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來不少學術界、政界和媒體的朋友很關心過去在我領導下中央政策組如何處理「公共政策研究計劃」（Public Policy Research
Programme）的問題並向我查詢。我寫這篇短文，是要回覆有關提問。
2003年底，在2004年1月行政長官董建華宣讀新一份《施政報告》的前夕，我向董先生建議從他本人可以自由動用的10億港幣中撥出6000萬元，建立一個為期3年的「公共政策研究計劃」，每年提供2000萬元予本地大學學者，鼓勵他們從事與香港有關的公共政策研究。該計劃由中央政策組負責處理。董先生非常爽快同意了我的提議，並在2004年的《施政報告》中正式宣布。
該計劃原定的3年運作期過去後，特區政府決定讓它延續下去，而且沒有為它訂下結束的日期，但卻也沒有為它增加經費。
鼓勵本地學者 更積極研究公共政策
我提出建立「公共政策研究計劃」的目標，是要鼓勵本地學者更積極地研究公共政策，從而在香港學術界開拓公共政策研究的風氣。在此之前，香港學者對研究香港社會和政治的興趣並不濃厚，更遑論研究香港的公共政策。換句話說，如果單從發展學術事業的個人利益角度出發，香港學者對公共政策研究的興趣不大。理由很簡單，因為基於香港研究的研究成果比較難在國際學術雜誌或期刊發表（外國學者對香港的興趣不大），而學者的學術成就以至其能否獲得晉升卻又往往取決於其在國際學術刊物發表的著作的多寡來量度。然而，願意通過學術研究來回饋社會的學者其實不少。「公共政策研究計劃」旨在提供誘因，推動學術界關心和研究香港的公共政策。由於經費有限，所以該計劃只供大學學者申請，但並不排除其他人也可以在大學學者的領導下參與研究工作。
中策組6項安排
鼓勵學者從事政策研究的最重要誘因，莫過於讓學者可以借助公共政策研究來取得學術上的承認，從而對其學術生涯有幫助。為此，中央政策組採取了以下安排。
第一，委託大學資助委員會屬下的研究資助局營運該計劃（在此我謹再次向研究資助局致謝）。研究資助局負責邀請大學學者提交研究建議書，然後讓擁有學術地位的本地與海外學者按照研究建議書的學術水準及它們與公共政策的關係審批撥款申請。整個計劃基本上由學者主導，學者主動提出研究課題，學者自行審批研究建議書及作出撥款決定。通過「同行審核」（peer review），學者的研究申請倘獲接納，本身已經是一項獲得大學與「行家」的學術承認，對學者來說甚為重要。
第二，為了使學者的學術研究能夠與政府的工作接軌，中央政策組每年向研究資助局提出一系列廣闊的政府關心的政策議題，供有意提交和負責審批建議書的學者參考。那些議題涵蓋面極廣，涉及到大部分與香港長遠發展有關的政策範疇，但中央政策組提出的議題只影響一半的研究款項的調撥。
第三，為了推動長期的政策研究，中央政策組在研究資助局的同意下，於2008年開始，成立「策略性公共政策研究計劃」（Strategic
Public Policy Research Grants），每年把一半的研究經費拿出來資助若干個長遠的研究項目。每個項目可以跨越數個財政年度。
第四，協助與鼓勵學者發表和推廣其研究成果。研究成果不屬政府所有，學者可以自由、公開發表其研究成果。我們尤其希望他們能在香港以不同方式發表。與此同時，研究資助局和中央政策組亦通過一些措施協助學者發布其研究成果。例如，研究資助局不時發表學者的研究報告的撮要，供各方面參考。中央政策組則就研究情知會相關政府官員。
第五，如學者覺得有需要，中央政策組願意協助獲得研究經費的學者向政府索取與研究有關的資料和數據，並安排學者與相關官員接觸，從而讓學者的研究與政府的工作有較密切的聯繫。
第六，中央政策組承擔促進官員與學者交流的任務。比如，2009年11月，中央政策組與研究資助局在香港理工大學社區學院共同舉辦了一場大型研討會（題目為「在香港的高等院校推動公共政策研究」），除了中文大學的王紹光教授及澳洲在智庫工作的研究員Dr.
