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tha Rosler, Cleaning the Drapes, from "Bringing the War Home: House Beautiful", 1967–72
要打破所謂雅/俗、高/低之分，摒棄藝術的高高在上，讓藝術重回生活、參與生活、融入生活，卻又要追求藝術的終極創作自由，不受其他生活中的諸多原素 —
包括市場經濟、政治等因素 —
所左右，並希望保持藝術之所以為「藝術」而有別於即食流行文化或擺設裝飾用途為主的工藝品的那點知性……。這些是藝術理論發展至今，經常糾結的問題。西方藝術館的 "white cube" 展覽形式，將「藝術」由社會、政治、歷史背景中抽離出來，令「藝術」更進一步不食人間煙火。White cube 已遭到各樣的理論批判（儘管實際上至今它仍是一種頗有效的展覽方式），也已有不少藝術家作過各種嘗試，讓「藝術」與生活相接，而不被俗世吞噬，例如 Hans Haacke 的批判藝術機構、系統的作品 (Institutional Critique)。
又或者，透過作品探討/批判政治、社會問題，如美國藝術家 Martha Rosler 1970年代的攝影拼貼作品系列 ”Bringing the War Home: House Beautiful“，在當時的大環境下直接指涉越戰問題（這大槪就是陳鑑林議員以為不是藝術的那種作品）。
至於香港，「藝術拉近生活」近年卻以一種有點扭曲的形態出現，在很多情況下，我們看到的其實只是「藝術融入消費」，為消費、商品披上「文化」、「藝術」的外衣，以抬高商品的品味與身價，將文化資本 (Cultural Capital) 利用至無可再利用。
最讓人嘆為觀止又啼笑皆非的是，有商場自稱「購物藝術館」，並以「全球首創」自居。這無異於在說香港是一個物慾横流的地方，只有消費沒有其他，但我不相信消費是香港生活的全部。
另一種扭曲，是香港政府經常說要支持文化藝術時，我們看見的，其實只是推廣「創意產業」，或企圖將文化「產業化」，而政府似乎以為這已經是在推廣藝術、保 育文化，卻不去制定以提升市民精神生活為目的的文化政策。問題不在於支持或推動「創意產業」（例如設計），問題是以為推動了「創意產業」就等於推動了「文 化」，甚至讓「產業」蓋過了「文化」。
以設計為例，這可以是藝術與生活的一個連接點，二者固然不應是二元對立的關係，但設計始終以講求實用為先，以滿足客戶要求為先，不一定要追求 intellectual interest，不一定要講求人文關懷。
藝術在當代，應對法國電影人兼理論家 Guy Debord 提出的那種「景觀社會」(Society of Spectacle) 作出反思或批判，或嘗試消弭現代人生活中的疏離與異化(Alienation)，但創意產業下的產品往往可能要製造更多 “Spectacle” 以求生存。
「藝術」與生活相容並非沒有可能，而且應該不只一種方式。
除了 Martha Rosler 的社會批判，台灣雕刻家朱銘用另一種方式，一種更加內斂、或許更接近東方哲思的方式，來尋找人間的藝術。我說的不是飛聲國際的「太極系列」作品，而是港人 可能較為陌生、與「太極」幾乎同期發展、創作於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但更加本土的另一批作品——「人間系列」，那有更多人間的趣味和情感。
「人間系列」所雕塑的，全是不知名的市井之民，由路人甲乙丙，到隔離村三姑六婆。最妙之處，在於寥寥幾刀便能將一個普通人刻得極為生動、七情上面——無論那生動的是孩童的天真，還是三姑六婆的婆媽，那是對這些普通台灣人的由衷關懷。
「人間系列」中還有一個「三軍系列」，朱銘刻了整個海陸空軍隊，那是對台灣國族身份的想像，明顯不過。這群真人大小的雕塑、為台灣普羅百姓造的像，擺放於台北金山的山頭，以山林為舞台，本土而在地 (in situ)，那是朱銘自己建的美術館。
朱銘，人間系列——紳士
朱銘，人間系列——三姑六婆
朱銘，人間系列——三軍
朱銘，人間系列——排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