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月13日星期六

周日話題﹕老虎.燒鬚.賊佬.沙煲



文 王慧麟
「民主之父」李柱銘提出的退讓性普選方案,輿論大嘩,震撼力不下於「佔領中環」。當然,方案之鳥籠,連正常的民主派也難以嚥得下。最後他迅速道歉,事情算是告一段落。

我不認識民主之父,而且曾經在九八年,在友儕間輕輕提過,時為民主黨主席之馬丁應該學習西方政黨,為選戰失利引咎辭職,據聞遭主席懷疑此舉是否想挑撥派系之間矛盾,為某些人奪權而鋪路。是但啦,舊事一樁!但由此可見,民主之父之政治觸覺,識力敏銳,也不是衝動派,凡事必經縝密分析,非玩玩下之九流政客。上周他居然選擇跳出來,公開提出一個鳥籠選舉方案,背後應不是一時衝動,多多少少是有巨大的政治計算。

這些計算,其實也是他們同代(或上下一代)民主派,一直信守的政治遊戲潛規則:只要忍一忍,入到北京定下的入閘門檻(如立法會、特首選舉等),就可以楔入去,慢慢地將個夾縫拉大,最終會達到真正的民主。

假如你是一個正常的八十或九十後,看到這裏,必然是炒蝦拆蟹一番。不過,部分民主派前輩對我有提攜之恩,要我像部分朋友般,對民主派前輩口誅筆伐,非本人之願。不如換轉一個角度來說,究竟為什麼上一代的民主派前輩,會有如此想法?這個想法的論述基礎又在哪裏呢?

上周在家,買執屋,執出一份由太平山學會於1986年一個研討會,呈交的文章講稿,有關香港未來政治體制的發展及建議。談到未來九七後的立法機關,他們倡議:

「產生方法:(1)功能選舉:40%的席位由按功能組別劃分選舉團舉行選舉產生;(2)比例選舉:60%的席位按參選名單按比例代表制舉行選舉產生。」

假如以現時的標準來審視這些建議,簡直保守到極點。一來,一個支持民主的團體居然同意有功能組別選舉,而且竟佔議席40%;二來,直選議席居然是用比例代表制產生,有冇搞錯?

「騎呢」方案產生原因

太平山學會是民主派一員,當日負責宣讀這份文章的,就是何俊仁。後來太平山學會與一些民主派組織籌組港同盟,以及組建民主黨,這是後話。但就從這個建議可見,當時的所謂民主派,其實是相當溫和及保守。

為什麼他們會倡議一個如此「騎呢」的方案,理由好多,但從當時的社會經濟環境來說,類似太平山學會等民主派組織所提出的政制發展方案,絕大多數不是急風驟雨式的民主改革。這是與當時民主派提出及信奉之「香港中產階級」的論述,有密切關係。

這套論述的基本前設,是香港社會的穩定力量,不一定來自工商界,更多的是來自香港社會各行各業之中產階級,特別是專業人士。在九七過渡期間,假如這些中產階級出現人心不穩,甚至大規模的中產移民潮,香港必然產生社會混亂,影響繁榮穩定。

在這套論述之下,香港中產階級的精神面貌,是被描繪為一班求穩定、怕動亂但對民主、自由及法治等理念有執著及有理念的專業人士,他們不希望一朝變天,政治上雖不太熱中,未必親英,卻不一定親共,但至少在民主步伐方面不能倒退,更要求北京信守「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諾。這就是香港中產階級的所謂「保守性」。由於香港中產普遍存在這種保守基因,民主派組織在提出政制方案時,不可能太急進,以免失去他們的支持。

