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王慧麟
「民主之父」李柱銘提出的退讓性普選方案，輿論大嘩，震撼力不下於「佔領中環」。當然，方案之鳥籠，連正常的民主派也難以嚥得下。最後他迅速道歉，事情算是告一段落。
我不認識民主之父，而且曾經在九八年，在友儕間輕輕提過，時為民主黨主席之馬丁應該學習西方政黨，為選戰失利引咎辭職，據聞遭主席懷疑此舉是否想挑撥派系之間矛盾，為某些人奪權而鋪路。是但啦，舊事一樁！但由此可見，民主之父之政治觸覺，識力敏銳，也不是衝動派，凡事必經縝密分析，非玩玩下之九流政客。上周他居然選擇跳出來，公開提出一個鳥籠選舉方案，背後應不是一時衝動，多多少少是有巨大的政治計算。
這些計算，其實也是他們同代（或上下一代）民主派，一直信守的政治遊戲潛規則：只要忍一忍，入到北京定下的入閘門檻（如立法會、特首選舉等），就可以楔入去，慢慢地將個夾縫拉大，最終會達到真正的民主。
假如你是一個正常的八十或九十後，看到這裏，必然是炒蝦拆蟹一番。不過，部分民主派前輩對我有提攜之恩，要我像部分朋友般，對民主派前輩口誅筆伐，非本人之願。不如換轉一個角度來說，究竟為什麼上一代的民主派前輩，會有如此想法？這個想法的論述基礎又在哪裏呢？
上周在家，買執屋，執出一份由太平山學會於1986年一個研討會，呈交的文章講稿，有關香港未來政治體制的發展及建議。談到未來九七後的立法機關，他們倡議：
「產生方法：（1）功能選舉：40%的席位由按功能組別劃分選舉團舉行選舉產生；（2）比例選舉：60％的席位按參選名單按比例代表制舉行選舉產生。」
假如以現時的標準來審視這些建議，簡直保守到極點。一來，一個支持民主的團體居然同意有功能組別選舉，而且竟佔議席40%；二來，直選議席居然是用比例代表制產生，有冇搞錯？
「騎呢」方案產生原因
太平山學會是民主派一員，當日負責宣讀這份文章的，就是何俊仁。後來太平山學會與一些民主派組織籌組港同盟，以及組建民主黨，這是後話。但就從這個建議可見，當時的所謂民主派，其實是相當溫和及保守。
為什麼他們會倡議一個如此「騎呢」的方案，理由好多，但從當時的社會經濟環境來說，類似太平山學會等民主派組織所提出的政制發展方案，絕大多數不是急風驟雨式的民主改革。這是與當時民主派提出及信奉之「香港中產階級」的論述，有密切關係。
這套論述的基本前設，是香港社會的穩定力量，不一定來自工商界，更多的是來自香港社會各行各業之中產階級，特別是專業人士。在九七過渡期間，假如這些中產階級出現人心不穩，甚至大規模的中產移民潮，香港必然產生社會混亂，影響繁榮穩定。
在這套論述之下，香港中產階級的精神面貌，是被描繪為一班求穩定、怕動亂但對民主、自由及法治等理念有執著及有理念的專業人士，他們不希望一朝變天，政治上雖不太熱中，未必親英，卻不一定親共，但至少在民主步伐方面不能倒退，更要求北京信守「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諾。這就是香港中產階級的所謂「保守性」。由於香港中產普遍存在這種保守基因，民主派組織在提出政制方案時，不可能太急進，以免失去他們的支持。
三言兩語，好難將整套「中產階級」論述寫得非常詳盡，不過，這套「香港中產階級論述」至少發揮到一個重要作用：令當時的中英政府，覺得香港中產階級在整個政制發展之中，變得相當「有關係」（relevant），即是說，中英政府在考慮香港政制發展甚至公共政策的時候，不能一味照顧大財團大商家之利益，更不能不考慮中產階級之利益及需要。這套「香港中產階級論述」，既有學者撰文提出，亦有社會人士出來附和，儼如一套極為完備的香港社會階級分析，造成了政府不得不注視的「中產現象」。隨論述於八九十年代發酵，代表這班中產階級，或相對進步（progressive）中產階級利益的政治團體，就是民主派。結果令民主派成為日後香港討論民主發展之中不可或缺的聲音，由無關痛癢的一班人，「升呢」變成相當「有關係」（relevant）之政治力量。
中產論述何為成功？
「香港中產階級論述」如何為之成功？其中一個指標，是令北京及本地親中力量，「誤信」要在香港長治久安，需要得到中產階級支持（2003年之後才大徹大悟，重返基層，派糖派「數」予市民更有選票力）。於是，有親中政治力量花了不少力氣，試圖洗刷基層形象，出現了穿polo
shirt之「白頭劉德華」以吸引中產選票；北京駐港機構搞了一大堆專業組織及跨專業聯盟，試圖吸納更多專業人士加入；至於傳統專業人士獲邀上京交流、國情班、訪問團等，更絡繹不絕。
對民主派而言，除了基層選舉令泛民可以在地區扎根之外，中產階級的支持更不斷保送民主派人士入去議會，成為香港政治上一股重要力量。因此，從民主派前輩的角度來說，經過三十年的努力，至少令民主派的聲音，成為了香港政治上一股不可或缺的勢力，成績得來不易。君不見現在講2017年特首普選，要勞動到喬老爺搭三粒鐘飛機親赴深圳向民主派「挑機」，難道不是成就嗎？回想三十年前，香港民主進程是中英兩國之事，所謂精英如飛哥、鄧蓮如及鍾士元亦只能在旁邊擔仔搖旗而已，關你香港人叉事？更遑論民主派的聲音？
不過，在激進派眼中，「香港中產階級論述」的死穴，或者是盲點，就是所謂「失敗主義」，即是民主派只佔道德高地，不願意硬碰硬，遇上北京（或九七年前之英國）強硬反對，立即縮，由爭取八八直選到現在的2017年普選均如是，次次失敗次次退卻。
但對這班民主派前輩而言，爭取民主必須照顧雙現實﹕香港中產階級其實是相當保守，怕死怕亂；其次，香港政治前途掌握在別人手上，九七年前是英國及中國，九七年後是北京，後者把權力看得非常重要，怕民主開放會帶來動亂，甚至遭到奪權。因此，爭取民主只能「寸土必爭」，其定義就是：「人畀幾多你就幾多」。
說服到新一代中產？
過往三十多年，民主派靠「香港中產階級論述」 之紅利，維持政治影響力。但是，三十年後的今天，這班送民主派上去政治舞台之保守及怕死怕亂的中產階級，好多已屆六十歲，甚至有些已經退休了，部分更可能是老闆階級，搵大錢養番狗，坐郵輪鬧中共。新一代的中產階級（七十後或八十後）是否仍可用此分析框架，仍然有幾支持民主派呢？他們是否仍然不敢硬碰硬呢？他們是否仍然覺得，「人畀幾多你就幾多」就是香港民主發展的硬道理呢？而現在的民主派前輩，風光了三十多年，是不是倒過來被這套論述綁架，面對愈來愈激進及對立的外部環境，不肯轉型求變呢？當然，你可以進一步問：究竟七十後或八十後的世代，還有多少人是中產階級呢？
民主之父所提的方案，其實是代表哪一班人，或者是哪一個階層的利益呢？是過往享受論述紅利的民主派人士及其支持者，還是現在捱到水深火熱，七八十後的所謂「中產階級」呢？
假如他提出的方案，是要試一下社會水溫的話，究竟是為誰而試、向誰而試及為何而試呢？大家無謂深究，反正，他也道歉了，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