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22日星期二

潘小濤﹕中資「入侵」特區諮詢組織




梁振英在施政報告宣布成立金融發展局,成員逾半是中資機構負責人、太子黨或親中紅人,包括前總理朱鎔基長子朱雲來、招商局前董事長秦曉、光大控股行政總裁陳爽、中國人壽保險(海外)總裁劉廷安等。這是中資要員首度大規模加入香港諮詢組織。

中資機構在香港經濟比重增加,作為重要持份者,派人加入特區諮詢組織,似乎合情合理,既然各級議會及諮詢組織都有華資財團、外資大行的代表,為什麼中資派人加入金發局,卻受到諸多非議?今屆立法會已有中資機構代表(中旅社副董事長姚思榮、中銀香港信託董事長吳亮星)。

中資跟華資及外資財團最大分別就是,他們不僅早在香港政壇有了代言人,且勢力極大。中資機構雖不像美英華商等擁有自己商會,卻有強力協調者,甚至是領導者的「中聯辦」,作為代理人,對香港政治,特別是特區政府施加影響力。

過去10多年,「中聯辦」對香港事務的介入愈來愈直接,對特區政府的干預也愈來愈赤裸裸,梁振英「當選」後第一時間到「中聯辦」謝票,就是「西環治港」的最佳演繹。有「西環」撐腰,中資機構為何還要直接參與香港政治呢?

「西環」要關照的不僅中資,還有華資財團、本地左派等,而各派之間的利益時有衝突,「西環」未必全部可向中資機構傾斜,甚至因為他們是「親生兒子」,每每要求他們顧全大局,以致中資機構一直認為,特區政府只向本地財團傾斜,令中資機構在香港的發展受到諸多掣肘。因此,他們要赤膊上陣爭取利益。當日他們支持梁振英,是否就已得到承諾,日後將吸納他們進入特區決策或諮詢組織,讓他們對政策有更大話語權?

潘小濤: 香港富二代 的「北伐」

近日,中國多個省市公布了新一屆政協委員名單,這些「名人富商俱樂部」果然匯聚了大批本港富二代,包括「當選」北京政協的李澤楷、恒基李家誠、信和黃永光等,「當選」江蘇政協的有前「船王」趙從衍孫女趙式明、徐展堂之子徐浩銓等。這是港人進軍中國政壇的另一次「北伐」。
早在九十年代已有大批港商為「購買」政治保險,陸續加入中國的各級議會,分量愈重的富商,加入的層次就愈高,例如四大地產商必然是全國政協委員甚至常委,次一級就會加入省市級的政協。現在「富二代」們只是接父親的棒。這是港商與地方政府各取所需的雙贏安排。

對商人而言,政協是富商俱樂部,不僅可認識不同界別的商人,發掘商機、互通信息,更是與中共幹部建立關係的重要機會。對地方政府來說,邀請香港「富二代」 等富商加入政協,付出的只是幾個虛銜,收穫卻是一群潛在投資者,對推動地方經濟至關重要,甚至透過「富二代」的人脈關係,引進更多投資項目。

但港商及富二代在中國政壇的活動,僅限於政協這種政治花瓶,與中共權力核心的距離極遠,也不會對中國政局產生任何衝擊。歷史上,香港人不僅曾參與孫中山的 革命,協助孫推翻滿清、建立共和,在民國初年的政壇也扮演重要角色,立法局首位華人議員伍廷芳,就曾任段祺瑞內閣的外交總長。因此,今天港人「北伐」中國 政壇,多是徘徊於政治核心的邊陲,且以逐私利為要務。

相反,過去十多年,北方勢力在香港政壇的分量愈來愈重,不少中資要員開始進入諮詢組織及立法會,逐漸對香港政治產生直接影響力,更不要說「西環」對特區政府的直接控制了。在政治上,香港北伐乏力,北京則傾力南侵,這已是不可逆轉的事實。

八、九十年代,香港曾有兩個領域成功北伐的輝煌,創造了很多「神話」。其一是商場,港商拿着資金東征西討,開拓了巨大市場,也教懂了中國人生意之道;其二 是流行文化,粵語流行曲、電視劇、電影、時裝等,攻陷中國半壁江山,也奠定了今天周星馳「當選」為新一屆廣東省政協委員的基礎。

相對來說,港人在中國官場的表現就大為遜色。一方面,商場及流行文化相對而言較開放,准入門檻較低;另方面,港人較有經驗,且本身成就斐然。因此,當香港 音樂、娛樂影視節目進入中國,立即所向披靡,而那時中國的製造業幾乎空白一片,港商既有資金,也有技術和市場,自然無往而不利。

但中國官場高度封閉,完全由中共這個既得利益集團壟斷,香港人自然難以大展拳腳,更何況中國官場有很多潛規則,非在裏面混上一段日子,不可摸透當中的虛實。因此,港人在中國官場不要說有出色的表現了,就是想生存也非易事,最後只能做「政治花瓶」,順便爭取經商之便等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