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解釋雙非問題，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決定藉「Vallejos案」（外傭居權案），要求終審法院尋求釋法，以澄清1999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就吳嘉玲案 釋法的效力。大律師公會昨天發表聲明，促請當局遵守自然公義原則，向終院申請委任獨立律師代表受影響兒童，保障他們的基本權利。但其實，香港必須維護的自
然公義，又豈止這些？
釋法茲事體大，筆者去年12月已撰文多篇疏理評析。終院即將於本月26日（即財政預算案公布前夕）開始審理，以判決是否接納當局的要求。審訊在即，筆者自覺有責任為港人進一步整理更多關於釋法的「是」和「事」。首先，由法官談起。
從終院1997年成立以來，案件都是由5名法官審理。根據《終審法院條例》第16條，聆訊及裁決的審判庭須由首席法官、3名常任法官，以及1名香港或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非常任法官（即海外法官）組成。
第16條並提到，當首席法官未能參與審判，他須指定一名常任法官代替。而當常任法官人數不足，則首席法官須委派一名非常任香港法官代替一名常任法官參加審判。另外，該條明文規定，倘若某終院法官曾於其他法庭參與審判某案，則不得以終院法官身份參與該案上訴到終院的審判。
目前，終院就只得首席法官馬道立，以及三名常任法官——李義、陳兆愷及鄧楨（鄧國楨）。而鄧楨由於曾以上訴庭法官兼副庭長身份，參與Vallejos案的審判，因此已肯定不能以終院法官身份再審。
但是，無論是馬道立，還是李義、陳兆愷，能否參與審判，都頗成疑問。
首 先，當年仍未擔任法官的馬道立，正正是1999年「吳嘉玲案」（港人內地子女居權案）中代表入境處的律師。馬道立當年曾經接觸過多少政府內部資料甚至機密 資料，又或是關於《基本法》、《聯合聲明》或兩國談判但又從未公開過的歷史檔案，以至這些資料和檔案會否影響他裁決，就只有天知、地知、馬道立和政府才
知。
至於李義和陳兆愷（以及已「被」轉任非常任香港法官的包致金）則曾於2001年以終院法官的身份參與「莊豐源案」（雙非嬰兒居權案）的 審判。而今次當局欲藉1999年釋法推翻的，就正正是兩位大法官在莊豐源案中的判決。須知道，當年的判決，不僅僅是兩人的看法，更是終院相對較為少見的五 比○一致裁決。
三位法官能否參與今次審判，已不是大家相信他們會作適當決定這麼簡單。要讓公義得到彰顯，更要在大家看得見的情況下得到彰顯 （Not only must Justice be
done; it must also be seen to be done），幾位法官便須在此案開審時，甚至司法機構須在此案開審前，向與訟各方及公眾清楚解釋，各法官能夠或不能夠參與審判此案的因由。
一 旦結論是首席法官和幾位常任法官須避席，即常任法官人數不足，則根據《終院條例》第16條，「首席法官須委派一名非常任香港法官代替一名常任法官參加審
判」。而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第7條，「凡指單數的字及詞句亦指眾數，而指眾數的字及詞句亦指單數。」換句話說，代替數目不限於1名。
不過，難題中的難題是首席法官必須主持審判（條文原文是「須出任終審法院審判庭庭長」），否則須指定一名常任法官代替，條文並無提到可由非常任法官代替。換
句話說，馬、李、陳三人位須避席的法官中，必須有一位留守！而今問題是，要是李義和陳兆愷避席，原因其實完全一樣，都是因為曾審理莊豐源案，不可能一人避 席、一人留守。亦即是說，可能出現的情況不出三個：一、三人一同留守；二、只得馬道立留守；三、只得李、陳二人留守。
居權案多年來已為香港 的司法制度帶來重重考驗、種種難題。如今，行政當局除了令到終院須在公眾、輿論、醫療和教育設施等多方壓力下判決，並且疑似要就着一些根本與 Vallejos案全無關係的事情屈服於人大常委會，更彷彿逼到終院陷於一個連法官能否參與審判都成疑問的困局。
大家或者真的要問：這個政府究竟要到什麼地步，才不得不放下架在司法制度頭上的那把達摩克利斯之劍（The
Sword of Damoc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