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曆新年過後幾個星期氣壓都是低的，特首普選的「預選」成了最具想像空間的政治討論，到底什麼才是預選，是在哪一個階段進行，是預選過關始可報名角逐，抑或是接受報名後還要經過預選才可成為候選人，至今爭論不休。那天我看到社交網絡有人把預選叫作「御選」，在政治苦不堪言的日子裏聊博一粲。至於葉劉淑儀說美國總統選舉也有預選，葉太那兩年史丹福大學研究所的學費可說是白交了，也請她不要再提曾經師從民主發展理論大師Larry Diamond。
港台風波在人們驚弓之鳥的日子裏再成為焦點，港台是一場永遠不會休止的政治戰爭要塞爭奪，從徐四民的大炮到董建華的嘲笑都不能讓港台從此變顏色，可如今這次卻令人直覺覺得這是最接近的一次，等於路口交通燈的黃燈，轉紅只是幾秒後的事。
中國人對勝負愛恨交加，「輸不起」是主因，「不能輸」是第二主因，第一主因和第二主因是邏輯關係，輸不起於是不能輸。香港特首預選到最終會被賦予哪種意涵表面上言之尚早，陳永棋在北京那番話卻露出端倪：不要說候選人，連預選人都不可以反對北京。職是之故，為了百分百保證不會有泛民爆冷勝出，遂而早於參選時已設關卡。這道大閘把任何有意參選的泛民中人以非選舉過程篩走，留下的是根正苗紅或根紅苗正的愛國愛港候選人，共產黨江山因而永葆。當然，事物的發展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香港社會不一定會跟隨中共思路轉進，這麼一來，就得施以外力。
最近這段時間的焦點是特首必須是「愛國愛港」，並且三番四次由不同層級官員說出來，毫無疑問核心便在這裏。愛國愛港是廣義上香港巿民的必然，中共期許的「愛國愛港」則是另一種，但又無法以明確清晰字眼臚列何謂「愛國愛港」。無法的原因，是不可能白紙黑字寫下「愛國愛港」所有定義；相對西方國家也有近如此的關卡要公職人員或政治人物宣誓效忠，但西方簡單至是手按聖經說一段誓詞，僅此而已。不能全部羅列，是縱然挑明「愛國愛港」定義而毋須赧顏，比如不得支持法輪功，比如不得支持港獨台獨，比如不得對中央說三道四，比如不得支持六四民運，然而，即便是這些都不能使中共安心，因為倘把所有「不得」一一呈列，總會掛一漏萬，或是下筆羅列「愛國愛港」條件時新情況還未發生，一旦冒現出來，「愛國愛港」就被殺個措手不及。
難列「愛國愛港」具體內容
一九八五年《基本法》開始草擬時，絕對不會想到四年後的六月四日北京城會有大批坦克血腥鎮壓，更不可能料估六四之後整個中國大陸萬馬齊瘖，因此《基本法》在如何令特首在六四事件與中共當權派同一立場的話半句都沒有，於是祭出「愛國愛港」這些空泛抽象字眼以代替「不可支持六四民運」這些實質內容和行為。這所以中共今天不可能為特首普選定下「愛國愛港」具體條件，一旦公布，中共即落於被動局面——只消有一樣未來發生的反中共行為沒有寫進今天的「愛國愛港」條件之內，於中共而言是管治上的崩敗。近期，社會有泛民聲音要求中共把「愛國愛港」定義清楚列舉，我不認為這事會發生，因為在語言偽術遠比梁振英高明的中共口中，連描述一個人高矮肥瘦都只能用「比較高」「比較瘦」類似客觀實是滑頭、把「基本上」這種欠缺精確闡述的字眼變成生活用詞的中共治下社會，它不會笨得為自己設下圈圈自我阻礙。香港今天面對的便是這樣的對手。
若果泛民仍然糾纏於如何要求中共就「愛國愛港」作出定義而爆發文宣戰，幾可肯定無功而還，唯一可以做的是如何在廣義的談判博弈與中共周旋。近代與中共談判而佔上風的是蘇聯（俄羅斯）及美國。美國在朝鮮戰場與中共談判兩年，雖然中共宣傳系統聲稱這是「中朝人民勝利」，但美國從一九五一年和談開始即處於上風，毛澤東想把撤軍列入談判主題，由於蘇聯領袖史大林急於停戰，中共只得把停戰剔出談判範圍。背景原因是韓戰消耗剛建政的中共大量資源，蘇聯當時雖比中共強盛，也無力負擔從人力到物質都如此昂貴的戰爭。美國以戰略絕對優勢與中共談判，當時代表中共在朝鮮開城談判的是後來於七十年代擔任外交部長的黃華，黃出身美國教會辦的燕京大學，一九三六年以翻譯身分陪同美國記者斯諾訪問延安，是中共第一代領袖裏少有的美國通。
中共談判囿於固定模式
停火談判表面上由北韓的南日大將為主代表，但全部操作由中共負責，南日及黃華在談判桌上的講話稿，由遠在北京的外交部官員撰寫，黃南二人依稿直念。這種談判方式好處是大原則能守住，弊處是不夠靈活，某次談判，黃華依足講稿開場就大罵美國，一口氣直說下去。美國談判代表覺得被人當頭大罵沒有意思，也不知如何回應，轉身起來便想離去。黃華看到對手離場，為之一愣，北京傳來的講稿沒有說到一旦美方代表離席應如何念下去，黃華呆了呆，只得脫線演出，拍桌大喊一句「回來」。美國對中共的研究一大重鎮是中共談判技巧，曾任國務院政策設計局長的密歇根大學教授索羅文（Richard Solomon）寫過著名的Chinese Negotiating Behavior Pursuing Interests Through
