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月6日星期六

周日話題﹕愛國愛港,如何評斷? ——重溫鄧小平關於愛國者治港的論述



文 江關生


有關香港未來的特首普選以及應否愛國愛港的議題,坊間近來有不少奇談怪論,其中以港區人大代表兼基本法委員會委員譚惠珠的論點,最為聒耳。
譚惠珠說,愛國愛港的定義應從嚴。泛民主派的特首候選人即使宣誓效忠中國,還是不可靠,因為可以發假誓,故應由提名委員會先行決定誰是愛國愛港。

重溫鄧小平的講話,當知譚惠珠的誅心之論,是徹頭徹尾的胡說八道。

鄧小平在1984622日、23日分別會見香港工商界訪京團和行政局首席議員鍾士元等時談到,「港人治港有個界線和標準,就是必須由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未來香港特區政府的主要成分是愛國者」。

對於何謂「愛國者」,鄧小平有很清晰的界定:「愛國者的標準是,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只要具備這些條件,不管他們相信資本主義,還是相信封建主義,甚至相信奴隸主義,都是愛國者。我們不要求他們都贊成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只要求他們愛祖國,愛香港。」

顯然,鄧小平的政治標準只是以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劃線,「不要求贊成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寬鬆的程度簡直超乎想像:相信奴隸主義的人,怎配去治理香港?

鄧小平也沒有說愛國必須愛黨。相信資本主義、封建主義或奴隸主義的人,意識形態與共產黨可謂風馬牛不相及。口說愛共產黨,也只是吹牛。

鄧小平還說,「我們不是有個口號叫『中華民族大團結萬歲』嗎?只要站在民族的立場上,維護民族的大局,不管抱什麼政治觀點,包括罵共產黨的人,都要大團結。」

鄧小平三落三起,文革期間先後戴過「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死不改悔的走資派」等大帽子,歷盡政治磨難。當他惶惶不可終日之際,大概想不到海外有知音——《明報》創辦人查良鏞。

查良鏞當時主政《明報》,反對毛澤東發動文革,肯定鄧小平溫和務實的路線;譴責港共1967年在香港挑起騷動,支持港英政府平暴。左派對《大公報》出身的查良鏞恨之入骨,指斥他是背叛祖國、反華反共的「豺狼鏞」,要像暗殺林彬那樣幹掉他。查良鏞也確實收到過炸彈郵包。文革結束,復出掌權的鄧小平親切接見了這位武俠小說大師。鄧大人用行動為查良鏞「平反」,將昔日港共的誣衊之詞顛倒過來,也留給人們無限的思想空間﹕到底是緊跟中央的左派愛國?還是經常同中央唱反調的查大俠愛國?

泛民主派是敵我矛盾還是人民內部矛盾?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強世功評論鄧小平提出的「愛國者」標準時,引用並贊同立法會前議員劉千石的比喻:「反對派只是不大聽話的調皮孩子」,「所謂的愛國派與自由派、民主派或反對派都屬於愛國者,二者分別是聽話的愛國者與調皮的愛國者。」

(〈和平革命中的司法管轄權〉,《北大評案.法律思維》,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2月,389頁。)

如果認為泛民主派是敵我矛盾的話,如何解釋2010年中聯辦要跟民主黨秘密談判政改方案呢?

鄧小平在1984103日會見港澳同胞國慶觀禮團時進一步提到:「由香港人推選出來管理香港的人,由中央政府委任,而不是由北京派出。選擇這種人,左翼的當然要有,盡量少些,也要有點右的人,最好多選些中間的人。這樣,各方面人的心情會舒暢一些。處理這些問題,中央政府從大處眼,不會拘泥於小節。」

以上論述全部見諸《鄧小平文選》。奇怪的是,香港的建制派,如民建聯、《文匯》、《大公》等,無一提及。

鄧小平從政治家的高度,大處眼,令各方面人心情舒暢。可惜,回歸以來,特區政府沒有按照鄧小平設想的政治光譜,惟才是舉,擴大團結面,反倒是滲砂子——安插自己的親信,挖牆角——利用問責制來蠶食公務員體制,一味擴大左派的版圖。

譚惠珠在城市論壇說,普選只涉及選舉權,不必包括被選舉權。照此推論,帝制也不一定和普選牴觸了。皇帝挑兩個王子出來,給人民去選,也是普選!

譚的言論,是以我劃線,製造分化,蓄意挑動矛盾,企圖把擁有近六成選民支持的泛民主派候選人視為「敵我矛盾」,排擠出去,既「左」(比主子還要激)得離譜,也右(專制)得令人憎厭。

晚年鄧小平告誡過我們﹕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

根正苗紅的傳統左派、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坦言﹕「假如將來的特首選舉採用一個高門檻的篩選機制,去保證中央不支持的候選人不能參選,社會就會反彈。」相比之下,其餘一眾左派只懂盲從附應,欠缺分析能力,連說句真話的勇氣和本事都沒有。

判斷譚惠珠愛國之難

在城市論壇上,與譚惠珠同台交鋒的夫子劉銳紹引述已故草委、老左派廖瑤珠的名言:

「愛國不分先後,但要分真假。」筆者聽後不禁莞爾。年輕一輩的也許不知道,八十年代中英有關香港前途談判期間,譚惠珠曾是港英政府銳意栽培、協助英國阻撓中國收回香港主權的一員幹將。

