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2月27日星期三

戴耀廷: 重塑香港的民主政治文化




不少人聽到我建議要以「佔領中環」爭取真普選,都會感到很詫異,奇怪我竟會提出這樣激進的建議。不過,他們只看到建議激進的表面,而我真正想作的也許更為激進——不單以行動改變香港的政治制度,從而建立真正符合普選要求的民主憲政制度,更要改變香港的政治文化,建立起能夠承托民主憲政制度的民主憲政文化。

從很實際的角度看,要令「佔領中環」行動成功,單靠泛民各大政黨的力量是不足夠的,必須結合所有希望實現真普選、並願意付出代價的港人才能凝聚足夠的力量(至少一萬人)。

在上一回政改,泛民政黨因為爭取普選,各自採取不同路線而出現分歧,導致彼此失去互信,要泛民主派在接下來的爭取真普選運動中共同合作,已變得極為困難。

這樣,就只可以回到最基本的位置,不再由各泛民政黨商討爭取普選的策略,而是由每個希望可以落實真普選的港人,以個人名義簽下「佔領中環」的誓約,由他們個人對其他同樣簽下誓約的人負上政治道德責任,從而實現普選。「佔領中環」運動將採用直接民主的方式,決定簽訂誓約的一萬人可以接受的真普選方案會是什麼模 式,以及整個行動將會採取的策略和步驟。

不過,「佔領中環」行動對香港現有的政治文化的最大衝擊,不在於直接民主這一點,而是要求我們行使民主權利之前,必須加進商討(deliberation)的成分,惟有這樣,才能突破香港現有的政治困局。

按我的建議,簽訂誓約書的人須承諾將會參與一個「商討日」。「商討日」的概念是參考兩位美國教授Bruce AckermanJames Fiskin的建議而設計的(請參考Bruce Ackerman andJames Fishkin, Deliberation Day, New Have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收集到一萬人的誓約書後,行動會組織一天「商討日」,在這天之前,可由學者或各政黨提出多個落實真普選的方案,並向所有參與者事先發放有關資料;到「商討日」當天,一萬名參與者分別前往多所學校集會,每個聚會點約有千多人。

「商討日」的第一部分是全體會議,可透過視像把各個聚會點連繫起來,由各方案的倡儀者向所有人解說方案的要點和理據,各聚會點的參與者可透過資訊科技直接向倡議者提問,並由倡議者直接回應。

第二部分則是進入小組討論的階段,各聚會點的參與者會安排到一個大約是十多人的小組,由事先接受培訓的組長帶領討論,按着各種要點,討論各個方案的利弊。

討論不一定要達成共識,而是在組長帶領下,參與者嘗試了解其他持不同意見的參與者背後的理念和論據。

「商討日」選出普選方案

完成分組討論後,透過資訊科技,所有參與者就幾個方案進行即時投票,最後得票最多的方案,就會成為這一萬人對真普選的立場,也就是大家對特區政府和北京政府的共同要求。

整個「商討日」的過程會透過電視直播,讓所有沒有參與的港人也可看見整個商討過程。當然,這一萬人經過商討而投票得出的方案,並不代表其他港人,只能代表他們自己的抉擇;但經過這樣的一個商討過程而得出的真普選方案,至少可給港人看到由參與者共同提出的方案,是經過理性和縝密的思考而得出來的。

「商討日」對香港政治文化帶來的衝擊,不單令泛民主派內部再次凝聚起來,得出在泛民主派內部具有公信力的共識方案,突破過去因紛爭而造成的嫌隙;它更可以向建制派、北京政府以至所有港人展示,在香港實行真正的民主憲政制度,不會帶來暴民政治或民粹主義,而是一個可讓不同意見的人,在公平的制度和程序下,能相互包容不同意見的制度。

至於,香港的政治文化也不會因引入普選而變得暴戾,反而證明港人已具備條件實現真正可以包容各方的民主政治。

有人可能覺得這建議已不再激進——要一萬人坐下來商討一整天,然後得出一個共同接受的方案,怎樣看也不能算是個激進的行動;那些熱中以即興行動爭取民主的人,可能會感到失望,認為我的建議以商討的理性換掉激進的激情,已不再激進了。

如果大家理解的激進是純即興行動式的激進,那麼我建議的激進就完全不是那樣;說我激進,其實是一場美麗的誤會。

我的建議若是激進,那是透過詳細計劃,有清晰的單一目標,準備以有限度違法的公民抗命行為去建立民主憲政的制度。我的建議當中的真正「激進」之處,應是重塑香港的民主政治文化,好讓建立起的民主憲政制度能有相配應的民主憲政文化。這種政治文化重塑的歷程,就由泛民主派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