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耀廷提出佔領中環，一石激起千層浪。
我常被稱為溫和民主派，致力促進各方就香港民主化問題進行溝通。在處理2012年政改的時候，普選聯的學者在辯論「超級區議會方案」和「大量擴展區議會互選方案」的時候，戴耀廷卻搜索枯腸，獨個兒在研究如何將傳統功能組別（如會計、保險等）開放給民眾登記和投票。他的目的是要在符合普選的標準下保留功能團體。我當時在想：終於找到一個比我更溫和的民主派學者了！
因此，當戴耀廷提出這個佔領行動時，大家都十分訝異，為什麼連學者都變得那麼激進？的確，此議提出，反映了知識界對民主發展的悲觀。這緣於中國過去兩年政治氣候日趨高壓、中央與民主派溝通倒退、中央駐港機關和報章對知識界圍攻、梁振英起用幾位在知識分子眼中的極左人物，而他本人多年來對民主自由問題三緘其口，卻用具體法律行動威嚇文人。不過，學者的失望和憤怒，比不上他們的憂慮和痛心。三朝特首，商人治港、公務員治港、「愛國力量」治港全都試過，最終還是焦頭爛額，再不透過制度改革處理管治問題，香港人還可以指望誰來管治？但三朝特首對民主改革的訴求，從充耳不聞、到「親疏有別」、演變到今天的「敵我矛盾」，我們從來未看見過香港如此分化矛盾。
憲政是為政治、社會、經濟領域提供制度框架，讓公民生活其中知所進退。但香港每次大選，兜兜崂轉只在最基本的（雙普選）憲政問題上糾纏，將就業、教育、醫療、文化等問題擱置一旁。如此空轉下去，香港怎會不亂？我們如何對得住下一代？
透過公民抗命的方式 喚醒各人的良知
2017年，按中央的承諾，可以普選特首，亦是徹底解決憲政問題最關鍵時刻。如果最後中央和香港的建制派仍想提出一些違反國際普選標準的選舉辦法，繼續拖延民主改革，我很相信香港將會進入亂局。誰願意看見善良的年輕人與盡忠職守的警察肢體衝突，然後鋃鐺入獄？我希望市民明白，戴耀廷現在提出來的佔領行動，並非要加劇社會衝突，而是要透過公民抗命的方式，喚醒各人的良知，共同化解社會矛盾。
所謂公民公抗命（或稱公民不服從，civil disobedience），意指公民主動拒絕遵守不合理的法律、要求或命令，而不訴諸暴力。這概念最早是由美國人亨利‧梭羅（Henry
D. Thoreau）在1848年時提出，認為人們面對政府行事不公時，不一定要以暴易暴，而可以採取不支持、甚至抵制的方法。梭羅本人就曾以拒絕交稅來抗議奴隸制度及與墨西哥的不義之戰，並且欣然下獄以喚醒民眾對奴隸制的反思。
梭羅的非暴力觀點，深深影響後人，包括帶領印度脫離英國殖民統治的聖雄甘地。甘地同時受到源自耆那教、佛教和印度教的「萬恨捨」（ahimsa）的影響，認為沒有人或團體能夠徹底了解真理，那麼就不應該以暴力手段強迫別人改變其對真理的不同看法。甘地認為暴力所激化的偏見與恐懼，反而會強化壓迫者的力量。即使暴力有時能推翻暴政，但暴力革命的過程無助建設正面的治理力量。
甘地提倡的不服從運動很簡單：反對不公義的法律、違反該法律、然後承擔其後果。他相信民眾以安靜而莊嚴的態度面對苦難，必然能夠喚起壓迫者的良心，而降低鎮壓行為背後的敵意。於是，壓迫者不但無法迫使對手屈服，反而會改變自己的思想。甘地稱這手段為「真理之力」（satyagraha）。
聖雄甘地與公民不服從運動
他帶領最著名的公民不服從運動，莫過於「食鹽長征」（Salt March）。當時印度殖民政府壟斷食鹽的生產，對其銷售課稅，並禁止民眾私下製鹽，甘地認為政府的做法等於把鹽從人民手上偷走，再逼人民以高價買回。甘地於是推動造鹽運動，藉覑對抗生活「小事」上的不義，令群眾領悟自己龐大的力量，有權取回原本屬於自己的一切事物。在1930年3月21日至4月6日，他帶領數以千計民眾行走400公里到海邊取鹽而不交稅予政府，結果被政府不經審判送入監獄。他的同志、詩人奈都夫人便率領2500名支持者，以最整齊的隊形步向達拉沙納製鹽廠，要求採鹽的權利。6名英國警官指揮400名印度警察，用前端有鋼套的棍棒猛烈攻擊民眾，但每個示威者竟然毫不逃避、亦不用手擋隔棍棒，任由警察打得他們頭顱綻破與肩骨斷裂。後排的示威者既痛苦又憐憫地目睹前排的人倒地呻吟，冷吸一口氣，迎上前去，接受同樣的當頭棒打。義工們川流不息用擔架抬走傷者，警察打到自己筋疲力盡、打到有點意志動搖。事件卻迅速被國內外千多家媒體報道，引起公憤；而印度人卻以此為傲，並繼續用此方式破壞英國在印度的統治根基。甘地認為公民抗命令人明白到「即使是掌握最高權力的人，也無法在民眾不配合的情下實行統治」。
非暴力抗爭對於促進當代民主化的影響，可見於Karatnycky與Ackerman合著的How
Freedom is Won: From Civic Resistance to Durable Democracy一書。在他們研究的67個成功從獨裁政權轉型的國家中，七成是以非暴力的公民抗命來促使國家走向民主之路。這些國家的和平轉型和民主整固，有賴一個團結、非暴力的公民社會支撐覑。他們認為暴力抗爭引發更多鎮壓，而公民抗命除了有效對抗專制外，更能令參與者學習如何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並如何在達成目標的過程中尋求對話與共識。
安靜莊嚴
因此，當有一天戴耀廷帶領我們走進中環的馬路中間，應該是安靜莊嚴、不與任何人有肢體衝突；參與者要主動投案、在法庭不作抗辯，接受法律制裁。行動的重點不是要癱瘓中環，重點是透過自我犧性，喚醒各方對現時不公義的政治制度進行反抗，和表達對這城市的前路深切的關注。
作者是中文大學公民社會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