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走進房門，迎面就是那幅著名的黑白照片。那是在1980年3月18日的台北警備總部軍法處看守所第一法庭上。在頭戴白色頭盔的憲兵的押解下，“高雄事件”部分受審人一字排開、表情各異地站著。施明德正好在圖片中間，與身旁普遍的嚴肅與茫然的表情不同，他竟雙手插兜，咧開嘴在笑，那得意的神情，仿佛不是在一場很可能被判處死刑的審判上，而是出席一場朋友間的聚會。照片被放大、噴在一整面的玻璃牆上，似乎引你跨入另一個時代。
這不僅是他一生最重要的時刻，也是台灣歷史上最令人動容的“決定性瞬間”之一，這令人意外、漫不經心的笑容，像是在暗示在嚴酷的冬日正在過去，破冰聲正傳來。
在裡間的辦公室內的綠牆上，則掛著滿牆的小幅黑白照片。照片上都是台灣民主史上的著名人物與事件，黃信介、許信良、余登發、橋頭事件、《美麗島》編輯部，他都是這些事件的參與者與見証人，黑白的光影對比，令它們既真實又神秘，似乎牢牢地確認了對過往的解釋權。
我在台北郊區的一處幽靜的半山上的別墅裡，見到施明德。他身材高大，穿藍色牛仔褲、寬鬆的白襯衫，長發蓬鬆，鬍鬚修建得乾淨，整個人望去得體又瀟洒，既不像一位71歲的老人，更看不出25年牢獄生涯的痕跡。
他溫暖、客氣、瀟洒，卻又高度形式感。不管是我們見面的形式、還是談話內容，都給我這樣一種強烈的印象——在我遇的人中，再沒有一位比他對自身更富有歷史自覺意識。我們沒有面對面相坐，而是並排坐在兩張側過來的椅子上，一架小型攝影機則擺放在不遠處。我同朋友與他的兩個漂亮女兒，則列席在兩旁，這使得我們的談話像是一場會談，是為了鏡頭與聽眾而發表意見。他也正有此意，他多少擔心年齡尚幼的女兒，難以了解這個父親的多姿多彩的過往，他們間過分懸殊的年紀，多少令他覺得這種講述與記錄的緊迫感。
當他開口時，有一種奇特的“個人化的非個人語氣”，他在動情地講述自己觀點，卻又似乎代表著某種抽象的歷史敘述，有一種不容質疑的絕對性。
面對著我這個北京客人，他自然要從台灣“二二八事件”之的政治結構說起，似乎要給我補上一小節濃縮的歷史課。他的獨特性也因歷史背景，而倍顯突出。在他的自述裡，在他的公開談話裡，當然也在對我這樣的陌生拜訪者的講述中，他也一定會說起，他做過中華民國四任總統的牢，歷經蔣介石、嚴家淦、蔣經國與李登輝……
“台灣沒有一位政治人物比我資歷更深的，包括李登輝在內，儘管他年紀更長”。為他這個看法作注釋的是他在1962年的首次入獄。
很顯然，他已把50年前的一個躁動青年的遭遇，當作了一種成熟意識的反抗。這是他的一貫風格，他似乎很確信，自己早已形成了一種堅強、穩定的內在意志，正因此挺過重重難關。我對此多少有些懷疑，他有些太過浪漫化自己的過往，但我又不知如何反駁，倘若他沒有這樣的自我暗示，他怎能熬過那些漫漫長夜，“自大”與“先知”總是如影隨行。
當施明德站在1980年的法庭上時，不僅他的微笑，還有他的自我辯護，都顯得如此不可理喻，像是來自另一個時空，根本不知現實為何物。在法庭上，他大談對於自由、民主、人權的看法，對於台灣未來思考，解釋自己所創的“暴力邊緣論”，他不僅沒有為所謂“罪行”申辯的意思，甚至一開始就放棄了對個人命運的憂慮，他始終談論的是台灣的命運。
而在審判的間歇時間裡，他則趴在監獄的地板上寫出了洋洋灑灑數萬言的“遺囑”。在這篇副標題為“一個奉獻者的最後自白”的政治遺囑中，他回憶自己的一生（他不過39歲，卻感到死期將至），他的政治意識覺醒的過程，他對於台灣民主化過程的判斷。
時隔三十年，這份文本仍散發出一種詭異的魅力。那種高度自我與高度忘我的精神，竟這樣奇特的結合在一起。他毫不諱言自己正是“一九八O年台灣最轟動的男人”，而且以第三人稱的口氣自問“這個‘最轟動的男人’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物？”。他還許諾說“如果我還能活得夠久，我會把自己極端傳奇的一生，包括極精彩的一連串異國戀情，做更詳實的描述。”
但同時，在分析台灣民主的四大階段與四條路線時，他又表現出罕見的清晰，在身陷絕境、手邊毫無資料參考的情況下，竟寫得像是法律條文般富有邏輯性。而他大膽提出的“中華民國模式的台灣獨立”，不僅擊中了那個時代的國民黨統治的核心，而且仍適應於此刻的台灣……
