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2月22日星期五

許知遠: “暴徒”的微笑





走進房門,迎面就是那幅著名的黑白照片。那是在1980318日的台北警備總部軍法處看守所第一法庭上。在頭戴白色頭盔的憲兵的押解下,“高雄事件”部分受審人一字排開、表情各異地站著。施明德正好在圖片中間,與身旁普遍的嚴肅與茫然的表情不同,他竟雙手插兜,咧開嘴在笑,那得意的神情,仿佛不是在一場很可能被判處死刑的審判上,而是出席一場朋友間的聚會。照片被放大、噴在一整面的玻璃牆上,似乎引你跨入另一個時代。

這不僅是他一生最重要的時刻,也是台灣歷史上最令人動容的“決定性瞬間”之一,這令人意外、漫不經心的笑容,像是在暗示在嚴酷的冬日正在過去,破冰聲正傳來。

在裡間的辦公室內的綠牆上,則掛著滿牆的小幅黑白照片。照片上都是台灣民主史上的著名人物與事件,黃信介、許信良、余登發、橋頭事件、《美麗島》編輯部,他都是這些事件的參與者與見証人,黑白的光影對比,令它們既真實又神秘,似乎牢牢地確認了對過往的解釋權。

我在台北郊區的一處幽靜的半山上的別墅裡,見到施明德。他身材高大,穿藍色牛仔褲、寬鬆的白襯衫,長發蓬鬆,鬍鬚修建得乾淨,整個人望去得體又瀟洒,既不像一位71歲的老人,更看不出25年牢獄生涯的痕跡。

他溫暖、客氣、瀟洒,卻又高度形式感。不管是我們見面的形式、還是談話內容,都給我這樣一種強烈的印象——在我遇的人中,再沒有一位比他對自身更富有歷史自覺意識。我們沒有面對面相坐,而是並排坐在兩張側過來的椅子上,一架小型攝影機則擺放在不遠處。我同朋友與他的兩個漂亮女兒,則列席在兩旁,這使得我們的談話像是一場會談,是為了鏡頭與聽眾而發表意見。他也正有此意,他多少擔心年齡尚幼的女兒,難以了解這個父親的多姿多彩的過往,他們間過分懸殊的年紀,多少令他覺得這種講述與記錄的緊迫感。

當他開口時,有一種奇特的“個人化的非個人語氣”,他在動情地講述自己觀點,卻又似乎代表著某種抽象的歷史敘述,有一種不容質疑的絕對性。

面對著我這個北京客人,他自然要從台灣“二二八事件”之的政治結構說起,似乎要給我補上一小節濃縮的歷史課。他的獨特性也因歷史背景,而倍顯突出。在他的自述裡,在他的公開談話裡,當然也在對我這樣的陌生拜訪者的講述中,他也一定會說起,他做過中華民國四任總統的牢,歷經蔣介石、嚴家淦、蔣經國與李登輝……

“台灣沒有一位政治人物比我資歷更深的,包括李登輝在內,儘管他年紀更長”。為他這個看法作注釋的是他在1962年的首次入獄。

很顯然,他已把50年前的一個躁動青年的遭遇,當作了一種成熟意識的反抗。這是他的一貫風格,他似乎很確信,自己早已形成了一種堅強、穩定的內在意志,正因此挺過重重難關。我對此多少有些懷疑,他有些太過浪漫化自己的過往,但我又不知如何反駁,倘若他沒有這樣的自我暗示,他怎能熬過那些漫漫長夜,“自大”與“先知”總是如影隨行。

當施明德站在1980年的法庭上時,不僅他的微笑,還有他的自我辯護,都顯得如此不可理喻,像是來自另一個時空,根本不知現實為何物。在法庭上,他大談對於自由、民主、人權的看法,對於台灣未來思考,解釋自己所創的“暴力邊緣論”,他不僅沒有為所謂“罪行”申辯的意思,甚至一開始就放棄了對個人命運的憂慮,他始終談論的是台灣的命運。

而在審判的間歇時間裡,他則趴在監獄的地板上寫出了洋洋灑灑數萬言的“遺囑”。在這篇副標題為“一個奉獻者的最後自白”的政治遺囑中,他回憶自己的一生(他不過39歲,卻感到死期將至),他的政治意識覺醒的過程,他對於台灣民主化過程的判斷。

時隔三十年,這份文本仍散發出一種詭異的魅力。那種高度自我與高度忘我的精神,竟這樣奇特的結合在一起。他毫不諱言自己正是“一九八O年台灣最轟動的男人”,而且以第三人稱的口氣自問“這個‘最轟動的男人’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物?”。他還許諾說“如果我還能活得夠久,我會把自己極端傳奇的一生,包括極精彩的一連串異國戀情,做更詳實的描述。”

但同時,在分析台灣民主的四大階段與四條路線時,他又表現出罕見的清晰,在身陷絕境、手邊毫無資料參考的情況下,竟寫得像是法律條文般富有邏輯性。而他大膽提出的“中華民國模式的台灣獨立”,不僅擊中了那個時代的國民黨統治的核心,而且仍適應於此刻的台灣……


