緬甸是中國眼中的邊陲文明，是中國遠征軍的悲壯戰場，兩國關係遍佈著迷人的歷史脈絡。
緬甸全國民主聯盟召開第一屆大會、萬事達信用卡安裝了第一台POS（銷售管理系統）機、離境表格被廢除了、新聞法案正在積極起草、第一家日報將很快誕生、汽車已塞滿了街頭……
在仰光，你感到一切都變得太快，舊秩序在瓦解，新嘗試不斷湧來。「你應該更早些來，天天有人在街上遊行」，不止一位本地朋友對我說。閉上眼睛，我幾乎可以想像那樣的場景，在壓抑了多年之後，人們要拼命表達自己。一切都那麼振奮人心，政治犯被釋放、新聞審查結束、反對派領袖昂山素姬的政黨再度集結，在每一場轉型發生時，總有一個曼妙的蜜月期……
我到來時，變化從政治領域迅速引申到經濟與社會生活，個人的創造力與慾望正被釋放出來。
在炎熱尚未散去的午後的小巷裏，坐在路旁的露天茶室內，這個城市總給我一種混雜的感受。在很多方面，它仍充滿異域風情。男人們穿著長裙式的「隆基」，常常當街展開再繫上，再在腰上打上一個突出的結；女人們的臉上總塗著白色粉末，這是本地的護膚品，穿著紅袈裟的小僧侶總端著黑缽四處化緣，不管你走到哪裏，佛塔與佛像總是抬眼可見。破敗與貧困仍四處顯露，那些英國人留下的紅磚樓無人理會，在日本早已淘汰的公共汽車仍開在路上，裏面擠滿了人，即使是五星級的酒店也要常備發電機，電力供應總是不足……但從城市的佈局、那殘破卻壯觀的英式建築，你完全可以想像它昔日的輝煌。這個仰光，曾是東南亞最閃耀的城市，在新加坡、曼谷、吉隆坡尚不聞名時，它就已經以文化活力著稱。這個仰光被一個封閉政治制度所扼殺，陷入了漫長的停滯與衰敗。
在來仰光之前，我對於緬甸幾乎一無所知。依稀記得諸葛亮的《出師表》中有「深入不毛」一句，這「不毛」可能正是指向這個地區。不過，這一印象也正表明長久以來的中國中心論帶來的可怕後果，對於中國來說，緬甸與中國周邊的很多小國一樣，不過是文明的邊陲，我們無須了解。而進入了現代世界，它則是悲壯的中國遠征軍的戰場（到了仰光之後，我才知道緬甸人對於我們引以為豪的遠征軍多麼厭惡，正是這場遠征為日後緬甸的內戰埋下伏筆，而遲遲無法結束的內戰，則阻礙了緬甸種種發展與變革）。
而至於過去的二十年中，像很多人一樣，這個國家在我腦中印象都是定格於昂山素姬，是一幕道德劇。當讀到她對於極權體制的分析，對於反抗的追問時，你感到一種深深的觸動。我還記得她在一九九一年的文章中對於恐懼的描述：「生活在一個否定基本人權的制度內，恐懼將成為每天的命令。恐懼被囚禁，恐懼被折磨，恐懼死亡，恐懼失去朋友、家庭、財產或生存手段，恐懼貧窮，恐懼孤獨，恐懼失敗。」而她相信生活在這樣的制度中，革命本質是精神上的革命，「一場僅僅要改變政府政策與制度以提高物質水平的革命，不會取得成功。沒有一場精神革命，那些創造舊秩序的邪惡力量會依舊運行，對於改革與新生的進行不斷造成威脅。僅僅去呼籲自由、民主與人權是不夠的。鬥爭還必須有一種決心，去為真理而犧牲，去抵制慾望的腐化影響、脆弱、無知與恐懼」。與捷克的哈維爾一樣，昂山把抗爭的實踐與哲學完美地結合在一起。
但當我站在仰光的街頭，才真實地意識到這個國家發生的一切是如此的複雜。緬甸的民主轉型不斷被動人地描述，描述者卻往往忽略了它複雜的背景，昂山素姬引人欽佩，但沉浸於她的個人故事則實在有失中肯。而緬甸與中國的關係，則更是遍佈著迷人的歷史脈絡，它足以折射出中國自身的特性——它常是令人不悅的。
人類的歷史往往充滿了意外。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馬尼拉與仰光，曾是亞洲最富裕與富有希望的城市，它們卻暗淡了。而身處此刻的仰光，倘若再過二十年，它再度大放異彩，分析家恐怕要總結出一整套嶄新的緬甸模式——和平的政治變革、高速經濟發展、穩定的社會秩序，這三者是如何相互保障的。屆時，此刻志得意滿的中國，恐怕才能對它表現出真正的好奇心。
