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20日星期日

章立凡:互聯網時代的西西弗斯——宣傳系統的興衰




西西弗斯(Σίσυφος),希腊神話中的人物,因一再欺騙死神和冥王,而被判罰永遠的苦役:將一塊巨石推上山頂,而每次到達山頂後巨石又滾回山下,如此永無止境地重覆下去……

宣傳部門的前世今生

宣傳部門在當今世界各國政治生活中,已是稀有的權力機構,僅存在於中國、朝鮮、越南等少數國家。

在國際共運史上,馬克思、恩格斯於1847年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宣傳工作的概念。列寧認為:階級政治意識只能從外面灌輸給工人,明確了包括黨內教育、群眾鼓動、文化運動以及報紙、刊物、通訊社及出版工作等方面的宣傳鼓動工作範疇。

中共作為共產國際下屬支部,在成立後即模仿蘇共成立中央宣傳局。19245月正式成立中央宣傳部。192810月,中共中央要求建立與健全中央宣傳部的組織,各省委要立即建立宣傳部,各縣市區委應設立宣傳科,黨支部要有宣傳干事,負責宣傳工作。1941年《關於統一各根據地內對外宣傳的指示》中規定:一切對外宣傳的領導應統一於宣傳部,並建立了中宣部領導下的報紙雜志審查制度。1949年建政前,中宣部的權力已擴展到文化、藝術、教育等領域

1949年以後,中央宣傳部成為國家意識形態的最高主管部門,思想文化領域的多次政治運動均由其推行。1951年中共中央文件明確規定了各級宣傳機構的七大職能:領導對於反革命宣傳的鬥爭、領導審查理論教育、審查文化藝術、監督學校教育、審查新聞傳媒、幹部管理。1966年文革爆發後,中宣部被取消,職權由中央文革小組兼管。

197710月,中共十一大恢復中宣部,其辦事機構為一室五局:辦公室、理論局、宣教局、文化藝術局、新聞局、出版局。管轄範圍包括宣傳員網、報紙、刊物、出版、戲劇、電影、美術、音樂、廣播、學校等。省級及省級以下文化與廣播電視行政管理機構由同級黨委宣傳部管理。截至2010年底,全國宣傳文化系統在編工作人員130多萬人,其中,省地縣三級宣傳部約5.6萬人,地方宣傳文化單位約120萬人,中央宣傳文化單位約5.2萬人(上述統計可能不包括編制外的網絡評論員隊伍)。

筆者根據最新人事數據分析:目前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宣傳部門一把手中, 4人來自新聞出版部門,佔12.9%3人來自文教部門,佔9.67%2人出自其他專業背景(財稅、科技),佔6.45%22人出身於黨政部門,佔70.9%,絕大部分無專業背景。其中女性6人,佔19.35%;少數民族3人,佔9.67%

洗腦時代的輿論一律

宣傳,被認為是一種為特定主題而運用各種符號,傳播其觀念以影響人們思想和行動的社會行為。常被特指政府或政治團體支持的運作。被用於商業用途時,通常被稱為公關或廣告。在中國,宣傳一詞始見於《三國志》,有傳達、宣布之意。現代意義上的宣傳原指羅馬天主教的傳教方式。英語宣傳(propaganda)的詞根中,有借植物栽種、接木意思,含強行傳播之意。

洗腦(Mind control Brainwashing),系指利用暴力等外部壓力,向別人灌輸異於一般價值觀的特殊思想,來符合操縱者的意願。中國式傳銷團體采用金字塔式推銷,須經相互介紹入會,組織嚴密,紀律森嚴。進行灌輸式洗腦和宗教式動員(如狂呼口號及組織者名字),銷售無退貨保障的可疑產品。根據戈培爾謊言重復千遍就是真理的邏輯,各種造神運動有著雷同的洗腦宣傳模式,墨索裡尼率眾向羅馬進軍,希特勒現身柏林奧運會,毛澤東在天安門檢閱狂熱的紅衛兵……,本質上都是一種擴大了的政治傳銷。

革命導師列寧擅長灌輸式的政治鼓動宣傳,這一重要經驗引入中國後發揚光大,成為宣傳部門最基本的工作方法。其內容包括:(1)文字灌輸;(2)語言灌輸;(3)形像化灌輸。這種強力宣傳在毛澤東時代登峰造極,形成了嚴重的個人迷信和個人崇拜,最終令造神運動推行者們自食苦果,1966年,中宣部被神壇偶像指為閻王殿,遭到整肅。

