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住 2013年2月號
人生有太多的奧秘，人生有太多的不可解。
就以人的出生來說，已是亙古之謎：為甚麼「我」要來此世上？不知道。既未徵得「我」的同意，亦未安排好「我」此後的行程。事實上作出安排也沒有用，生命的行程千變萬化，沒有任何一個生命可以被另一個生命安排。你只有自己上路。
孤獨是注定的，一切反應都要通過你自己的眼睛：你先學會索取、找尋食物，然後你學會自我防衛，守護你獲得的東西。
這是生之本能，如佛洛依德所說。自存與對外攻擊，構成人生的兩面：生與死、愛與恨。然後更有一股盲目的力量：愛羅（Eros），或稱為libido，催動人追求情欲的滿足，不管是非，沒有道德，但求肉體之快樂。
佛洛依德的觀點雖然偏激，但卻預言了此後人類的墮落。因為在他的理論系統裡，文明無根，精神無根，一切高尚的宗教、文化、藝術活動，只是欲望受挫折後的升華。難怪日人廚川白村也說：文學是苦悶的象徵了。
司馬遷著《史記》，也曾指出：「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太史公自序〉）
表面看，兩者說法近似。但若深一步看，司馬遷是理想受屈，性情藉文字的創作而出，為醜惡的現實另闢空間。千古之下，讓人仍然感受到作者追求理想的生命力，由此而生一景仰、嚮往、投入、承繼之情。所以並非欲望升華，其中的正大與光明，非佛洛依德可比。
佛洛依德自詡其學問為精神病理學，其實他是把人類的文化活動、精神活動下降為被壓抑的心理本能的活動。他創造出一個無意識的本能世界，並將之視為真我（本我，id）。他的說法如果成立，人類的文化活動和精神活動就污染了。
在佛洛依德之前，西方人亦有一段很長的時間承認人從自然狀態產生文明。所謂自然狀態，就是人人為了生存，不惜自相殘殺，人人都是自己的敵人，亦即森林法律，弱肉強食。霍布士、洛克、達爾文，或多或少都有這樣的傾向。為了自保，為了安全，於是須要成立政府，並承認主權在民，政府必須根據人民的意願來製訂法律。這是西方文化進步的一面。
其中的關鍵是西方人使用了理性的力量。理性的思維使人發現平等，進一步產生對人的自由選擇的尊重，近代民主制度由此產生。理性克制本能，文明開始。
可惜，這種克制不能徹底。人權的觀念，本來是用以支持平等，但卻為自私的人性留下空間，自由不一定理性，很可能只是一種欲望，植根於本能。
在這樣的文化之下人就無法認識理想，更無法建立高尚的人格。人人都為自己的利益而戰，為膨脹自己的擁有而努力，一切世俗價值：求財、求名、求權、求位……升上人間的殿堂，被合理化。於是天下滔滔，無不是為此折腰。歷史在倒退，文明在倒退。往日以理性架設的正義，轟然倒塌。人人都向上鑽營，而自忘其醜，居上以驕下，真是顛倒！人生下來，就是這樣追尋的嗎？難怪許多人厭倦。
西方文化五百年來，知識、技術的確不斷進步。但最後證明，這些原來只是工具，即成就世俗價值的工具。思想上講自由主義、功利主義，政治上講民主、人權，表面冠冕堂皇，但由於源頭不正，只是出自本能，出自自我，於是全部為魔所用。人與人相處，一切政治、經濟、社會活動愈來愈虛假。為了防衛自己利益，互相以語言撐拒，說出無數理由，其實是自欺欺人，內心並無誠意，於是整個社會信任破產，形成人類前所未有的大危機。
這一個危機足以摧毀人生存在的所有意義。人生下來，絕對不是要過一個這樣的生活。人不能向上，反而向下，難道要重新回到本能世界嗎？這是文明的警鐘，也是人生的警鐘。
歷史走到這一步，如何撥亂反正？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當年孔子面對禮崩樂壞，「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唯一的方法就是正本清源。孔子提出「仁」字，就是要點明文明，或禮樂文明的立足點在性情。人要與別人相感通，由此而成就一倫理世界、人格世界和文化世界。這才是生命的追求。
是的，生命究竟追求甚麼？是上文所說的世俗價值，求名求利，求權求位，還是生命的成長、精神的超升？知道人生下來，就是要求道，要承擔人類走向理想的使命。若一味發展技術與戰爭工具，只有使人類步向深淵。
人應有使命，而不是役於本能。人有能力發展出文明，便應該有能力化解自己的野蠻，而不應讓文明出軌，危害下一代。這就是使命，立足於性情，待人如己。這不只是理性的認識，更是人情的自然流露。克己復禮，修己以敬，時時體察戒懼，才能免於下墜。
於此癸巳新春，望我同道，均能立定腳跟，堅定意志，深入生命之秘密，做一個不向本能下墜的現代人！揆度萬方，力挽狂瀾！
春聯：癸揆萬方 九思君子
巳已是事 三吐周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