"Old Friends"（《中國談判行為：通過老朋友追求利益》），以及小惠特姆（Alfred
Wilhelm Jr.）的Sino-AmericanNegotiations:The Chinese
Approach（《美中談判：中國下法》），兩書都提到一樣，便是中共要面子，慣於在談判前聲稱自己的立場是顛撲不破的真理，絲毫不能讓步，然而美國卻在與中共談判過程中取得主動，關鍵在於美國擁有強大外交及軍事實力，迫使中共就範。
對香港的泛民來說，客觀上他們無以與北京對抗，連在同一實力層級也談不上，但這是否等於連坐在談判桌的資格都沒有，這是相當有意思的質疑。從索羅文和小惠特姆的研究，中共的底線並非牢不可破，黃華事件反映了，只要一旦打破中共設下的談判模式，情勢可能出現逆轉而不致一面倒，就等於黃華想不到美方談判代表在他大數美國不是時突然「玉石俱焚」離場，中共處心積慮的談判文稿只能對著美方代表留下的空椅，縱然如何文采飛揚道理足足，沒有對手、或者簡單而言對手突然轉到另一張談判桌，中共的談判計劃便無用武之地。套用在實際情況，當中共提出「愛國愛港」來為特首普選設限，泛民只有兩條路可走，其一，是向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說的「一開始毫不含糊說明立場不能退讓」的中共認命，若是如此，泛民無路可走只能全體投降。另一條路是索羅文所說的，「雖然中國人嚴謹規劃，但不一定能控制會談過程，常常在全然不清楚局面情下摸石頭過河」，突如其來的事態，令中共難以適應對手的轉變。不論同意與否，我覺得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的「佔領中環」有點類似第二條路的影子，否則親中宣傳系統毋須如此狂轟濫炸，招招穿心。
香港今天上空的黑雲是不對稱的談判地位導致，從中英會談北京狠批「三腳凳」開始，香港社會一直被視作不能信任和不能賦予資格的一群，就是在基本法諮委會年代或其後的預委會時期，香港通常被中共目為走過場或用以反制英方的籌碼。中共拒絕香港社會在中英談判的應有角色，傲慢行徑伸延到特區成立以迄至今。這三十年當中，類似的不信任纏繞不去，更多的是由上而下的恩賜式降臨，我完全相信中共內部的務實派明白香港社會的角色，然而在對抗英國殖民主義者的民族大纛下失去信任空間，回歸十五年的今天，特區政府仍在國民教育及愛國愛港兩事盤旋，表面是加強愛國教育，實是三十年來對港政策通盤失敗。
脫離現實的對港政策
說失敗，是由於對港政策脫離現實，亦是源自脫離現實下的朦朧信任關係。心水清者會發現，今天一再強調「愛國愛港」，豈不是在側面說明過去十五年對港政策完全荒腔走板？按道理，十五年來中共國力飛躍，以北京情報蒐集能力，英美外國勢力的孤臣餘孽不可能留活到今天，若是，早已拉出來示眾。然而，當孤臣孽子都望風而倒先後進入特區政府高位的時候，當堅壁清野到電視新聞前都播放《義勇軍進行曲》的二十一世紀第二個十年，不信任港人都是貨真價實的愛國愛港，倒過來提出中共早有答案的新時代「愛國愛港」議題。說到底，回到基本，不也就是對香港是「信」還是「用」的取態體現。
這不是政治問題，這是心理範疇。當一個人或一個政府一而再、再而三告訴自己，香港是外國勢力侵入更是英美走狗的時候，這個城巿必會墮入無窮無盡的捉巫把戲。中共是列寧式政黨，講的是從上而下的服從，依據革命年代模式。平情而論，當中共還是在野黨草創時期，列寧式政黨可以帶出工作焦點，推動社會加入革命，然而當革命完成或者已經取得大部分成功後，列寧式政黨再也不能適應新情勢，無法從革命年代的切入點嬗變成為轉出點，列寧說的what is to be done已然落下帷幔，未能做到革命成功後的新時代發展。準確而言，這便是從職業革命家的政黨轉變成代表民眾意見的政黨，這是需要what
is to be undone。而這一刻，我們看不到有此可能，相反是持續的what is to be done，從特首普選一再提出設限到極左思想抬頭，愈來愈明顯的不信任，愈來愈彰顯的龐然身影，是回歸後從未有過的。中共革命政黨的身分一天不除，香港的信任危機一天不會消退，香港會逐漸變成充滿階級鬥爭以及猜疑的城巿，這絕非鄧小平三十年前所願，不幸地是今天香港巿民所能看見到異化願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