Michael Fullilove作主題演講外（講題分別為「公共政策研究在中國」和「從智庫的角度看公共政策研究」），還有五六場分組討論，讓完成研究項目的學者向出席研討會的官員、學者和關心公共政策的各界人士報告研究成果。上午的全體大會，還包括一節由研究資助局主席錢大康教授主持的討論環節，由6所大學負責研究管理的資深教授就公共政策研究的現與對策發表意見，並與出席研討會的人士交流。2012年1月至5、6月間，中策組在組內先後舉辦了3場專題研討會，就香港電影業的發展、香港與珠三角的融合、港人在內地及內地人在香港等議題，讓學者們報告研究成果，並與政府部門內的對口單位交流。2008年引入「策略性公共政策研究計劃」後，中央政策組亦連續幾年組織交流會，讓剛拿到項目經費的學者們向相關部門的同事介紹研究目的、旨趣，並通過相互認識，方便日後交流、合作。吳曉剛、馮應謙、潘毅、黃洪等教授都出席過這些介紹會。一般而言，由於「公共政策研究計劃」內項目太多，中央政策組人手有限，沒有能力為所有研究專案做類似的介紹會，這是至為可惜的。
「公共政策研究計劃」同時面向政府和社會，而後者尤為重要。學者發表其研究成果有助於提升社會人士對公共政策的認識、激發他們對政策的思考與反思、協助人們對不同的政策建議作出選擇，並推動社會各界進行理性的政策討論。就其與政府的關係而言，「公共政策研究計劃」的主要目標不在於在現行或既定的政府政策的基礎上提出改良的意見（學者能夠這樣做當然好，但恐怕非其所長），而是在於運用學者的廣闊思考空間、學術修養、理論分析及其對其他國家與社會的公共政策的認識，以新思維、新角度、新視野審視當前和長遠的社會發展與政策需要、檢討目前公共政策的理據、內容與成效、評價現行醞釀、制訂和執行政策的制度與程序。學者的專長是從宏觀、理論、歷史、策略、長遠與「批判」的視角探討與分析問題，帶動政府與官員反思既定的政策與制度和謀求改革之方，而不是為他們目前的工作提出微末的、短期的改善措施，或簡單的對現狀的改良建議。
研究成果與官員期望有落差 是自然的事也是好事
過去數年的經驗說明，雖然公共政策研究在學術界已經開始受到重視，但學者的研究成果與政府和官員的需要與期望的確有一定的落差，但那是自然的事，也是好事。假如學者完全認同政府的政策立場，學者便不能夠發揮其應有的貢獻。一直以來，學術界與政府的關係疏離，彼此認識有限，且存在覑不少誤解，公共政策研究在這種環境中難以開展並取得彼此都滿意的結果。「公共政策研究計劃」其實就是希望逐步改變這個情，但不能急於求成，起碼不是十年八年之間可以見效。當然，部分學者的研究能力不足，研究質素低下，對政府所面對的困難與限制缺乏理解，政策建議與現實相去甚遠，在在都令政府官員失望。此外，部分學者在審批研究建議申請時有過分看重學術標準而漠視政府的需要。但在另一方面，部分官員囿於政府體制、決策程式、財政限制、官僚作風、短期考慮、部門之間的矛盾和對既有政策的「過分」認同，加上手頭工作已經十分繁重而不願意開展新任務，因而趨於故步自封、因循守舊，對於學者提出的分析與建議採取抗拒與懷疑的態度，拒絕反省現行政策與制度。那些官員容易輕率的否定學者的研究成果的正面意義與價值，甚至對「公共政策研究」的作用也傾向全盤否定。
「學者主導、政府協助」 有進一步發展的價值
總括來說，由「學者主導、政府協助」的公共政策研究模式作為其中一種推動政策研究的方法在香港有其存在與進一步發展的價值與需要。確立學術界對政策研究的風氣，借助學者的想像力、學術造詣與創意來謀求公共政策的改進，悤化學界與政界的交流與相互信任，增加政府對政策研究在各方面的支持則是當務之急。當然，具體如何做才是最好，值得各方面不斷認真探討。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香港特別行政區中央政策組前首席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