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人聽到我建議要以「佔領中環」爭取真普選，都會感到很詫異，奇怪我竟會提出這樣激進的建議。不過，他們只看到建議激進的表面，而我真正想作的也許更為激進——不單以行動改變香港的政治制度，從而建立真正符合普選要求的民主憲政制度，更要改變香港的政治文化，建立起能夠承托民主憲政制度的民主憲政文化。
從很實際的角度看，要令「佔領中環」行動成功，單靠泛民各大政黨的力量是不足夠的，必須結合所有希望實現真普選、並願意付出代價的港人才能凝聚足夠的力量（至少一萬人）。
在上一回政改，泛民政黨因為爭取普選，各自採取不同路線而出現分歧，導致彼此失去互信，要泛民主派在接下來的爭取真普選運動中共同合作，已變得極為困難。
這樣，就只可以回到最基本的位置，不再由各泛民政黨商討爭取普選的策略，而是由每個希望可以落實真普選的港人，以個人名義簽下「佔領中環」的誓約，由他們個人對其他同樣簽下誓約的人負上政治道德責任，從而實現普選。「佔領中環」運動將採用直接民主的方式，決定簽訂誓約的一萬人可以接受的真普選方案會是什麼模 式，以及整個行動將會採取的策略和步驟。
不過，「佔領中環」行動對香港現有的政治文化的最大衝擊，不在於直接民主這一點，而是要求我們行使民主權利之前，必須加進商討（deliberation）的成分，惟有這樣，才能突破香港現有的政治困局。
按我的建議，簽訂誓約書的人須承諾將會參與一個「商討日」。「商討日」的概念是參考兩位美國教授Bruce Ackerman和James Fiskin的建議而設計的（請參考Bruce Ackerman
andJames Fishkin, Deliberation Day, New Have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收集到一萬人的誓約書後，行動會組織一天「商討日」，在這天之前，可由學者或各政黨提出多個落實真普選的方案，並向所有參與者事先發放有關資料；到「商討日」當天，一萬名參與者分別前往多所學校集會，每個聚會點約有千多人。
「商討日」的第一部分是全體會議，可透過視像把各個聚會點連繫起來，由各方案的倡儀者向所有人解說方案的要點和理據，各聚會點的參與者可透過資訊科技直接向倡議者提問，並由倡議者直接回應。
第二部分則是進入小組討論的階段，各聚會點的參與者會安排到一個大約是十多人的小組，由事先接受培訓的組長帶領討論，按着各種要點，討論各個方案的利弊。
討論不一定要達成共識，而是在組長帶領下，參與者嘗試了解其他持不同意見的參與者背後的理念和論據。
「商討日」選出普選方案
完成分組討論後，透過資訊科技，所有參與者就幾個方案進行即時投票，最後得票最多的方案，就會成為這一萬人對真普選的立場，也就是大家對特區政府和北京政府的共同要求。
整個「商討日」的過程會透過電視直播，讓所有沒有參與的港人也可看見整個商討過程。當然，這一萬人經過商討而投票得出的方案，並不代表其他港人，只能代表他們自己的抉擇；但經過這樣的一個商討過程而得出的真普選方案，至少可給港人看到由參與者共同提出的方案，是經過理性和縝密的思考而得出來的。
「商討日」對香港政治文化帶來的衝擊，不單令泛民主派內部再次凝聚起來，得出在泛民主派內部具有公信力的共識方案，突破過去因紛爭而造成的嫌隙；它更可以向建制派、北京政府以至所有港人展示，在香港實行真正的民主憲政制度，不會帶來暴民政治或民粹主義，而是一個可讓不同意見的人，在公平的制度和程序下，能相互包容不同意見的制度。
至於，香港的政治文化也不會因引入普選而變得暴戾，反而證明港人已具備條件實現真正可以包容各方的民主政治。
有人可能覺得這建議已不再激進——要一萬人坐下來商討一整天，然後得出一個共同接受的方案，怎樣看也不能算是個激進的行動；那些熱中以即興行動爭取民主的人，可能會感到失望，認為我的建議以商討的理性換掉激進的激情，已不再激進了。
如果大家理解的激進是純即興行動式的激進，那麼我建議的激進就完全不是那樣；說我激進，其實是一場美麗的誤會。
我的建議若是激進，那是透過詳細計劃，有清晰的單一目標，準備以有限度違法的公民抗命行為去建立民主憲政的制度。我的建議當中的真正「激進」之處，應是重塑香港的民主政治文化，好讓建立起的民主憲政制度能有相配應的民主憲政文化。這種政治文化重塑的歷程，就由泛民主派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