19776月從獄中出來的施明德,想必難以想象人生還會贏來這輝煌的一刻。他在監獄中耗盡青春,如今妻離子散,母親去世了,大哥則在恐懼中難以自拔,一切卻要重頭開始。

進入監獄時,一切平常事物都變得珍貴,而重獲自由時,又意味著新的困惑與挑戰,和入監時一樣,它也先從一連串細節開始。

出獄第一晚上,接他的大哥安排他住旅館,他在抽水馬桶前不斷嘗試,把馬桶坐墊掀起再放下,不知該是蹲在上面,還是坐在上面。他不會用投幣電話,仍到電信局打電話,新型百貨大樓的自動門讓他很緊張,不知怎麼推門進去,第一次坐計程車則忐忑不安,不知該怎麼打開車門……在他被禁錮時,台灣的經濟起飛已經開始,一個忙碌的現代社會正在形成,這也是個混雜的、令人費解的新社會。

新事物或許容易掌握,舊的恐懼卻很難立刻消失,與人談話時,他眼光四處張望,到家裡,會習慣地搜竊聽器,到處亂塞東西,他不管到哪兒,背包裡都帶著衛生紙、肥皂、牙刷、牙膏,他被深切的不安全感包圍,不知什麼時候被抓進去。

最能表明這生命的斷裂感的,是他對女人的態度。剛出獄時,他走在路上注意的總是高中女生,他的趣味仍停留在入獄前,他是軍官學校的學生。在夜晚去酒店時,他緊張的坐在小姐們中間,陷入莫名的緊張。他的人生,像是在一枕黃粱夢後醒來。

或許最令人難以適應的是社會態度,這個仍未擺脫政治恐懼,又一頭扎進發財夢的功利味道十足的新社會,該怎樣接納這個幾乎毫無生存技能的政治犯?

他的第一份工作是貨車捆工,多虧另一位出獄政治犯人的幫助,他穿行在高雄與台北之間,是這個島嶼日漸繁榮的螺絲釘。那必定是個難安的時間,在一些時候,他把內心憤懣發泄到離開他的妻子與獄友身上——舉著橫幅到他們家開設的工廠前抗議。

不過,他恢復得比人們想象的要快得多,挽救他的仍是政治。出獄5個月後,一同做過牢的蘇東啟要請他為太太蘇洪月嬌在1977年底參加的省議員競選來助選。蘇洪月嬌的順利當選,也令施明德重回政治生活,此刻的台灣政治與他入獄時已大不相同。白色恐怖猶在,但已經鬆動。蔣經國大力擢升本省人進入權力結構,以安撫人心,而反對力量也開始集結,形成一個鬆散的“黨外”聯盟。這一年在中壢發生的反抗事件,更是三十年來台灣社會首次表現出的民眾抗爭。

只有在這新的抗爭中,施明德才獲得重生。他仍需要保持低調,根據他的情況,只要他再度“犯罪”,不管多麼輕,也要面臨再度的“無期徒刑”,他給自己取了化名“許一文”,在台語裡,“許”發音為“苦”,加上“一名不文”的“一文”,真是他生活的寫照。

在接下來的兩年多中,他一名不文,卻興致盎然,拼命地戀愛與革命,像是要把失去的青春補回來。經蘇洪月嬌的推薦,他成為代表本省人立場的《台灣時報》的記者,在這短暫記者生涯裡,他四處採訪,了解政治與社會,廣交朋友,並寫出《增設中央第四國會芻議》的著名文章,在其中,他首創了後來廣為流傳的“萬年國會”的概念,幾乎沒有任何詞匯比它更准確地描述了國民黨政治的停滯性。他的努力很快贏得了“黨外”領袖人物黃信介的信任,在1978年出任“全國黨外中央民意助選團”的總干事,為這一年年底的新的增額選舉做准備。

他的行動能力很快令人側目。他是個不知疲倦的聯結者,在台灣四處串聯,要把分散在台灣各處的“黨外”力量聯成一股全國性的力量,也試圖與海外民主力量聯結,讓台灣的聲音傳遞出去。這種聯結能幫助弱小的“黨外”力量消除孤立感與受困感。同時,助選團還要試圖把組織意識帶進來,它給“黨外”競選者提供共同的政見、競選標語與歌曲,交換候選人宣傳資料,提供整體的信息給中外記者,以傳達共同的“黨外”聲音。

他也試圖將新的政治哲學帶入這新的行動中。批判國民黨的腐敗,要求民主是“黨外”慣用的競選言辭,他則期望把“人權”引入其中——“人權”觀念因吉米·卡特的上台,正在國際政治領域熱烈起來。這也符合施明德的一貫主張——他反對國民黨政權,是因為它對於個人的壓抑。他請人為助選團設計的標志,是一個握緊的拳頭,下面是“人權”兩字,周圍則是橄欖枝,意為以和平方式爭權人權。