三言兩語,好難將整套「中產階級」論述寫得非常詳盡,不過,這套「香港中產階級論述」至少發揮到一個重要作用:令當時的中英政府,覺得香港中產階級在整個政制發展之中,變得相當「有關係」(relevant),即是說,中英政府在考慮香港政制發展甚至公共政策的時候,不能一味照顧大財團大商家之利益,更不能不考慮中產階級之利益及需要。這套「香港中產階級論述」,既有學者撰文提出,亦有社會人士出來附和,儼如一套極為完備的香港社會階級分析,造成了政府不得不注視的「中產現象」。隨論述於八九十年代發酵,代表這班中產階級,或相對進步(progressive)中產階級利益的政治團體,就是民主派。結果令民主派成為日後香港討論民主發展之中不可或缺的聲音,由無關痛癢的一班人,「升呢」變成相當「有關係」(relevant)之政治力量。

中產論述何為成功?

「香港中產階級論述」如何為之成功?其中一個指標,是令北京及本地親中力量,「誤信」要在香港長治久安,需要得到中產階級支持(2003年之後才大徹大悟,重返基層,派糖派「數」予市民更有選票力)。於是,有親中政治力量花了不少力氣,試圖洗刷基層形象,出現了穿polo shirt之「白頭劉德華」以吸引中產選票;北京駐港機構搞了一大堆專業組織及跨專業聯盟,試圖吸納更多專業人士加入;至於傳統專業人士獲邀上京交流、國情班、訪問團等,更絡繹不絕。

對民主派而言,除了基層選舉令泛民可以在地區扎根之外,中產階級的支持更不斷保送民主派人士入去議會,成為香港政治上一股重要力量。因此,從民主派前輩的角度來說,經過三十年的努力,至少令民主派的聲音,成為了香港政治上一股不可或缺的勢力,成績得來不易。君不見現在講2017年特首普選,要勞動到喬老爺搭三粒鐘飛機親赴深圳向民主派「挑機」,難道不是成就嗎?回想三十年前,香港民主進程是中英兩國之事,所謂精英如飛哥、鄧蓮如及鍾士元亦只能在旁邊擔仔搖旗而已,關你香港人叉事?更遑論民主派的聲音?

不過,在激進派眼中,「香港中產階級論述」的死穴,或者是盲點,就是所謂「失敗主義」,即是民主派只佔道德高地,不願意硬碰硬,遇上北京(或九七年前之英國)強硬反對,立即縮,由爭取八八直選到現在的2017年普選均如是,次次失敗次次退卻。

但對這班民主派前輩而言,爭取民主必須照顧雙現實﹕香港中產階級其實是相當保守,怕死怕亂;其次,香港政治前途掌握在別人手上,九七年前是英國及中國,九七年後是北京,後者把權力看得非常重要,怕民主開放會帶來動亂,甚至遭到奪權。因此,爭取民主只能「寸土必爭」,其定義就是:「人畀幾多你就幾多」。

說服到新一代中產?

過往三十多年,民主派靠「香港中產階級論述」 之紅利,維持政治影響力。但是,三十年後的今天,這班送民主派上去政治舞台之保守及怕死怕亂的中產階級,好多已屆六十歲,甚至有些已經退休了,部分更可能是老闆階級,搵大錢養番狗,坐郵輪鬧中共。新一代的中產階級(七十後或八十後)是否仍可用此分析框架,仍然有幾支持民主派呢?他們是否仍然不敢硬碰硬呢?他們是否仍然覺得,「人畀幾多你就幾多」就是香港民主發展的硬道理呢?而現在的民主派前輩,風光了三十多年,是不是倒過來被這套論述綁架,面對愈來愈激進及對立的外部環境,不肯轉型求變呢?當然,你可以進一步問:究竟七十後或八十後的世代,還有多少人是中產階級呢?

民主之父所提的方案,其實是代表哪一班人,或者是哪一個階層的利益呢?是過往享受論述紅利的民主派人士及其支持者,還是現在捱到水深火熱,七八十後的所謂「中產階級」呢? 假如他提出的方案,是要試一下社會水溫的話,究竟是為誰而試、向誰而試及為何而試呢?大家無謂深究,反正,他也道歉了,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