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3月17日星期日

沈旭暉:阿根廷教宗與地緣政治二篇





沈旭暉:阿根廷教宗與地緣政治(上)

阿根廷樞機主教貝戈利奧成為教宗方濟,有評論認為只是教廷內部事務,對非教徒影響不大。羅馬教廷在今天的政經影響力自然不能與中世紀相比,但也絕不能低估,來自波蘭的前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就被認為是終結冷戰的最大功臣之一。現在首次有拉丁美洲主教成為梵蒂岡領袖,對地緣政治也會無可避免的帶來影響。

拉丁美洲民主化的鞏固力量?

拉丁美洲民主化稍早於東歐民主化出現,雖然至今大致完成,但基礎並不能算穩固。方濟在7080年代阿根廷軍閥掌權時代的表現,就被部分阿根廷人批評為過分妥協、軟弱,就像二戰期間的教宗庇奧十二世被批評對意大利法西斯政權包容一樣,也教人想起上任教宗本篤十六世因為年輕時加入希特勒青年團而受到質疑。對教廷而言,這類質疑並不陌生,而面對獨裁政體如何才能最有效保護人民,一直是永恆的課題,也不是我們現在能探討。

重要的是無論教宗本人怎樣想、無論他們本人是否真的對右翼獨裁者相對縱容,近年國際政治的發展,已把梵蒂岡納入「促進民主化」集團的成員。此所以若望保祿二世儘管與智利前獨裁者皮諾切特有若干交往,也要敦促後者落實民主制度;韓國軍政府倒台前夕,當地教會也扮演了重要角色。近年左翼思想盛行拉丁美洲,左翼執政也成為風潮,當中自然以剛離世的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為代表,這些領導人當中也有出現了獨裁傾向,但有了拉美教宗的出現,因其近年被賦予的普世價值,西方始終多了一個反獨裁的區域盟友。而對區內剩餘的非民主政體(例如古巴),新教宗也可能扮演促使和平演變的積極角色。

阿根廷教宗與美國拉丁裔

而且拉美教宗的地緣政治影響力,並不局限在拉丁美洲。由於拉丁裔美國人是美國人口增長最快的一群,而他們在美國境內並沒有明顯的精神領袖,無可避免地,他們也會視方濟教宗為「我們的教宗」,在面對諸如同性婚姻、墮胎合法化等國內議題時,可能更傾向從阿根廷教宗這個「外部勢力」爭取支持。這對近年影響力開始退減的美國保守派而言,應是好消息。但與此同時,美國宗教領袖一直是白人主導,他們不少是新保守主義者,相信「美國例外論」,像新教福音派的葛培理父子;但現在拉丁裔美國人有「自己人」教宗在境外聲援,可能反客為主,這或會是美國政治板塊移動的先兆,令美國傳統價值繼奧巴馬當選總統後,可能再次被修正。

方濟雖然是阿根廷人,但有意大利血統,在梵蒂岡內部除了得到拉美主教支持,也容易被西班牙和部分意大利代表接受。他當選教宗,固然反映梵蒂岡不得不接受21世紀宗教重心由歐洲向拉丁美洲遷移的客觀事實,但也是促進了拉美和南歐國家的互動——技術上,畢竟這是阿根廷人擔任了「南歐小國」的元首。南歐經濟近年發展緩慢,也一直有經濟學家認為新教比天主教更適合資本主義,但假如南歐跟發展勢頭不俗、文化相近的巴西、阿根廷等加強合作,這和歐盟內部的「南北矛盾」、國際經濟板塊的構成,也可能出現微妙的互動。

(之一)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教授、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國際關係研究月刊》總編輯



 
沈旭暉:梵蒂岡影響世界的兩個劇本-「香港教宗」與「梵三大公會議」(下)

新教宗當選,世界各地媒體都予以長篇報導,但也有人質疑教廷影響力被過份高估,認為誰當教宗對世界局勢也不會有大影響。其實梵蒂岡是全 球獨一無二能公開「干涉別國內政」的國家,因為它既有非國家個體(NSA)的本質,卻同時有獨立國家的外衣,除了直接控制各國教區,也參與不少天主教國家 的社會文化政策制定。若認為梵蒂岡不能再改變人類歷史,不妨參照以下劇本:

劇本一:香港教宗

理 論上,任何80歲以下的樞機主教都可以投票選教宗,同時也是教宗的候選人,例如在這次選舉,來自香港的湯漢樞機既可以投票,也有可能爆冷當選。由於中國不 接受梵蒂岡直接任命國內主教,認為這涉及主權問題,中梵建交一直沒有進展,但香港實行「一國兩制」,所以梵蒂岡還能直接「牧養」香港教區,並任命教區樞機 (這會否在若干年後變成敏感問題,值得關注)。理論上,香港教區原來還包括寶安、惠州等鄰近地區,向廣州總教區匯報,只是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無法履 行職務,才變成只涵蓋香港境內、直接與梵蒂岡聯繫。假如下一任教宗不知道因為什麼原因,由香港教區的華人樞機主教當選,無論這人多麼溫和,都必然對內地教 會產生巨大震撼,也會令地下教會士氣大振。屆時西方各國、全球非政府組織也可能大舉向梵蒂岡施壓,要求教廷比從前更關注中國事務。在北京眼中,固然可能因 為梵蒂岡由華人領導,感覺教廷相對容易溝通,但更可能會將這看作「西方帝國主義忘我之心不死」的表現、「顏色革命」新劇本,也難免有人提出要防止香港繼續 作為「外部勢力顛覆基地」。無論事態如何發展,都會成為國際角力的戰場。

劇本二:梵三大公會議

1962 年,教宗約望二十三世宣佈召開「第二次梵蒂岡大公會議」,會議長達三年,結束時的教宗已換成保祿六世,期間確認了梵蒂岡與時並進的改革,在宗教史上影響深 遠。但現代社會的變化速度遠超以往,近年教廷價值觀備受挑戰,「保守派」和「改革派」越來越難調和,信仰天主教的人數開始下跌,有教徒認為應考慮醖釀「第 三次梵蒂岡大公會議」,以正面回應諸如女性擔任主教、使用安全套、墮胎合法化、同性婚姻等議題的新趨勢。然而上次梵二會議,已令保守派頗為不滿,假如下任 教宗舉行「梵三」,而沒有調和兩派共識的能力,卻可能導致天主教全面分裂。歷史上,天主教的諸多教派,都是因為對教義理解不同而分裂出來,假如在21世紀 再發生大分裂,甚至是其中一派離開梵蒂岡另起爐灶,雖然會令「舊梵蒂岡」元氣大傷,卻也會製造多一個政教合一的權力中心。無論這中心設在哪個大洲,都會對 世界權力分佈產生根本影響。

當然,以上劇情目前發生的可能性不大,但絕非天方夜譚,其他戲劇性劇本還有不少。正是因為梵蒂岡並非一般國家、有一般國家沒有的潛在影響力,它的領袖才必須被關注。假如梵蒂岡繼續強化其跨國身份,也會啓迪非國家個體在21世紀發揮能量的無數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