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6月，香港的悼念者們在街頭合唱了歌劇《悲慘世界》中的唱段《你是否聽見人們歌唱》(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以紀念“天安門事件”。2013年2月，音樂劇電影《悲慘世界》進入中國大陸院線公映，正逢這部電影剛剛獲得第85屆奧斯卡三項獎項，電影期待在中國獲得情感和商業上的“共鳴”。
由法國作家維克多·雨果創作於1862年的《悲慘世界》講述了一個有關壓迫、解放和救贖的故事。在小說序言里雨果寫道：“只要在某些地區還可能發生社會的毒害，換句話說，同時也是從更廣的意義來說，只要這世界上還有愚昧和困苦，那麼，和本書同一性質的作品都不會是無益的。”
根據小說改編的音樂劇《悲慘世界》也在全球範圍內影響深遠。自1980年在法國巴黎首次公演後，立時風靡。1985年英文版在倫敦首演，之後被翻譯成21種語言，在43個國家上演，獲得近百項大獎（包括托尼獎和格萊美獎），觀眾逾6千萬。1995年，在慶祝該劇英文版上演十周年紀念演出中，17個不同國家版本的冉阿讓扮演者依次在各自國家國旗的指引下上台，每人依次用本國語言又演繹了其中的唱段《你可曾聽見人們歌唱》。
然而，2013年的音樂劇電影《悲慘世界》在中國大陸顯得有些水土不服。 這部電影在全球範圍內已經收穫了約四億美元的票房，香港一地就高達500萬美元。 根據中國電影發行放映協會的統計數據，截止3月19日，《悲慘世界》的票房是5700萬人民幣。同期上映的《西遊降魔篇》——香港喜劇明星周星馳執導的喜劇片，在中國大陸的票房已經突破十億人民幣。《悲慘世界》的票房只有《西遊降魔篇》的二十分之一。
中國曾是一個舉國同看音樂劇的國度——從1967年《人民日報》第一次出現“樣板”一詞，到1975年“樣板戲”被禁演，整整十年，中國人看到的是相同的幾部由西洋歌舞劇與京劇相結合的“革命樣板戲”（以京劇《紅燈記》、《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海港》、《奇襲白虎團》，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白毛女》，交響音樂《沙家浜》為代表）。樣板戲的流行由時任“中央文革小組第1副組長”的江青通過行政命令在全國推行。2013年，音樂劇電影《悲慘世界》在中國並沒有受到行政力量的干預，它遭遇的是更具有中國時代特色的“娛樂化”與“消費主義”。
古典音樂獨立樂評人許淥洋說：“《悲慘世界》這個音樂劇，是和當前國內大的文化消費娛樂化的調性有點不太對得上。現在大家都喜歡看嘻嘻哈哈的東西。”
音樂劇這種藝術形式成為電影被普遍接受的第一重阻隔。上海音樂學院作曲系副教授田藝苗說：“很多人沒法接受演着演着就唱起來這種形式，音樂劇畢竟是個西方的東西，很爵士化，中國人對音樂劇一直是有隔閡的，大陸地區沒有音樂劇的土壤。”
在談及“音樂劇電影”時，由香港導演陳可辛執導的《如果·愛》(2005)對於中國觀眾來講，是一個難得的並不陌生的名字，這部電影取得了3000萬票房。新華網在一篇名為《<悲慘世界>漸入佳境，最佳口碑創不俗票房》的報道中寫：“（《悲慘世界》）輕鬆超越《如果·愛》總票房，刷新了內地歌舞音樂劇電影的票房紀錄”。然而這一次記錄的刷新花費了八年的時間，似乎也在某種程度上表明音樂劇電影的稀缺。“音樂劇在中國一直沒發展，多年以來都有人試圖引進，包括春晚，有時候會出現一段所謂的音樂劇，蔡琴也在全國巡迴演出她的音樂劇，但是票房都不是非常好。”
廈門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鄭國慶說。
2005年9月，台灣歌手蔡琴作為頗有號召力的製作人兼主演，大型歌舞劇《跑路救天使》原定在上海演出三場，因觀眾反應不理想，縮水為一場。無獨有偶，2007年12月，投資6000萬元的原創音樂劇《蝶》在上海大劇院首演，主創團隊包括了音樂人三寶，劇作家關山，還聘請了音樂劇《巴黎聖母院》的導演、編輯、燈光等人員。然而最終票房收入只有2000多萬元人民幣，凈虧損4000萬元。
樂評人許淥洋說：“對於音樂劇的形式，如果它是一個比較輕鬆的，城市愛情劇的那種音樂劇，也許在中國票房會高一點。雨果的名字，《悲慘世界》這個名著對於他們來講沒有什麼吸引力了。”
2002年6月，音樂劇《悲慘世界》曾登陸上海大劇院，這出久負盛名長達20年的音樂劇首次出現在中國。根據上海大劇院總經理錢世錦在《新民晚報》上的一篇文章回憶，當時“演出持續了3周共21場，場場爆滿，最後一場演出時連過道上都坐滿了觀眾”。當時的票房總收入約1200萬元人民幣，是當時上海演出市場的票房收入最高紀錄。這揭開了中國引進百老匯經典音樂劇的序幕。以上海大劇院為例，陸續引進了《巴黎聖母院》、《貓》、《劇院魅影》和《獅子王》等。
然而最受歡迎的仍舊是題材更輕鬆，更娛樂化的音樂劇。2011年引進的中文版音樂劇《媽媽咪呀！》(Mamma Mia!)——一部家庭輕喜劇，便是其中翹楚。根據《北京青年報》的報道，截至2013年2月，它的票房已經達到了1.3億元人民幣。許淥洋認為：“其實這又牽涉出受眾的觀影心理，《媽媽咪呀》的誕生是基於911之後，美國老百姓也需要一個比較開心比較正面的娛樂。這樣的東西，在我們這裡就會相對比較容易接受。”
假使《悲慘世界》在中國的另一個時代上映，會獲得更多共鳴嗎？“精英文化曾經摒除掉我們壓抑的部分，19世界的現實主義作家，比如狄更斯、巴爾扎克、雨果其實在中國文化的比重是非常大的。《悲慘世界》要是放在那個時候演，票房會很好的。”廈門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鄭國慶說。
他言及的“那個時代”指的是文革結束後的1980年代，在中國近代史上被稱為“文藝復興”，同時也是音樂劇《悲慘世界》最為風靡和深入人心的時代。可以說，中國與《悲慘世界》失之交臂。
2011年，清華大學政治學教授劉瑜在接受香港《號外》雜誌採訪時分析：“中國的政治輿論，1980年代的核心問題是如何避免文化大革命重演，1990年以後的核心問題是如何避免天安門事件重演。所以政府有意無意地使這個社會去政治化。”此後娛樂化和消費主義成為“蒙蔽”文化生活的話語和方式。
我們這個時代是否還需要《悲慘世界》？正如雨果所說，只要這世界上還有愚昧和困苦，這個有關壓迫、解放和救贖的故事便不是無益的。小說家任曉雯在題為《關於<悲慘世界>——愛、恩典與救贖》的文章中寫道：“《悲慘世界》是大時代的史詩，更是冉阿讓個人心靈的史詩……。相比改變制度，改變靈魂是一項更艱難、也更根本的工作。願更多中國人喜愛《悲慘世界》。”
吳航是紐約時報中文網實習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