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2月2日星期六

占飛 : 文過飾非




今年是佐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誕生一百一十周年。他生於1903年,四十六歲患肺結核不治,可謂英年早逝。英國Radio 4會改編他的小說為廣播劇,播足整整一個月。企鵝再版他四本書──《動物農莊》、《1984》、《巴黎倫敦落魄行》(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和《向加泰隆尼亞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並大量免費送出他一篇短文《政治與英文》。

由「奧威爾式」(Orwellian)這個日常用語可見奧威爾的成就。「奧威爾式」指極權政府監控人民、歪曲編造歷史欺騙人民、以恐怖手段消滅反對聲音,令人民活在恐懼中。這樣的政府在《1984》中稱為「大阿哥」(Big Brother),英國一個電視節目便以此為名。

《動物農莊》可能是獨一無二連孩子也看得明白的政治寓言。蘇聯已解體,此書對蘇聯的諷刺已經過時,但對權力和革命如何令人腐化,依然鞭闢入裏。書中的金句:「所有動物都平等,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和「兩腿好,四腿壞」,膾炙人口。

一針見血

加拿大名小說家艾藹媛(Margaret Atwood)自認是奧威爾的粉絲,九歲讀《動物農莊》,深感震撼,從此看穿漂亮、偉大的口號只是皇帝的新衣。奧威爾一針見血地指出:「不是為了保衞革命而獨裁,是為了獨裁而搞革命、迫害的目的就是迫害、酷刑的目的就是酷刑、權力的目的就是權力。」

如果說《動物農莊》可能過時,那《1984》肯定尚未。在小說中,奧威爾預言極權統治者會用科技嚴密監控人民,侵犯人民的私隱(例如今天充斥在街道、商場及大廈裏的閉路電視);用「麵包與馬戲」(bread and circus)──包括電視、色情、觀賞體育等──麻痹人民,令他們愈來越愈(dumb),不知反抗壓迫。他預言極權統治者會歪曲歷史。他說:「誰控制了過去,就控制了未來。誰控制了現在,就控制了過去。」(Who controls the past controls the future. Who controls the present controls the past.

語言偽術

奧威爾留給後世最歷久常新的莫如他對「語言偽術」的鞭撻。奧威爾把指鹿為馬的「語言偽術」稱為doublespeak,今人叫spin。方法包括:用錯誤的比喻掩飾真相:例如「金融海嘯」、「財政懸崖」。用價值中立的名詞掩飾殘酷的事實:如把「裁員」叫downsize,把「鎮壓反對聲音」稱為「維穩」。用隱誨、含糊、模棱兩可的字眼文過飾非,「西遊」公眾:如「沒講過不等於不存在」、「不排除會考慮採取進一步的措施」。他不只痛罵蘇聯和所有極權統治者的「語言偽術」,亦怒斥民主國家的政黨和政客的「語言偽術」。這些政治語言,都是令謊言聽來像真理(make lies sound truthful)及維護不能維護的(defense of the indefensible)。

六十多年過去了,「語言偽術」不單沒有消失,沒有減少,反而愈來愈多。不只政黨、政客、官僚,連其他社會機構,包括企業、學院、傳媒等,都不斷污染我們的耳朵。

奧威爾還有一句話,今時今日的港人聽來,應有深刻的感受!在《射殺大象》(Shooting an Elephant,1936)一書中,奧威爾講述他在緬甸當大英帝國警察的經歷,令他覺悟「帝國主義是邪惡的東西」(an evil thing)。可是,大英帝國雖將消亡,但「比起即將代之而興的年輕帝國,它仍要好得多」。(It is a great deal better than the younger empires that are going to supplant it.

語言要務實

奧威爾參加西班牙內戰回英國後,便堅決反對極權主義和支持民主社會主義(右派多數不提他這個主張),並立志「將政治寫作變成文藝」(make political writing into an art)。他在《我為什麼寫作》(Why I Write, 1946)一文中聲言:「當我坐下來寫書時,我不會告訴自己:『我要寫出一部文藝作品』。我寫,因為有些謊言我要揭露,有些事實我要敦促人們注意,我首要令別人聽到。」《動物農莊》和《1984》兩書,證明奧威爾說得出,做得到。

到今天,奧威爾的著作仍值得細讀,不單因為他鞭撻的不義依然存在,更因為他的政治寫作情理兼備,足堪垂範。英國及香港許多中學都把《動物農莊》列為課外讀本,為的是書中的教訓──權力令人腐化,民主的真諦就是怎樣監察、防止及阻止政府濫權──今天依然適用,而且可以學到怎樣寫好英文。奧威爾說過:「好文章就像玻璃窗」(Good prose is like a windowpane),讓人民看穿統治者在幹什麼。政治作家應是抹玻璃窗工人,把窗抹得乾淨透明。若然,政治寫作應使用簡單、具體、準確的語言。

得把口講

他在《政治與英文》中列出六條寫作守則,首四條是:一、不要使用陳腔濫調;二、可以用短字句的話,不要用長字句;三、任何用字可刪即刪;四、可以用主動語態,便不要用被動語態。官樣文章最喜歡用被動語態,因為要逃避責任。港英年代,有許多政府告示這樣開始:「汝曾被警告」(you have been warned),成為笑柄。

奧威爾這幾條守則令占飛想起史特倫(William Strunk,Jr.)和韋特(E.B.White)師生合著的《英文寫作指南》(The Elements of Style)。中學時,英文老師對我們一班「馬騮」說:讀好此書,便寫得好英文。書中說,要寫出風格,牢記四個字:平實(plainness)、簡單(simplicity)、條理(orderliness)和真誠(sincerity)。寫好中文也如是。
奧威爾認為,改革政治語言,可以改革政治。這個說法,如今看來,未免太「天真」(naive)。可是,一個政府用的政治語言,倒能反映它的本質。政府真心要「務實」,首先便要寫「務實」的文字,說「務實」的話。語言要簡單、具體、準確,才算得上「務實」。語言「務實」,施政才能「務實」,否則「務實」只是個「得把口講」的口號,用來蒙混公眾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