華盛頓與台北的斷交終止了1978年底的選舉。但是已經鼓動起的“黨外”熱情,卻難以壓制。

“黨外”運動也尋找到一種新節奏。從77年末的中壢事件到79年初的橋頭事件,反對者們體驗到街頭集會、群眾運動的誘惑力,一種越來越激烈的情緒也隨之而來,他們與當權者似乎都在探測彼此容忍的邊界。反對者的言論與行動越刺激、越挑戰政治禁忌,卻可能贏得民眾認同,但也更可能招致鎮壓。而在國民黨內部,強硬派與溫和派之間的爭奪也從未停止。

“黨外”它最終體現在一本立場鮮明的雜志——《美麗島》的創刊上。與之前“黨外”雜志不同,它一開始就宣稱雜志本身並非目的,它只是為了動員群眾而編輯發行的。在這個“黨禁”時代,這本雜志要充當一個“沒有黨名的黨”。施明德是這本雜志的總經理,負責在雜志的發行,在全台各處組建讀者服務處……

《美麗島》獲得空前的成功,這成功也把它推到了禁忌的邊界。19791210日的一場和平游行,導致了“高雄事件“,一場等待已久的大逮捕,似乎要把“黨外”清理殆盡。而這場大逮捕則意外的把施明德推到了舞台中心,獲得了傳奇般的聲名。


逃亡像是現場直播的“真人秀”,施明德的名字與形象出現在報紙、電視屏幕、廣播裡,電線杆的小廣告上、還有國小的課堂上……

通緝令稱他“叛亂罪嫌”,在特意選擇的一張不夠端正的照片下,搭配的是侮辱性的描述“招風耳、眉毛下垂、嘴寬、嘴角上揚、上下均為假牙”。

當局鼓勵人們檢舉他,懸賞從50萬起不斷攀升,最終達到了250萬,而對於他可能的包庇者出發則是嚴酷的,可能判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徒刑。

在整整26天裡,全台灣關注著他的命運。巨額懸賞催生出層出不窮的秘報,他出現在高雄港的碼頭,在深坑翠谷山庄,在由彰化向南形勢,在1221日的報告最引人遐想“台東大武山發現鵝黃色轎車,內載酷似施之人,警方追丟後,在距大武三公裡的尚武林海邊,發現此轎車,車上無人,只留有武士刀、木劍、軍毯、手套。尚武林附近並有可疑漁船徘徊。”

這位《美麗島》雜誌的總經理,變成了“江洋大盜”式的人物。他激起普遍的憂慮,似乎會給日益穩定繁榮的台灣帶來動蕩。在國小的課外活動上,“抓施明德”是個抓壞人的游戲。但他也激起了普遍的好奇:什麼人竟有辦法在如此強大的國家機器前一再逃亡?對於一部分人來說,它也意味著巨大的快感,這是對一個專制政權、壓抑時代的最戲劇性與英雄主義的反抗。

但對於逃亡者,這一切沒那麼浪漫。施明德的妻子記得這個以勇敢著稱的新婚丈夫,在大逮捕開始時,陷入了可怕的沉默與不安,似乎准備將整個人凍結起來,為再度進入監獄做准備。而協助他逃亡的一位朋友回憶道,他在第一次聽到全台灣的通緝令時的驚恐:“新聞播報後的那半個小時左右,是我在長達二十六天協助施明德逃亡中,看到他的心理變化最大的一次。當時施明德十分驚惶,像被逼到絕境的動物才會有的那種恐懼,完全表現在臉上。那片刻中,他一定會以為誰都不能信任……”

不過,施明德不會向我回憶這些恐懼,他要強調的是一貫的勇敢。我聽著他的談話,一扭頭正看到牆壁上的另一張照片,他的下巴裹上了繃帶。那是他逃亡最後的嘗試,他要整容以逃避追捕。造化弄人,在一場艱苦的、差點喪命的整容手術的第二天,施明德就被捕了,他的下巴墊物要直到幾年後在絕食時所住的醫院裡才取出。


審判的公開性拯救了他們。在一群海外著名知識分子與島內進步力量的努力,還有美國壓力,令蔣經國接受了公開審理的請求。

當《中國時報》全文刊登的被審判者的答辯時,台灣人大吃一驚。在國民黨連篇累牘的宣傳中,很多人真的以為他們不過是“暴徒”。但倘若你讀到這些辯護詞,會發現他們是一群為台灣命運而思考與犧牲的人,他們把潛藏在人們心裡的模糊感受,以如此清晰與直接的方式表達出來。

而施明德展現出的微笑,則比辯護詞更為令人震撼。事後也証明,他的策略是對的,他一直提醒同志們,要作“政治辯護”,不作“法律辯護”——“法律辯護”仍是在國民黨法庭的規範內,而前者則是直接去攻擊國民黨的“戒嚴、黨禁、萬年國會與報禁”,而面對當權者,你越卑恭屈膝,越可能導致重叛,而表現出尊嚴與氣魄,反而可能有所忌諱,擔心把你變成新的烈士……

“美麗島審判“變成了台灣歷史的分水嶺。在短期內,它把反對力量幾乎一網打盡,恐怖再度震懾了整個社會,但長期來看,它卻標誌著一個不可逆轉的變革的到來。一旦把壓抑的真相,被公開的表達,真相就再難抑制。

對於施明德個人來說,他逃過了一死,卻再度被判處無期徒刑,在短暫的三年自由後,他重回綠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