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社會有些知識青年是這樣的：未有自由，先談自由主義之禍；未有民主，就先批判民主之虛妄。情況滑稽如青頭仔處男開街頭論壇，與群眾批判一下「戀愛是如何浪費時間金錢心血」。
這些後現代學者的理論，在得享建制民主和自由社會的西歐社會提出，才有批判作用。第三世界本來無一物，去批判不存在的東西，不是愚蠢就是心腸惡毒。大陸新左派講民主選舉、兩黨政治之局限，頭頭是道，未有民主，即談「超越民主」，即是例子。早前一篇書評《你為何不熱衷自由主義》就拿新左派「前進思想」和歐美知識分子比較，指出西方知識分子的社會建制是自由資本主義，所以知識分子要在較為邊緣的位置擔當批判者，自然選擇另一些專門批判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的學說。然而在自由革命未竟的第三世界侃侃而談自由民主之局限，就不免居心叵測，有轉移焦點之維穩之效。實為與權貴互為表裡，擔當合理化現狀的打手為實。
對於自由主義的批判，作為學理在學院中討論，就很好。但人不心足，又要在街頭上揚名立萬。於是那一套用來批判西方先進社會流弊的先鋒學說，就被硬生生移植到香港來。當香港連普選和公平制度都未有、還在擲蕉是不是暴力、大學生應不應該參加社運之類小學雞層次，就出來狂言民主制度是資本家的玩物之類，我們都聽過讀過不少，笑而不語的不知又有多少。拋書包不是這樣拋，唯恐不知道你讀過多少書的小聰明，我們見得太多了。
香港大學創立的時候，重理輕文，文學院起步較遲。當時港督盧押認為香港社會落後、根基不穩，年青學子不宜接觸西歐激進思潮。在反殖至上的民族主義者耳中，又是殖民官惡意愚弄中國人的陰謀。然而這在今天看來，又是十分現實的做法。
一種思潮來到社會，是製造問題還是解決問題，視乎該社會的發展程度、理論與現實是否接合。知識分子當然得風氣之先，但錯誤接引外來理論，後果可以很嚴重。二十年代的中國知識分子經日本請來了社會主義，養出了馬克思加秦始皇的共產中國；九七以後，新自由主義成為中環最時尚的理論，最後帶來了領匯怪獸、許多公共事業的市場化。今天香港面對中國的同化殖民政策，又有一小群知識青年高舉「階級分析」，高呼國族、文化、反共之虛妄。在某些過火的先鋒份子心目中，世上只有基於生產關係的階級矛盾才是真實的矛盾，其他一切文化消滅、人口殖民、身分問題，都是虛妄。
學術要講究背景，他們走得很快，身段語氣都像個英美公知，而不像站在香港的土地時空上。這類前進理論，未解決問題，就先製造問題。在香港一年內的迫切公共議題上，不論是雙非、奶粉、蝗蟲、自由行，他們反而高舉普世旗號要包容、要去中心、去國界，實質上卻是混淆公眾視線，包庇了整個跨境剝削的隊伍。冷靜的學理，反而成為他們為強勢開路、無視本地人慘況的理論支援。
說到底就是看見理論，看不見世界；看見自己，看不見後面的眾人。香港人知識好多，但常識稀缺。幼稚園學生就要學法文用英文串Dinosauria、十九二十歲的大學生已經能跳過文史哲直接去讀「文化研究」。香港人很聰明、知得很多，但社會大眾知識人卻也不見得很靠譜。後者無定向發癲跳線的時候，也帶著一股濃濃的社會科學學術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