二
1977年6月從獄中出來的施明德，想必難以想象人生還會贏來這輝煌的一刻。他在監獄中耗盡青春，如今妻離子散，母親去世了，大哥則在恐懼中難以自拔，一切卻要重頭開始。
進入監獄時，一切平常事物都變得珍貴，而重獲自由時，又意味著新的困惑與挑戰，和入監時一樣，它也先從一連串細節開始。
出獄第一晚上，接他的大哥安排他住旅館，他在抽水馬桶前不斷嘗試，把馬桶坐墊掀起再放下，不知該是蹲在上面，還是坐在上面。他不會用投幣電話，仍到電信局打電話，新型百貨大樓的自動門讓他很緊張，不知怎麼推門進去，第一次坐計程車則忐忑不安，不知該怎麼打開車門……在他被禁錮時，台灣的經濟起飛已經開始，一個忙碌的現代社會正在形成，這也是個混雜的、令人費解的新社會。
新事物或許容易掌握，舊的恐懼卻很難立刻消失，與人談話時，他眼光四處張望，到家裡，會習慣地搜竊聽器，到處亂塞東西，他不管到哪兒，背包裡都帶著衛生紙、肥皂、牙刷、牙膏，他被深切的不安全感包圍，不知什麼時候被抓進去。
最能表明這生命的斷裂感的，是他對女人的態度。剛出獄時，他走在路上注意的總是高中女生，他的趣味仍停留在入獄前，他是軍官學校的學生。在夜晚去酒店時，他緊張的坐在小姐們中間，陷入莫名的緊張。他的人生，像是在一枕黃粱夢後醒來。
或許最令人難以適應的是社會態度，這個仍未擺脫政治恐懼，又一頭扎進發財夢的功利味道十足的新社會，該怎樣接納這個幾乎毫無生存技能的政治犯？
他的第一份工作是貨車捆工，多虧另一位出獄政治犯人的幫助，他穿行在高雄與台北之間，是這個島嶼日漸繁榮的螺絲釘。那必定是個難安的時間，在一些時候，他把內心憤懣發泄到離開他的妻子與獄友身上——舉著橫幅到他們家開設的工廠前抗議。
不過，他恢復得比人們想象的要快得多，挽救他的仍是政治。出獄5個月後，一同做過牢的蘇東啟要請他為太太蘇洪月嬌在1977年底參加的省議員競選來助選。蘇洪月嬌的順利當選，也令施明德重回政治生活，此刻的台灣政治與他入獄時已大不相同。白色恐怖猶在，但已經鬆動。蔣經國大力擢升本省人進入權力結構，以安撫人心，而反對力量也開始集結，形成一個鬆散的“黨外”聯盟。這一年在中壢發生的反抗事件，更是三十年來台灣社會首次表現出的民眾抗爭。
只有在這新的抗爭中，施明德才獲得重生。他仍需要保持低調，根據他的情況，只要他再度“犯罪”，不管多麼輕，也要面臨再度的“無期徒刑”，他給自己取了化名“許一文”，在台語裡，“許”發音為“苦”，加上“一名不文”的“一文”，真是他生活的寫照。
在接下來的兩年多中，他一名不文，卻興致盎然，拼命地戀愛與革命，像是要把失去的青春補回來。經蘇洪月嬌的推薦，他成為代表本省人立場的《台灣時報》的記者，在這短暫記者生涯裡，他四處採訪，了解政治與社會，廣交朋友，並寫出《增設中央第四國會芻議》的著名文章，在其中，他首創了後來廣為流傳的“萬年國會”的概念，幾乎沒有任何詞匯比它更准確地描述了國民黨政治的停滯性。他的努力很快贏得了“黨外”領袖人物黃信介的信任，在1978年出任“全國黨外中央民意助選團”的總干事，為這一年年底的新的增額選舉做准備。
他的行動能力很快令人側目。他是個不知疲倦的聯結者，在台灣四處串聯，要把分散在台灣各處的“黨外”力量聯成一股全國性的力量，也試圖與海外民主力量聯結，讓台灣的聲音傳遞出去。這種聯結能幫助弱小的“黨外”力量消除孤立感與受困感。同時，助選團還要試圖把組織意識帶進來，它給“黨外”競選者提供共同的政見、競選標語與歌曲，交換候選人宣傳資料，提供整體的信息給中外記者，以傳達共同的“黨外”聲音。
他也試圖將新的政治哲學帶入這新的行動中。批判國民黨的腐敗，要求民主是“黨外”慣用的競選言辭，他則期望把“人權”引入其中——“人權”觀念因吉米·卡特的上台，正在國際政治領域熱烈起來。這也符合施明德的一貫主張——他反對國民黨政權，是因為它對於個人的壓抑。他請人為助選團設計的標志，是一個握緊的拳頭，下面是“人權”兩字，周圍則是橄欖枝，意為以和平方式爭權人權。
華盛頓與台北的斷交終止了1978年底的選舉。但是已經鼓動起的“黨外”熱情，卻難以壓制。
“黨外”運動也尋找到一種新節奏。從77年末的中壢事件到79年初的橋頭事件，反對者們體驗到街頭集會、群眾運動的誘惑力，一種越來越激烈的情緒也隨之而來，他們與當權者似乎都在探測彼此容忍的邊界。反對者的言論與行動越刺激、越挑戰政治禁忌，卻可能贏得民眾認同，但也更可能招致鎮壓。而在國民黨內部，強硬派與溫和派之間的爭奪也從未停止。