許知遠: 體制內的反叛者
許信良仍相信，李登輝原本只是個過渡者。“蔣經國把最重要的人物一個個去掉，王昇外放到巴拉圭，也沒有選擇有孫運璇，他有被東北幫的系統，本土的林洋港、謝東閔也被排除掉”，他說，“李登輝是個技術官僚，沒有背景，真正的繼承人還是蔣家人。”
為他的大膽推測作証的，是以竹聯邦為首的黑道力量迅速擴張，在八十年代初，這些“外省挂”的黑道到處設立堂口，招兵買馬，從地下浮出水面，卷入正當商業與社會秩序。“這就像你們的民兵，不是正規武裝，卻可能在關鍵時刻起作用，蔣經國是靠特務起家的，蔣孝武除此外，還有黑道，這是他的私人武裝”，他繼續解釋說。
距離蔣經國逝世已四分之一世紀，重溫這些細節還有什麼意義嗎？一股對蔣經國時代的懷舊之風正在興起，他代表的是一個經濟增長、社會安定的時代，一種清廉、親民個人作風，更何況，他還在關鍵時刻，放開了政治與社會控制，開啟了民主化旅程。
“我不認為他對民主有貢獻，在形式上他沒鎮壓民進黨組黨，但這是因為他知道蔣家結束了，反正誰拿去了都一樣”，許信良可沒准備接受這套觀點，他可不相信一個獨裁者會主動放棄權力。當他還在洛杉磯編輯《美麗島周報》就這樣推測，因為作家江南在舊金山的遇刺，才打破了蔣經國的安排，蔣孝武難脫關係，美國的壓力又接踵而來。
這是一個歸國無望的流亡者的陰謀論的推測，還是一個深諳國民黨文化與蔣經國的局內人做出的准確分析？而20多年後，他對自己的觀點仍篤信不疑。
他曾經深得蔣經國青睞，是有“摧台青”之稱的權力本土化運動著力培養的對象。蔣經國深知時代已經改變，他不可能僅僅依賴於外省的統治機器來控制此刻的台灣，經濟增長與吸納本地精英，變成了新的合法性的支柱。本省人、中山獎學金獲得者、接受過西方教育、在中央黨部工作、還是《台灣社會力分析》作者之一，許信良是這個新貴集團中最耀眼的一員。
即使在“中壢事件”爆發後，蔣經國也未對他喪失信心。這一事件不僅是許信良個人、也是台灣政治史的分水嶺。這是“二·二八事件”三十年來，台灣第一次群眾暴動，一次對國民黨政權的公然反抗，反對者們突然嘗到了群眾的滋味。蔣經國克制了鎮壓的沖動，許信良不僅成為了縣長，還因此贏得了全台灣與國際性的關注。而在競選前，他因執意要參加這桃園縣縣長的角逐，被開除黨籍，是以獨立候選人的身份參選的。他仍被容忍了，倘若參看他被開除後言明心志的文章《此心長為中國國民黨員》，你會發現，他才是這個黨最理想的成員，他在這篇文章中表現出的心態仍是“忠誠”——他忠實於那個辛亥革命、北伐戰爭、充滿社會理想的國民黨，卻不是現實政治中的國民黨，他在省議員期間對民生問題的關注，正充滿昔日國民黨左派的社會關懷。他在文章結尾寫道：“吾黨無烈士久已，誠願以一己政治生命之犧牲，激勵吾黨黨魂黨德之復興！吾名雖不列中國國民黨黨籍，吾心願長為中國國民黨黨員！”
他成了體制內的改良者，一個可以容忍，偶爾還得到鼓勵的異端，蔣經國仍在考察他，或許還要更大膽的啟用他。“他這個人很深沉，完全喜怒不形於色”，許信良還記得在桃園縣長任上，蔣經國來視察，還進了他的宿舍，長談了五、六個小時，非常客氣的問他，許縣長，將來台北蓋捷運，是走地上好，還是走地下好。許信良的妻子則記得，這位小蔣總統極客氣溫和，但身體狀況不佳，在臨走前穿鞋子，費力地把腳伸進鞋子卻不得。
一直到1979年的橋頭事件，許信良才與這個體制徹底決裂，這個前國民黨黨員，半主動、半被迫的成為了“黨外”的領袖人物，成為了這個體制的首位重要的叛變者……（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