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振英以個人名義，向《信報》及特約評論員練乙錚發律師信，指練的文章〈誠信問題已非要害 梁氏涉黑實可雙規〉涉嫌誹謗，要求收回，否則採取法律行動。香港行政長官，就媒體的政治評論作出法律恐嚇，要人家收聲，我從事傳媒工作三十年，還是第一次聽過見過。
讀者可能會說，當年任政務司司長時的曾蔭權，不也曾以個人身份要告《東周刊》誹謗嗎？那次是他的前家廚涉及曾蔭權私德的報道，與政治沒有直接關係。今次梁振英的法律行動，完全是衝着針對他的政治評論而來，開了一個極壞的先例。
法律學者指出，政治人物，特別是手握大權的行政機關成員，不應也不能告人家誹謗，英國更有案例禁止政府對所謂誹謗進行興訟。原因簡單不過：
第一，權力要關在籠子裏受到制約，接受監察和批評天經地義。
第二，政治人物，特別是政府官員，掌握大量行政資源，對外界的批評和指控，若認為不實，可通過各種渠道作出澄清，而媒體也會爭相刊載。這種優勢，不但為一般平民百姓所無，即使是千萬富豪，也都望塵莫及。
第三，政府官員掌握龐大公權力，已夠懾人了，對批評意見，動輒誹謗興訟，就等於叫人閉口噤聲，不要再發出異議。若誹謗罪成，涉及天文數字的賠償，搞得人家傾家蕩產，其震懾作用之大，必定產生寒蟬效應，結果人人不敢聲張，萬馬齊瘖。
行政官員面對不實批評，可以開記者會、刊登廣告、接受訪問，或鬼鬼祟祟找一兩個媒體編輯記者吹風，作出澄清反駁，只要光明正大有理有據，一定可以取回公道。最拙劣最不智的方法，是用法律行動打壓，要人收聲，這是文明政治的普通常識，除非想效法新加坡的李氏父子，用誹謗興訟來滅絕反對聲音。
新加坡政府對異議聲音，包括在野黨和外國媒體的批評，都用誹謗興訟來封殺。起訴外國報章和記者不計其數，對國內的反對勢力，更是絕不手軟。有學者統計過，自一九七九年至二○○○年，新加坡兩位反對黨領袖惹耶勒南和鄧亮洪被控誹謗，先後達十多次，每次都誹謗罪成，涉及大額賠償，總數達數以百萬新加坡元，直至破產收場，被剝奪國會議席，又或流亡海外，才善罷甘休。
梁振英用法律行動對付批評者，即使暫時沒有像新加坡李氏父子一樣，動真格地要告到人家破產，這次發律師信的行動，已作用極壞。商人辦報是今天的主流，財團政商關係千絲萬縷，大都抱着寧得罪君子莫得罪官府的態度，以免影響其他生意。今回長官震怒，報館以迂迴道歉息事寧人，今後的尖銳批評會否知所收歛，叫人關注。
行政長官以個人名義發律師信要批評者收聲，其他官員會否有樣學樣？甚至變本加厲？媒體和評論者如果不想整天提心吊膽、日日如履薄冰，要繼續享有免於恐懼的自由，別無選擇，只能團結起來，集體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