夠,當時的投資者說我跟鈕承澤是神經病,這部電影又進不了大陸,只有台灣市場,沒可能拿一億票房,於是本來已找到的資金一下子又沒有了。幸運地,後來找了一個不熟的朋友,再介紹了兩個商人投資,他們完全不懂這行業的事,卻都投資了。」李烈想到已經很多年沒有二三千萬製作費的電影,於是想到要把她拍成大片,非看不可的大片,「我認為這部電影一定會中,她具備了所有的商業元素,有帥哥當男主角,而且還碰上農曆新年這個黃金檔期」。最後《艋舺》獲得空前成功,票房超過二億台幣,不過李烈認為《艋舺》的成就不止在票房上,而是對台灣電影的影響,「第一是令投資者對電影投資有信心,從前沒人敢投資電影,大家覺得沒有回報,《艋舺》證明了電影也可賺錢,這樣才有後來的大片出現,像《love》、《痞子英雄》、《賽德克巴萊》等,因為有人敢投資,坦白說《海角七號》的票房成功也沒有帶來這個效果,令投資者對台灣電影市場有信心,原來爆發起來時票房可以去到這個程度。」接覑製作的第三部電影《翻滾吧!阿信》就顯得太容易了,「他們找不到資金,於是來找我,我成為了他們最後的希望」。

信用第一

找不到資金,大家都懂得找李烈求救,「都說信用是最重要,這個圈其實是很小的,別人隨便也可打聽你是一個怎樣的人」。不過李烈說當製作人,找資金不是最重要:「我真的認為是這樣,找資金不是最困難,因為大家最缺的是案子,而且製作人的責任不只是管錢,我是什麼都管的,行銷、宣傳,就連演員的頭髮也要處理。我想判斷力是很重要,必須懂得什麼是好和不好,劇本好在那方面,不好的地方在哪裏,可以怎樣修改,大概這與我的人生經驗有關,自己走過很多的路,而且也是演員出身,幫助我理解劇本,還有看演員的演出,當然自己是很熱愛電影的。」

台灣電影 起死回生

看到《艋舺》的電影海報,很自然會想起《古惑仔》,香港電影還是很風光的九十年代,或者是更早的八十年代,不知多少次聽台灣人說以為香港街頭到處都是黑社會,可見當時香港電影的流行程度。今天我們必須承認香港電影風光不再,那不只是指票房上,說台灣市場不夠大,相對香港,那真是沒法比,或者因為有一個更大的大陸市場,比數字,什麼也比下去,「大陸市場很大,不是不要去管,因為市場已經存在,可是這幾年的香港電影一直往下掉,是因為香港電影已經不是香港電影,我們年輕的時候都很喜歡看香港電影,因為他們有非常飽滿的香港文化色彩,對台灣人來說就是不一樣才吸引,所以從前只要是香港電影就一定大賣。可是今天為了要討好內地的觀眾,一面倒的走進大陸,忘記了自己土地上的觀眾,失去了自己的文化,是很可惜的。」

跟自己文化連結

當然,李烈也認為香港跟台灣的情不太一樣,只是大家看覑台灣電影在經歷十幾年的低潮,如今慢慢往上爬,能夠起死回生,究竟是什麼原因,「重要的是跟自己的文化連結,要在自己的土地上站得穩,假如我們拍的電影連台灣人都不看,那我們還拍什麼電影。而且我認為是因為每個人也有夢想,或者是台灣人可能都比較傻,好像魏德聖拍《海角七號》欠了一大堆錢,可是被他欠錢的人都只是在罵他,卻沒有逼他還錢。大家都是這樣,就算是欠債,也要去做也要把他完成,好像當時拍《囧男孩》,朋友都笑我到了這個年紀還欠債,他們都比我緊張,可是我很樂意去做這件事。我想香港人是否都比較踏實,很少會背負覑債務而做自己很想做的事。所以大概就是台灣的傻子太多,大家一直做,終於做出成績來,當然前面是有很多的失敗,一個的失敗兩個人的失敗,我們是踏覑別人的失敗而走過來,看上去真的有點像革命。」從不愛看台灣電影到建立了看台灣電影的潮流,這二十年間,台灣電影從佔整個市場的0.07%到今天的20%,他們是把市場擴大了,李烈說證明市場是可以做大的,今天在台中台南都在建新戲院,改變現狀,不就是革命嗎?「記得從前有台灣觀眾說看台灣電影很丟臉,我是非常難過的。」時移世易,看香港電影長大的人,相信也很明白李烈的感受。

台灣人愛恨港產片

李烈二月應香港電影文化中心邀請來港出席「獨立監製工作坊」,跟本地的獨立製作人和學生分享經驗,「在台灣我也經常到大學跟年輕人分享我的經驗和故事,坦白說,香港和台灣的情

不太一樣,也不知我的經驗是否合用。不過我也看見近年香港的獨立圈子也慢慢抬頭,其實每個地方也有自己的電影文化,而且好看的電影是應該不分區域的。」李烈說自己一直也有看香港的電影,「好像杜琪㗖的電影一定不會錯過,《奪命金》真的是很好看,可是在台灣的票房不好,因為台灣觀眾現在也有點排斥香港電影,他們覺得不好看,以致他們會錯過了好看的電影。其實不管是哪個地方的電影,看到好的電影票房不好我也會很難過。」


「電影是應該超越政治」

去年金馬獎在台灣鬧了小小的風波,有人批評說獎項都頒給香港和大陸電影,「那個立委都給我們罵過半死,後來要出來道歉,電影是應該超越政治之外,為什麼金馬獎一定要頒給台灣電影,而且電影也有周期性。金馬獎最可貴的地方是整個華人世界公認最難拿的電影獎項,我們一直為她的公平性而感到驕傲。李烈另一監製作品《明天記得愛上我》也剛在香港上映,「這部電影有份參與柏林影展,當我們在自己的土地站穩腳後,接下來便要努力走出走,走進國際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