進入改革開放時代,宣傳部門成為改革與保守勢力反復爭奪的陣地,其間一度出現思想解放和三寬(寬鬆、寬容、寬厚)的局面,也曾出現清除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和平演變的風雲。

80年代末重大歷史事件後,提出了把握輿論導向堅持黨性原則,宣傳系統仍作為黨的意識形態的宣傳陣地而存在,在政治上同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新聞媒體作為黨和人民喉舌性質不能變,黨管媒體、黨管幹部不能變,各種機關報刊都必須由共產黨員主持。通過新聞、出版、影視等媒體的審查制度,確保中共對意識形態的絕對控制權。

網絡時代 風光不再

朱厚澤1985年出任中宣部長後,曾提出著名的三寬政策:對於跟我們原來的想法不太一致的思想觀點,是不是可以採取寬容一點的態度;對待有不同意見的同志,是不是可以寬厚一點;整個空氣、環境是不是可以搞得寬鬆、有彈性一點。此後二十多年的官民博弈流程中,言論尺度不斷收緊卻又日見鬆弛,將當今言論環境對比三寬,會發現網民憑借表達技巧和網絡科技的進步,已自我拓展出一個超越三寬尺度的言論空間。

20世紀90年代中期,互聯網開始進入中國大陸的公眾生活。不僅在科技、經濟領域被廣泛應用,也帶來了思想文化的自由交流,思想壟斷的藩籬開始被衝破。

不熟悉科技文明進步的中國宣傳部門,此刻並未意識到互聯網對自身權力的巨大威脅,一邊聽任互聯網野蠻生長,一邊忙於整肅平面媒體,建立閱評組審查新聞。但公安部門比宣傳系統敏銳,於1998年開始啟動監控互聯網的金盾工程,一期工程在2005年底完成。

這時,互聯網發展的已勢不可擋,面對海量信息和不斷更新的翻牆技術,宣傳部門才意識到事態的嚴重性。但他們習慣於紙質媒體的管理經驗,試圖用圍堵刪封等手段對付立體傳播的新媒體,不免左支右絀,窮於應付。2006年後,為應對日漸失控的互聯網和不斷壯大的網民隊伍,開始在全國各地建立被稱為五毛黨網評員隊伍,並著手建立輿情監測系統和網絡局。

2009年中國大陸出現的微博客,本來被視為抵制境外社交媒體推特(twitter)的利器,不料卻成了宣傳部門最大的噩夢。2012年,中國微博用戶總量達3.27億,一個由自媒體組成的網絡公民社會雛形,開始浮出水面,微博議政、微博投票、微博反腐等民意表達,令宣傳部門的可控空間大大縮水。

進入21世紀後,各種媒體的逐步市場化,也在不斷削弱宣傳部門的權力。儘管表面上仍是黨說了算,但在實際運行中往往是市場和資本說了算。這種博弈,至今仍在若隱若現地進行。


權力、資源和思想的壟斷,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封閉系統下的信息壟斷。信息壟斷被互聯網打破之後,謊言會隨時穿幫,灌輸式洗腦的優勢不復存在。防民之口,甚於防川,隨著當前社會分化的日益嚴重,各種公共事件不斷爆發,傳統宣傳模式不僅在理論上無法自圓其說,其管控能力也已黔驢技窮。

最近發生的《南方周末》新年獻詞事件,就是一個心勞日拙的例證:禁言憲政,反而令憲政家喻戶曉;打壓一家敢言媒體,卻引發更多的媒體反抗;另一家 五毛媒體來幫倒忙,結果搞臭了主子也搞臭了自己……。面對此伏彼起波濤洶湧的民意浪潮,宣傳部門的防川工作,已成為一項力不從心的無效勞動。

西西弗斯因欺騙被判永推巨石的苦役,這是他的報應。如今,這塊巨石變得越來越沉重了……

2013114 風雨讀書樓

【補注】另據《新京報》20130118日報道:昨日,在北京市宣傳部長會議上,市委常委、宣傳部長、副市長魯煒稱,全市宣傳隊伍體制內有6萬多人,體制外200多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