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3月18日星期一

丘亦生: 城鎮化泡沫




「中國城鎮化規模之大為人類歷史所未有,不僅對中國的發展很重要,而且會影響世界。」新任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周日在剛上任的記者會上指出。城鎮化過程作為中國未來的經濟潛力,新任領導人上任前已經念念不忘,但是否必有迴響,在我看來,似乎是困難總比辦法多。

過去五年,中國城鎮化由45.9 %提高到52.6%,表示超過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30 年間,5 億人由農村來到城市,相當於英美法意的人口總和,確實是人類史上最短促的大遷徙。估計到2030 年,續有 3 億人以螞蟻搬家的方式變身城市人。

歷史上城鎮化或城市化的經驗,往往意味着大量農民由低生產力的農業,轉行至製造業或服務業,生產力得以提高、推動經濟增長之餘,亦改善自身待遇,為城市帶來大量基建及消費需求,因此城市化是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必由之路。有一個說法,指內地新一輪城鎮化,將帶動額外40 萬億元人民幣的投資,即 10 4 萬億計劃,難怪是可以令股民立時醒神的一個投資故事。

城鎮化非經濟火車頭

可是,習李新班子把城鎮化作為一個經濟發展的核心政策,卻不無爭議。瑞信香港董事總經理陳昌華最近便發表報告,認為沒有歷史證據,支持城鎮化是經濟增長火車頭的說法。即使城鎮化水平接近的國家,經濟發展水平及增長速度,都可以差天共地。

陳昌華發現,全球共有 23 個國家的城鎮化水平,與中國相若,但人均GDP 最高與最低的國家,卻可以相距 46 倍。過去五年的經濟平均增長速度,亦可以由倒退 0.9% 到增長 12%。若刺激經濟的主因並非城鎮化水平,會否是城鎮化的速度?陳昌華亦發現,在 1960 年至 2011 年的 51 年間,全球有 16 個國家,城鎮化水平從 45% 升至 65%,但它們的經濟增長,與全球平均水平沒有太大分別。

城鎮化過程未必是經濟發展的功臣,但其代價及挑戰卻顯而易見,大量人口入城,勢將引發擠逼、市容及治安問題,人流及車流帶來的污染,近月北京的居民已深受其苦。本地人口與外來人口的衝突,一個拿揑不好,也會影響社會穩定。港人面對的雙非童及與內地人爭奪醫療資源等問題,相比之下,只是小菜一碟。

況且,城鎮化發展到現在,也要服膺於邊際遞減定律,始終易摘的果實都已摘掉,未來再要理順人口遷移的過程,便無可避免要進行大量改革,包括現有拒人於千里的戶口制度、土地制度、社會保障制度、教育制度、中央與地方收入分配制度,甚至有指人民幣的改革步伐亦要配合。環環緊扣,牽一髮動全身,無論新班子千算萬算,有多少博士學位都好,都很易出錯。據講,法國大革命也是因為城鎮化的弊病處理得不好而觸發的。

政制改革欠缺包容性

正如兩名著名經濟學者的力作《Why Nations Fail》所指,只有一個試圖包容各方利益(inclusive)的政治制度與經濟制度,才可以保障私人財產,激發創新,啟動良性循環,促成經濟的真正可持續增長。內地目前在經濟制度方面,嘗試向包容廣納的方向邁進,但政治制度卻依舊是缺乏制衡的榨取型(extractive),兩者其實很難兼容。連李克強也承認,「現在觸動利益往往比觸及靈魂還難」。要成功,便要放權讓利,沒有政治體制方面的改革,恐怕險阻重重,而這正正是李克強也沒有把握的地方。前總理溫家寶說了政改十年,也沒有寸進,何況李克強連說也不敢說。

一般城鎮化過程,總是伴隨着農民收入改善,貧富差距收窄,但中國卻是貧富差距擴大的特例。我擔心,沒有政治改革配合的城鎮化,會把幾年前4 萬億救市的毛病複製 10次。如果無視人民的折騰,數字上應該會很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