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城鎮化規模之大為人類歷史所未有，不僅對中國的發展很重要，而且會影響世界。」新任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周日在剛上任的記者會上指出。城鎮化過程作為中國未來的經濟潛力，新任領導人上任前已經念念不忘，但是否必有迴響，在我看來，似乎是困難總比辦法多。
過去五年，中國城鎮化由45.9 %提高到52.6%，表示超過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30
年間，5 億人由農村來到城市，相當於英美法意的人口總和，確實是人類史上最短促的大遷徙。估計到2030
年，續有 3 億人以螞蟻搬家的方式變身城市人。
歷史上城鎮化或城市化的經驗，往往意味着大量農民由低生產力的農業，轉行至製造業或服務業，生產力得以提高、推動經濟增長之餘，亦改善自身待遇，為城市帶來大量基建及消費需求，因此城市化是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必由之路。有一個說法，指內地新一輪城鎮化，將帶動額外40 萬億元人民幣的投資，即
10 個 4 萬億計劃，難怪是可以令股民立時醒神的一個投資故事。
城鎮化非經濟火車頭
可是，習李新班子把城鎮化作為一個經濟發展的核心政策，卻不無爭議。瑞信香港董事總經理陳昌華最近便發表報告，認為沒有歷史證據，支持城鎮化是經濟增長火車頭的說法。即使城鎮化水平接近的國家，經濟發展水平及增長速度，都可以差天共地。
陳昌華發現，全球共有 23 個國家的城鎮化水平，與中國相若，但人均GDP 最高與最低的國家，卻可以相距
46 倍。過去五年的經濟平均增長速度，亦可以由倒退 0.9% 到增長
12%。若刺激經濟的主因並非城鎮化水平，會否是城鎮化的速度？陳昌華亦發現，在 1960 年至 2011 年的 51 年間，全球有
16 個國家，城鎮化水平從 45% 升至 65%，但它們的經濟增長，與全球平均水平沒有太大分別。
城鎮化過程未必是經濟發展的功臣，但其代價及挑戰卻顯而易見，大量人口入城，勢將引發擠逼、市容及治安問題，人流及車流帶來的污染，近月北京的居民已深受其苦。本地人口與外來人口的衝突，一個拿揑不好，也會影響社會穩定。港人面對的雙非童及與內地人爭奪醫療資源等問題，相比之下，只是小菜一碟。
況且，城鎮化發展到現在，也要服膺於邊際遞減定律，始終易摘的果實都已摘掉，未來再要理順人口遷移的過程，便無可避免要進行大量改革，包括現有拒人於千里的戶口制度、土地制度、社會保障制度、教育制度、中央與地方收入分配制度，甚至有指人民幣的改革步伐亦要配合。環環緊扣，牽一髮動全身，無論新班子千算萬算，有多少博士學位都好，都很易出錯。據講，法國大革命也是因為城鎮化的弊病處理得不好而觸發的。
政制改革欠缺包容性
正如兩名著名經濟學者的力作《Why Nations Fail》所指，只有一個試圖包容各方利益（inclusive）的政治制度與經濟制度，才可以保障私人財產，激發創新，啟動良性循環，促成經濟的真正可持續增長。內地目前在經濟制度方面，嘗試向包容廣納的方向邁進，但政治制度卻依舊是缺乏制衡的榨取型（extractive），兩者其實很難兼容。連李克強也承認，「現在觸動利益往往比觸及靈魂還難」。要成功，便要放權讓利，沒有政治體制方面的改革，恐怕險阻重重，而這正正是李克強也沒有把握的地方。前總理溫家寶說了政改十年，也沒有寸進，何況李克強連說也不敢說。
一般城鎮化過程，總是伴隨着農民收入改善，貧富差距收窄，但中國卻是貧富差距擴大的特例。我擔心，沒有政治改革配合的城鎮化，會把幾年前4 萬億救市的毛病複製
10次。如果無視人民的折騰，數字上應該會很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