“黨外”它最終體現在一本立場鮮明的雜志——《美麗島》的創刊上。與之前“黨外”雜志不同，它一開始就宣稱雜志本身並非目的，它只是為了動員群眾而編輯發行的。在這個“黨禁”時代，這本雜志要充當一個“沒有黨名的黨”。施明德是這本雜志的總經理，負責在雜志的發行，在全台各處組建讀者服務處……
《美麗島》獲得空前的成功，這成功也把它推到了禁忌的邊界。1979年12月10日的一場和平游行，導致了“高雄事件“，一場等待已久的大逮捕，似乎要把“黨外”清理殆盡。而這場大逮捕則意外的把施明德推到了舞台中心，獲得了傳奇般的聲名。
三
逃亡像是現場直播的“真人秀”，施明德的名字與形象出現在報紙、電視屏幕、廣播裡，電線杆的小廣告上、還有國小的課堂上……
通緝令稱他“叛亂罪嫌”，在特意選擇的一張不夠端正的照片下，搭配的是侮辱性的描述“招風耳、眉毛下垂、嘴寬、嘴角上揚、上下均為假牙”。
當局鼓勵人們檢舉他，懸賞從50萬起不斷攀升，最終達到了250萬，而對於他可能的包庇者出發則是嚴酷的，可能判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徒刑。
在整整26天裡，全台灣關注著他的命運。巨額懸賞催生出層出不窮的秘報，他出現在高雄港的碼頭，在深坑翠谷山庄，在由彰化向南形勢，在12月21日的報告最引人遐想“台東大武山發現鵝黃色轎車，內載酷似施之人，警方追丟後，在距大武三公裡的尚武林海邊，發現此轎車，車上無人，只留有武士刀、木劍、軍毯、手套。尚武林附近並有可疑漁船徘徊。”
這位《美麗島》雜誌的總經理，變成了“江洋大盜”式的人物。他激起普遍的憂慮，似乎會給日益穩定繁榮的台灣帶來動蕩。在國小的課外活動上，“抓施明德”是個抓壞人的游戲。但他也激起了普遍的好奇：什麼人竟有辦法在如此強大的國家機器前一再逃亡？對於一部分人來說，它也意味著巨大的快感，這是對一個專制政權、壓抑時代的最戲劇性與英雄主義的反抗。
但對於逃亡者，這一切沒那麼浪漫。施明德的妻子記得這個以勇敢著稱的新婚丈夫，在大逮捕開始時，陷入了可怕的沉默與不安，似乎准備將整個人凍結起來，為再度進入監獄做准備。而協助他逃亡的一位朋友回憶道，他在第一次聽到全台灣的通緝令時的驚恐：“新聞播報後的那半個小時左右，是我在長達二十六天協助施明德逃亡中，看到他的心理變化最大的一次。當時施明德十分驚惶，像被逼到絕境的動物才會有的那種恐懼，完全表現在臉上。那片刻中，他一定會以為誰都不能信任……”
不過，施明德不會向我回憶這些恐懼，他要強調的是一貫的勇敢。我聽著他的談話，一扭頭正看到牆壁上的另一張照片，他的下巴裹上了繃帶。那是他逃亡最後的嘗試，他要整容以逃避追捕。造化弄人，在一場艱苦的、差點喪命的整容手術的第二天，施明德就被捕了，他的下巴墊物要直到幾年後在絕食時所住的醫院裡才取出。
四
審判的公開性拯救了他們。在一群海外著名知識分子與島內進步力量的努力，還有美國壓力，令蔣經國接受了公開審理的請求。
當《中國時報》全文刊登的被審判者的答辯時，台灣人大吃一驚。在國民黨連篇累牘的宣傳中，很多人真的以為他們不過是“暴徒”。但倘若你讀到這些辯護詞，會發現他們是一群為台灣命運而思考與犧牲的人，他們把潛藏在人們心裡的模糊感受，以如此清晰與直接的方式表達出來。
而施明德展現出的微笑，則比辯護詞更為令人震撼。事後也証明，他的策略是對的，他一直提醒同志們，要作“政治辯護”，不作“法律辯護”——“法律辯護”仍是在國民黨法庭的規範內，而前者則是直接去攻擊國民黨的“戒嚴、黨禁、萬年國會與報禁”，而面對當權者，你越卑恭屈膝，越可能導致重叛，而表現出尊嚴與氣魄，反而可能有所忌諱，擔心把你變成新的烈士……
“美麗島審判“變成了台灣歷史的分水嶺。在短期內，它把反對力量幾乎一網打盡，恐怖再度震懾了整個社會，但長期來看，它卻標誌著一個不可逆轉的變革的到來。一旦把壓抑的真相，被公開的表達，真相就再難抑制。
對於施明德個人來說，他逃過了一死，卻再度被判處無期徒刑，在短暫的三年自由後，他重回綠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