已故的支聯會主席司徒華曾指出:1985年他當選立法局民選議員,拒絕宣誓效忠英女王,結果促使港英政府修改誓詞。而在此之前已擔任四料議員(行政、立法、市政、區議會)的譚惠珠,至少作了四次效忠英女王的宣誓,加上後來被委任為太平紳士,合共五次。

基本法起草委員會開會期間,港英派人以英方的意見來游說,譚惠珠就扮演了這種游說的角色。司徒華引述當時的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秘書長李後的意思:「譚是英國的代表,為英國說話。」(〈且看看譚惠珠的昨天〉,《滄浪之水》)

新華社香港分社前社長許家屯憶述:就在鄧小平會見完鍾士元等人不久,匯豐銀行主席沈弼宴請他,譚惠珠作陪。講話最多的譚惠珠在席上建議中國政府「當香港的董事長,聘請英國當總經理。」許家屯寫道:「她很露骨地說:『這樣的辦法,英國可以接受。』」「沈弼說:『如果貴國政府採取譚女士的建議,香港人就可以免予恐慌,保持穩定繁榮了。』」

許家屯從而得出結論:以主權換治權,已成為英國政府對付中國收回香港的主要謀略。(《許家屯回憶錄》,97頁。)

譚惠珠後來改換門庭,投向北京懷抱。假設她競選下屆特首,批不批准她入閘,對特首提名委員會將構成一大難題。誰敢寫包單肯定譚女士是:覺今是而昨非的「真愛國」?識時務者為俊傑的投機分子?睡在中方身邊的赫魯曉夫式的人物、打紅旗反紅旗的英方臥底?

五次宣誓效忠英女王都是「發假誓」的中方線人?還是連李後、許家屯都不知道、長期吃中英兩家茶禮的雙重「無間道」?

「中國是信守諾言的」

一國兩制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曾面告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中國可以容許在自己身邊,在小地區和小範圍(指香港、澳門)內實行資本主義。中國是信守諾言的。

將來根據基本法成立的特首提名委員會,有責任恪守鄧小平對世界的宣示和對愛國者的定義,不要陷鄧小平和中央政府於不義。除非有確鑿證據證明,某名泛民主派的特首候選人有顛覆中國的行動,才可將之除名。

未來有志參選特首的泛民主派也應該表明態度:無意與中央對抗,亦沒有企圖去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改變國家主體實行社會主義制度。

大國崛起,超英趕美,中國的經濟總量已位居全球第二,吹鼓手們也忙不迭地為「中國模式」敲鑼打鼓。和昔日與英國人簽署協議,以至起草基本法時相比,中國的綜合國力簡直不可同日而語。回歸以來,北京在此地滲進了多少共產黨的人,收編了多少「港英餘孽」,中資在股壇佔據了半壁江山,解放軍亦兵臨城下。香港這片彈丸之地,早已在如來佛掌中,有何能量顛覆中國?鄧小平三番四次地說:「要相信香港的中國人能治理好香港,要有這個自信心。」既然如此,借用已故總理趙紫陽當年問香港記者的話,反詰北京:你們怕怎麼呢?

鄧小平對普選態度保守但沒有否定

必須承認,鄧小平對香港實施普選的態度是保守的。他在1987416日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表示:「對香港來說,普選就一定有利?我不相信。比如說,我過去也談過,將來香港當然是香港人來管理事務,這些人用普遍投票的方式來選舉行嗎?」「即使搞普選,也要有一個逐步的過渡,要一步一步來。」

「中國恢復行使主權以後,香港人執政,香港也應該穩定。這是個關鍵。香港的穩定,除了經濟的發展以外,還要有個穩定的政治制度。」

回歸以來,香港先後出過三任特首——董建華生不逢時(金融風暴、SARS),志大才疏,管治失當,腳痛下台。曾蔭權攀附權貴,漠視社會深層矛盾,完全沒有做好呢份工,任期屆滿,落得一個貪曾的污名;梁振英缺乏選民的認受,誠信成疑,施政舉步維艱,民望一直低水。而社會上充斥怨氣,爭拗不斷,關鍵是還沒有建立一套有選民授權、穩定的政治制度名義上是港人治港,但絕大多數香港人無權選舉特首,從梁振英的代號689(由689人的小圈子選出),可見一斑。

鄧小平還對基本法草委說:「我向一位外國客人講過,大陸在下個世紀,經過半個世紀以後可以實行普選。現在我們縣級以上實行的是間接選舉,縣級和縣以下的基層才是直接選舉。因為我們有十億人口,人民的文化素質也不夠,普遍實行直接選舉的條件不成熟。」

鄧小平這番願景是26年前說的。時日無多,何不以人民文化素質較高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做試點,在2017年實行如假包換的特首真普選。台灣早在1996年已實現總統直選,至今已有五屆,一千多萬選民以選票做抉擇,政黨輪替,做不好就換人,沒有你死我活,已成民主憲政的常態。香港有良好的法治傳統,選民的表現不應該也不可能比台灣差吧?!香港人無法忍受再被忽悠下去了!學者一句「佔領中環」,已鬧得滿城風雨,蓄勢待發,這就是忍無可忍的一個重要警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