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2月6日星期三

王丹: 兩岸民主化的可比性與不可比性 台灣能,大陸怎樣才能?

總的來看,我認為台灣的社會與政治轉型是相對成功的,這首先表現在這種轉型的和平與穩定上。台灣有三十餘年的軍事戒嚴的歷史,有長達百年的本土人與 外省人的族群矛盾的社會背景,在政治體制的巨大而快速的變革中能維持社會秩序,這是非常難得的。站在大陸的立場看台灣經驗,我認為值得思考的問題,就是台 灣是如何得以進行和平演變的。因為很顯然,大陸也面臨政治轉型的問題,政治反對派要想向人民彰顯轉型的必要,乃至於要想在政治上爭取民眾,有義務向人民解 釋和平演變的可能性,打消民眾和一些利益集團對社會動蕩的擔憂,在這方面,台灣經驗是寶貴的資源。

但是我們也要看到,台灣經驗對於大陸來說,有其可比性,也有其不可比性。

兩岸民主化的可比性

台灣民主化歷程中,民主運動面對的是與中共性質頗為相似的國民黨威權體制,台灣與大陸民運面對相同的政治環境是可比性之一。

可比性之二是反對運動成長的經驗。兩岸反對運動成長的社會環境、文化環境頗為類似,因此大陸民主運動可以從台灣民主運動中學到很多技術層面上的經驗,比如如何動員民眾、反對派內部派系整合、政策制定的遊戲規則等。

第三個可比性是公民社會的成長。台灣曾有的社會經濟結構轉型是反對運動逐漸主導社會變化的基礎性因素,這樣的轉型現在正在大陸進行,因此大陸的公民 社會如何因應社會變遷調整戰略、如何利用社會轉型加強力量都是可以學習的地方。這裏尤其要提出的是社會轉型與非政府組織(NGO)的作用。

台灣在解嚴後民間社會蓬勃發展,主要體現在民間組織數量的迅速增長上,同時也體現在 NGO的性質進入與人民權力爭取息息相關的層面。在台灣,NGO參與公共政策過程的方式主要包括:政策倡導、遊說、訴諸輿論、自力救濟、涉入競選活動這個 過程展現出在政治體制不變的情況下,經濟因素對社會的影響力,同時也為國際社會的力量進入台灣本土社會轉型提供了條件。在大陸,這樣的新興社會力量的增長 正成為大陸公民社會的亮點之一。

兩岸政治的不可比性

但與此同時,我們也應看到,台灣民主化擁有一些大陸無法比擬的條件,即不可比性,因此我們也不能機械地照搬台灣民主運動的經驗。

不可比性之一,是台灣的民主化歷程的突出特點之一,就是民主化與本土化的同時並進。在台灣始終有一個統獨和族群的問題,作為社會關註焦點,不斷凝聚 反對派陣營。這一訴求比簡單的民主、自由口號更具有凝聚力,所以民進黨內派系林立,但卻打贏了一場又一場選戰。但是在大陸,不僅民間,即使知識界內部,對 於中國民主化的路徑以及國家未來面貌,都缺乏基本的共識,民主力量也缺乏一個更有感召力和凝聚力的貼近社會現實的訴求。

其二是台灣自五十年代就有地方選舉,使台灣的反對運動很早就得以在選戰中積累實力、宣傳訴求、鍛煉能力。整個台灣反對運動的成長就是圍繞選舉這一主軸展開的 ,而大陸的反對運動缺少這樣一個練兵的場所。

第三,兩岸面臨的國際壓力大為不同。台灣在安全與經濟上依賴美國,因此來自國際社會的壓力在台灣更有效;而大陸對國際社會的依賴程度比台灣低,抗壓能力就會強一些。現在因為資本主義世界面臨經濟危機,能夠在民主發展方面對中國施加影響的空間更小。

第四,進入 70年代,台灣出現了所謂「經濟起飛」,工農業、出口加工業及外貿均有大幅度發展,已由原來以農業經濟為主體的社會演變成為以加工出口經濟為主體的工商社 會。在台灣社會經濟結構蛻變過程中,大量中小型企業隨之迅速發展;在經濟發展的同時,台灣的教育也相應有所發展,知識分子隊伍逐步擴大。在上述社會經濟背 景下,一個新興的社會階層,即中產階級迅速壯大,作為主要代表中產階級利益、以知識分子和中小企業家為主體的新興黨外勢力,在台灣政治舞台上崛起,並逐步 由過去的地區性勢力發展為全島性的政治力量。但是在中國大陸,所謂「中產階級」的力量並未健康成長。新富階層本身出身統治階層,同時也是體制轉軌過程的既 得利益者。因此大陸的中產階級反倒是政治改革的反對者。

2012 年1 月13 日,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蔡英文的年輕支持者們

最後,作為統治當局,面對來自民間的民主呼聲,台灣的國民黨和今天的共產黨採取的是不同的對應策略。1985年底,黨外人士的「公共政策研究會」在 各地成立分部。1986年3月 29日至 30日,國民黨十二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正式指示推進民主憲政以及國家現代化。其後又於 4月 9日召開中央常務委員會,成立由中央委員構成的「十二人小組」,負責檢討戒嚴令、民意機構改革、地方首長民選、開放黨禁四個問題。5月,針對黨外人士的活 動,蔣經國指示以「溝通」代替「規制」。9月,「民進黨」成立,對這種挑戰戒嚴令的行動,11月 11日內政部長吳伯雄宣布「不承認,也不予解散」,沒有對組黨行為採取鎮壓行動。這一年的 6月,國民黨正式提出六點改革的建議,包括充實中央民意代表機關、地方自治法治化、制定國家安全法、民間團體組織許可制度,強化社會治安及黨務革新等。

經過一年的醞釀,1987年 7月15日,蔣經國宣布解除在台灣地區實施了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令,隨後解除了報禁和黨禁,正式啟動了民主改革的進程。「解嚴」是台灣政治轉型的關鍵,也 是和平演變得以實現的重要原因。對於國民黨的這一決定,台灣政治學者蕭新煌解釋有四個原因:「一是政治反對勢力的壯大以及對解嚴訴求的升級;二是來自國 外,尤其是美國的壓力;三是執政黨內部的若干精英對盡早結束『戒嚴體制』逐漸形成某種試探性的嘗試;四是民間社會自 80年代以來已儼然形成的求變心態」。這其中,國民黨決定不再強行對抗社會,決定主動因應社會形勢的變化,這樣的順應形勢的決策,使得台灣的民主轉型避免 了大規模衝突的可能性。

以台灣經驗反觀大陸政治前景,我們看到,共產黨正面臨 80年代國民黨的處境,根據上述蕭新煌對「解嚴」四個原因的分析,在大陸出現「解嚴」這樣的民主改革舉動可謂萬事具備,只欠東風。這個「東風」就是作為執 政黨的共產黨的改革意願。我們都不願看到大陸出現社會動蕩,都希望社會轉型可以和平進行,這裏共產黨當局有一定的主動權。如果他們能理性因應社會危機的壓 力,主動放棄一部分既得利益以啟動政治變革,中國穩定的系數是相當大的。但是也正是從這一點出發,我認為中國前景令人樂觀的因素太少。因為顯然,共產黨現 在不願順應時代潮流,仍希圖動用暴力手段強力維持社會穩定以及自身的地位。分清兩岸民主發展的可比性與不可比性,一方面可以使我們對大陸的轉變具備信心, 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因盲目樂觀而誤判情勢。

(作者現任台灣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客座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