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1月，張曉明仍未就任中聯辦主任，便先寫了一篇題為「豐富『一國兩制』的實踐」的文章和香港人打招呼。這篇提醒特區政府別忘了替《基本法》第23條立法的文章，引起過一陣爭議。我記得當時有不少論者以「火上加油」形容它的效果，說它又會惡化內地和香港矛盾，加劇港人對中央干預本地自治的憂慮。的確，那篇文章來得真不是時候。一方面，國民教育的問題還沒完全過去，香港人越來越懷疑梁振英是兒皇帝；另一方面，有些香港青年開始把「自治」提升到了獨立的地步，把港英旗幟舉得比「龍獅旗」還顯眼。那時候還在做港澳辦副主任的張曉明怎麼會在這個節骨眼上主動提起23條呢？
許多寫評論的朋友苦口婆心，總是想規勸中央要員體察香港民情，盼他們「讀懂香港這本大書」。他們老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強調，香港人的怨氣另有由頭，是政經制度扭曲的結果，必須治根治本，切不可再主動把它引向中港對敵的死局。我看他們當時回應張主任這篇文章，走的大概也是這個路子。
可是，我們有沒有可能換個角度來看，也許問題並不在於人家讀不懂香港，也不在於不願讀懂；恰恰相反，處理香港事務的袞袞諸公根本就另有一套閱讀香港的方式，而且一樣讀得津津有味。
說來簡單，這套讀法的主旨便是我們今天也能在梁振英身上見到的敵我邏輯。具體認識這套邏輯的實際操作，不能只是大而化之地把它歸結到抽象的共產黨傳統，還得了解香港這塊地方在這個傳統裏的意義。
（敵我邏輯之一）
梁文道: 合理偏見
香港可不簡單，你看約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的《榮譽學生》（The Honourable Schoolboy），一座外國記者俱樂部在他筆下簡直成了個間諜窩，滙聚各路人馬，關係錯綜複雜；這座城市真不愧是伊斯坦堡以外最活躍最奇詭的諜報中心。當然，這都是老黃曆了，冷戰年代的故事在今天還算是現實嗎？
「現實」這玩意並不客觀，決定其像貌意義的，往往在於觀看現實的角度，解釋現實的方法。在中共眼中，冷戰年代的香港既是一道難得的窗口，也是一個危險的化外之地，其地位無異於一個不起硝煙的戰場。在那個年代，所謂的對港工作難免就要染上一層秘密的地下色彩了。對付這種地方，很難不拉緊敏感的神經，把原有的敵我思維上升到一個非同凡響的戰略高度。這套思維，這種態度，便幾乎貫穿了一切相關單位，成為它們工作的原點和慣性。直到今天，這套在歷史當中積澱下來的意識，恐怕還很難擺脫得掉。這中間也不是沒有人試過改變，例如許家屯，結果他「叛逃」了，由此更見香港形勢之凶險，原有意識之不能鬆懈。
在這樣的觀點底下，把李柱銘說成是裏通外國的漢奸，懷疑○三年七一遊行的背後有英美黑手，將本土政治運動提升為「其用心不可告人」的敵對力量，便都成了「很有道理」的解釋了。面對這套自我證成，自我合理的邏輯，你跟他分析香港民怨的成因，政治制度的缺陷，其實都沒有太大的用處。偏見之所以是偏見，正在於固執。再多的事實說明，它都能選擇地忽視；再多的學理分析，它都能系統地扭曲。在這麼獨特的角度底下，他們會問的問題不是香港人為什麼要生氣，而是誰在煽動這些怨恨？那些「煽動者」又有什麼目的？他們彼此之間是什麼關係？……
一旦把局勢鎖定在敵我鬥爭的格局，你就會主動尋找敵人了。明明沒有，這種邏輯會替你生產幾個。明明可以緩解的矛盾，他害怕自己不夠強硬會敗下陣來。這種思維很遙遠很怪誕嗎？一點也不。就像現在的反共狂熱，居然連自命最反共，政治立場上已經非常本土的陳雲，也能被這陣烈焰燒出「投共五毛」的「真面目」。我們還可以說些什麼呢？
（敵我邏輯之二）
梁文道: 維穩香港
敵我邏輯實非專屬中共，由敵我思維所引起的激烈對抗，更加不是香港獨有。從以巴幾十年來不斷的血腥戰鬥，一直到近年美國左右兩翼的對壘，我們到處都看得見這種思維方式的固執與可怕。它的可怕，還不單是從不信任對手；而是偏執地把自己永遠設定在「這是一個最危險的時候」，總是要為自己尋找敵人。就算眼前看不到敵人，也能替自己生產出潛在的敵對勢力，好讓己方一直保持在緊張的戒備狀態，維續一套動員體制。如果真有敵手，那就再好不過，雙方可以一邊對抗一邊延續自己的元氣與生命，它們彼此需要，彼此是對方的傷口與刀，而且越走越極端，終於在己方陣營逼出一個比一個激進的原教旨鷹派。
然而，香港的情況比較令人擔憂的地方，是深埋在中央對港工作單位底層的敵我思維，會不會順便染上近年大陸的維穩病。所謂「維穩病」，就是以前我也在此談過的那種變態官僚邏輯：因為這個地方有維穩對象，所以我才有事可幹；所以我必須保持維穩狀態的存在，即便天下太平，也得生生逼出威脅穩定的敵人。否則我如何證明自己的價值？又如何增加自己的資源和人員編制，乃至於擴張手上的權力呢？
中聯辦更換最高領導班子，被認為是要舊人替錯舉梁振英負責。但這真的會為這些處理香港事務的相關部門帶來改弦易轍的變革嗎？很難講。別忘了○三年七一遊行之後，中聯辦也曾因為「收錯風」而受到指責。後來他們的工作可有做得更加到位？更加體察香港民情嗎？為什麼自那時候開始，質疑「西環治港」的聲音反而更加響亮？港人對中央政府的不滿反而變得愈加高漲呢？
我最害怕的，便是這裏出現了類似維穩邏輯的官僚惡疾。如果香港根本沒有「亡我之心不死」的仇敵，那還留着這麼多人幹什麼？因此，從元老支聯會一直到青嫩學民思潮，對付他們，都必須得上升到敵我矛盾的層次。正是敵人越多，我越重要。接下來就是要把局勢巧妙地控制在一個均衡狀態，既不能搞得太糟讓上頭說我沒用，也不能弄得太過平靜使上頭覺得用不着我。
但願這只是杞人憂天。要不然，香港想繁榮穩定都幾難了。
（敵我邏輯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