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wordonfire.org
知名小說家 Ian McEwan 如此描述他在希均斯 (Christopher Hitchens) 生前最後時光，與這位老友相處的片刻，「我們談論著書和政治，然後他睡去時，我就讀書或寫作，他醒來後我們繼續聊，或者一起看書。這個重症病房充滿各種儀器和維繫他生病的管子，但是他們看起來 都至多是裝飾性的。書本、新聞，以及這兩者背後的理念，征服了這個荒蕪的空間，或者溫暖了它，讓這個房間看起來彷彿是一間大學圖書館。」
這段動人描述不但說明了希均斯的生命本質：對讀書與寫作的熱愛，也寫透了他一向強悍的鬥志。
希均斯是過去二十年英美世界最知名的公共知識分子/文化與政治評論者。他不僅博學多聞，文章多產，尤其喜歡辯論，從不懼怕爭議：他的批判對象從獨裁者到季辛格到德蘭修女，以及上帝。
希均斯也是最瀟灑的思考者──瀟灑，不只是表現在他帥氣外型，也在於他最終面對生命、面對死亡的態度，包括他在臨終前寫下這本與疾病搏鬥的小書《生命就是 堅持信念，走到最終 (Mortality) 》，以及即使他得了癌症卻從不後悔他這一生對抽煙和喝酒的熱愛，因為：「寫作是對我最重要的事，而任何可以幫助這件事的事──或者增加或深化或者強化論證 和對話──都是值得的。」
出生於1949年英國的希均斯，少年就熱愛閱讀，但主要是一個文學青年。
1960年代初的古巴飛彈危機讓他把注意力轉向現實世界：「如果政治可以以如此令人顫抖的方式強行進入我的生活，那麼我最好對政治可以多點了解。」進入牛 津後，開始更關注政治，並加入托派組織「國際社會主義」──在他的自傳中，他說這是「革命中的革命」，並積極組織反越戰遊行。畢業之後他擔任記者，有段時 間，晚上在街頭賣社會主義刊物。
在七零年代，他就走了很多地方，哈瓦那、布拉格、波蘭、美國南方、北愛爾蘭、希臘、塞普路斯，主要關懷都是對獨裁者和帝國主義的批判。
八零年代初他搬到美國，開始在左翼雜誌《國家 (The Nation) 》、《大西洋月刊》、《浮華世界》上撰寫專欄，嚴厲批判雷根和美國外交政策。在美國，他逐漸成為最知名的公共知識分子，尤其是因為他瀟灑的外型和雄辯的口 才──他被學者 Richard Dawkins 稱為「這個時代最偉大的演說家」。
1989年，魯西迪 (Salman Rushdie)因為小說「魔鬼的詩篇」而被伊朗霍梅尼政權下令追殺。希均斯對於當時許多左翼人士因為強調多元文化而沒有對伊朗的追殺令提出批評、甚至替 其合理化，深感憤怒，他說這個事件集合了他所有愛與恨的對立：前者包括文學、言論自由，後者包括宗教。
在九零年代，他出版了幾本很具爭議的書，包括批評德蘭修女和柯林頓，2001年出版《審判季辛吉 (The Trial of Henry Kissinger) 》，說他是「罪犯」。2007年，他出版批判宗教的《上帝不偉大 God Is Not Great》，成為他最暢銷的書。
然而，2011年的九一一徹底改變了他在英美知識界的位子。希均斯嚴厲批評攻擊者是「有伊斯蘭面孔的法西斯主義」，或者「伊斯蘭法西斯主義 (Islamofascism)」（這個詞雖然不是他發明的，但他使其廣為流行）。
2003 年美國出兵伊拉克，希均斯更是大力支持美國政府，因此和寫了多年專欄的左翼雜誌《國家》分裂，轉向和新保守主義者交好，讓許多人懷疑他是否為了名利出賣自己。
但希均斯從來沒有否認他對名利的愛好，但他也自信是一個有一貫原則的人。尤其深探他的思想，或許對於他的轉折不意外。一如《紐約時報》前主編Bill Keller說他的核心價值是：「理性論證、多元、容忍、自由」，所以一方面他極為反對宗教作為控制性的力量，不論是伊斯蘭教或者基督教，另一方面，他也 痛恨各種主義對個人自由的壓迫，不論是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或者帝國主義──喬治奧威爾是他的典範。所以結合兩者的「伊斯蘭法西斯主義」成為他的最大敵 人。
2009年，他六十歲時，出版回憶錄《Hitch－22》。諷刺的是，這本回憶錄竟然成為他的預知死亡紀事。他的太太在他的著作後記中，曾經描 述：2010年六月，就在他在紐約要開始為這本回憶錄巡迴打書的第一天，他在早上因為心臟病發作而去醫院檢查，發現自己可能罹患癌症。她在傍晚見到他時， 「我們在陰影下擁抱，這片陰影只有我倆看的到，而且決定反抗。」
十九個月後，希均斯過世。這本書，《生命就是堅持信念，走到最終》，就是這個勇者在生命最後時光，奮力與疾病搏鬥的紀錄。他曾經寫過一本小書叫做《給一個青年反對者的信》。是的，這個好辯、好鬥的傢伙，他就是在死亡面前，也要做一個充滿知識與思想的反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