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2月8日星期五

霍韜晦:揆度萬方,力挽狂瀾──癸巳年新春獻辭



法住 20132月號

人生有太多的奧秘,人生有太多的不可解。

就以人的出生來說,已是亙古之謎:為甚麼「我」要來此世上?不知道。既未徵得「我」的同意,亦未安排好「我」此後的行程。事實上作出安排也沒有用,生命的行程千變萬化,沒有任何一個生命可以被另一個生命安排。你只有自己上路。

孤獨是注定的,一切反應都要通過你自己的眼睛:你先學會索取、找尋食物,然後你學會自我防衛,守護你獲得的東西。

這是生之本能,如佛洛依德所說。自存與對外攻擊,構成人生的兩面:生與死、愛與恨。然後更有一股盲目的力量:愛羅(Eros),或稱為libido,催動人追求情欲的滿足,不管是非,沒有道德,但求肉體之快樂。

佛洛依德的觀點雖然偏激,但卻預言了此後人類的墮落。因為在他的理論系統裡,文明無根,精神無根,一切高尚的宗教、文化、藝術活動,只是欲望受挫折後的升華。難怪日人廚川白村也說:文學是苦悶的象徵了。

司馬遷著《史記》,也曾指出:「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太史公自序〉)

表面看,兩者說法近似。但若深一步看,司馬遷是理想受屈,性情藉文字的創作而出,為醜惡的現實另闢空間。千古之下,讓人仍然感受到作者追求理想的生命力,由此而生一景仰、嚮往、投入、承繼之情。所以並非欲望升華,其中的正大與光明,非佛洛依德可比。

佛洛依德自詡其學問為精神病理學,其實他是把人類的文化活動、精神活動下降為被壓抑的心理本能的活動。他創造出一個無意識的本能世界,並將之視為真我(本我,id)。他的說法如果成立,人類的文化活動和精神活動就污染了。
在佛洛依德之前,西方人亦有一段很長的時間承認人從自然狀態產生文明。所謂自然狀態,就是人人為了生存,不惜自相殘殺,人人都是自己的敵人,亦即森林法律,弱肉強食。霍布士、洛克、達爾文,或多或少都有這樣的傾向。為了自保,為了安全,於是須要成立政府,並承認主權在民,政府必須根據人民的意願來製訂法律。這是西方文化進步的一面。

其中的關鍵是西方人使用了理性的力量。理性的思維使人發現平等,進一步產生對人的自由選擇的尊重,近代民主制度由此產生。理性克制本能,文明開始。

可惜,這種克制不能徹底。人權的觀念,本來是用以支持平等,但卻為自私的人性留下空間,自由不一定理性,很可能只是一種欲望,植根於本能。

在這樣的文化之下人就無法認識理想,更無法建立高尚的人格。人人都為自己的利益而戰,為膨脹自己的擁有而努力,一切世俗價值:求財、求名、求權、求位……升上人間的殿堂,被合理化。於是天下滔滔,無不是為此折腰。歷史在倒退,文明在倒退。往日以理性架設的正義,轟然倒塌。人人都向上鑽營,而自忘其醜,居上以驕下,真是顛倒!人生下來,就是這樣追尋的嗎?難怪許多人厭倦。

西方文化五百年來,知識、技術的確不斷進步。但最後證明,這些原來只是工具,即成就世俗價值的工具。思想上講自由主義、功利主義,政治上講民主、人權,表面冠冕堂皇,但由於源頭不正,只是出自本能,出自自我,於是全部為魔所用。人與人相處,一切政治、經濟、社會活動愈來愈虛假。為了防衛自己利益,互相以語言撐拒,說出無數理由,其實是自欺欺人,內心並無誠意,於是整個社會信任破產,形成人類前所未有的大危機。

這一個危機足以摧毀人生存在的所有意義。人生下來,絕對不是要過一個這樣的生活。人不能向上,反而向下,難道要重新回到本能世界嗎?這是文明的警鐘,也是人生的警鐘。

歷史走到這一步,如何撥亂反正?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當年孔子面對禮崩樂壞,「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唯一的方法就是正本清源。孔子提出「仁」字,就是要點明文明,或禮樂文明的立足點在性情。人要與別人相感通,由此而成就一倫理世界、人格世界和文化世界。這才是生命的追求。

是的,生命究竟追求甚麼?是上文所說的世俗價值,求名求利,求權求位,還是生命的成長、精神的超升?知道人生下來,就是要求道,要承擔人類走向理想的使命。若一味發展技術與戰爭工具,只有使人類步向深淵。

人應有使命,而不是役於本能。人有能力發展出文明,便應該有能力化解自己的野蠻,而不應讓文明出軌,危害下一代。這就是使命,立足於性情,待人如己。這不只是理性的認識,更是人情的自然流露。克己復禮,修己以敬,時時體察戒懼,才能免於下墜。

於此癸巳新春,望我同道,均能立定腳跟,堅定意志,深入生命之秘密,做一個不向本能下墜的現代人!揆度萬方,力挽狂瀾!

春聯:癸揆萬方 九思君子

   巳已是事 三吐周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