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振英的施政報告，平心而論，總體來說，不比十五年前差，但沒有用，因為這個小孩上學期，也就是頭六個月，成績和操行一片紅，所以這個學期，考個及格，也不夠，要考個超優良，才能把前一截的壞成績追補回來。
這樣一來，就吃力了。梁先生的報告不是沒有實質內容，譬如，這裏的土地幾多公頃，那一片土地多少，共建多少房屋，都講出來了，但是太過平淡，施政報告缺乏一點神來之筆。
什麼是神來之筆？英治時代，明知道香港租約快滿了，即將交回中國，麥理浩臨走還宣布：港島的中區，建一條登山扶手電梯。這就是神來之筆。沒有人想到從干德道半山，有一天可以步行到皇后大道中，登山電梯顛覆了許多人的生活想像，大家能期待，有一天，不用跑路，一條自動輸送帶把人送到半山，電梯動工，兩旁的商戶抗議，但英國人不管，造成之後，你看，電梯兩邊的房產和商舖，都變成了黃金戶。
這就是Governing，管治。一九八九年大陸「六四」，衛奕信宣佈玫瑰園大計，斥資千億建新機場，今天的梁振英，明知道建屋要三五年，但缺乏了神采的一筆。
譬如，施政報告裏講，建地下街、洞穴城、人工島。衝口而出的「理念」，沒有進一步的內容。
地下街，太古的金鐘早已有了。洞穴城，是什麼意思？在東平洲選幾個山洞，還是與獅子山隧道平行，挖一條冷氣商場的步行街？講得清楚一點，就為人帶來期望。
在這方面，梁班子要早有論證。像人工島，要花多少錢？二十年前的新機場，只是大嶼山北開一個小半島，花一千億，今天，要一座人工島，至少四五千億。島的位置在何處？離港島的海岸要近，因為要有大橋連接，島上有豪宅，但也有公屋和居屋，商場、學校、戲院，附着施政報告，一個地圖拋出來，建築師找日本人，因為日本有關西機場和筑波都是人工島，成本之外，還從印尼輸入大量勞工，政府早已談好了，不信？你們看。
這樣一來，國際新聞會報道，香港人就覺得有奔頭了，那十多萬房屋單位，十年才建得成，也可以等了，因為大家覺得這是一個有遠景的地方。政治就是在虛實之間，希望的創造（Creation of Hope），以及期望的管理（Management of Hope），施政報告就是缺了這一樣，香港人不滿意，有什麼好說呢，對不？
陶傑: 拒絕夢醒
有如梁振英一上台鬧出僭建醜聞，十八大後的習總書記還沒坐定，就爆出《南方周末》言論打壓之爭。《南方周末》事件是南周系知識分子長期積壓的怨憤總爆發。當汪洋在任時，氣氛相對「寬鬆」，還沒有「上面」直接改稿、代筆寫評論、趁編輯放假時匆忙印刷出街的事件。知識分子非常重視他們寫的每一個字的「高度自治權」，所以這次忍不住要上街了。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又是兩派鬥爭的延續。習總上台犯了一些錯誤。譬如高調南巡深圳，強調追隨鄧小平的改革。共產黨論資排輩，習先生如此以強人姿態，不但未能掀起「旋風」，反遭黨內之忌。「南巡」是強人領袖才擁有的特權。一九六五年的毛澤東去上海點燃文革之火，一九九二年的鄧小平到深圳大罵北京「誰不改革誰下台」。而毛澤東要剷除林彪，一九七一年也有杭州之火車之旅。「南巡」在中共黨內是一個劍拔弩張、充滿戰鬥格的詞彙。習總以強人自居，但當年的胡耀邦，於鄧小平在生時，也曾經掙扎想豎立自己的旗幟做一番事業，下場如何？
而且還公布「習八條」，禁止退休領導人題詞。這一條衝着誰來的，全國皆見，那個人豈不火遮眼？再加上十八大一輪風火，海外輿論捲入權力鬥爭，紛紛歡呼胡錦濤之裸退是拼最後一口氣扶助習總自主掌權，與某某人「同歸於盡」。因此胡總得到習總「高風亮節」的讚嘆。這種動作和口徑，在廣東人言語裡是「擺明撩交打」。要有極強的實力，而且準備攤牌決戰，才可以做那麼大的動作。
但習總有此斤兩否？所以大陸的局勢觸目驚心在這種地方。中國人的政治永遠擺脫不了宿命。光緒上面有慈禧太后，胡耀邦趙紫陽頭上有鄧小平，老人一日在生，永遠是緊箍咒。大陸的問題是老人不只一個，而是一幫。大陸的農民日夜盼望出「明君」，知識分子在外面一樣天真，但他們忘記了，中國不必有暴君，因為「專制」已成「暴制」。羅馬帝國時代，暴君尼祿和卡里古拉，作惡只及一代，他們死了，還有泰坦斯、哈德良、尼爾雅，都是好一點的皇帝。因為羅馬沒有一個綜合的「暴制」，亦沒有一群自願效犬馬之勞的奴才和惡犬。羅馬帝國的暴君，造成的損害，在近千年歷史中，極為有限。因為雖然沒有民主，制度相對合理，所以對人類文明有貢獻，羅馬比中國的明清加起來還要長。
但香港的鄰近地區不同，雖然爆發過許多所謂「革命」，骨髓裡的病毒從未清理。當年明治天皇有福澤諭吉，先去歐洲巡訪，回到日本，稟奏天皇：日本落後了，我們要政治改革，從現在起不要再模仿中國的什麼漢唐文化了，要學習歐洲。明治欣然應允，馬上下令束髮、易服、建立法律文官制度，雖然受到幕府武士的反抗，但明治天皇意志堅決，出兵平剿，而且得到「外國勢力」正義的扶助——湯告魯斯的《最後武士》就是講這段東西文化惺惺相惜的佳話——結果明治成功了。
而一海之隔的慈禧太后，卻以自私和愚昧誤國半世紀。慈禧也懂得派留學生和特使，郭燾熹、薛福成、沈家本，也出遊歐洲和英國，回來之後一樣啟奏：不好了，我們要政治改革了，不然中國就會被瓜分了。但慈禧太后頑固而盲塞，維新六君子被慈禧抓起來殺掉，榮祿、袁世凱、李鴻章不是落井下石而告發，就是袖手旁觀而噤聲。如果清末的中國有羅馬時代的安東尼和渥大維，有幾個熱血漢子，像刺殺凱撒一樣，振臂一呼，這個民族的命運就不同了。清末光緒被軟禁，滿朝文武更無一個是男兒，眼巴巴看着正直善良的人斷頭灑血，你就知道這個民族的基因是如何畸形了。
日本人做到的，中國人做不到。雖然日本經歷軍國擴張，像小孩患麻疹一樣，也一時驕奢自大，遭到原子彈的劫報。但今天的日本，在政治上完全成熟。民主與口味並高，理性和美學兼善，雖然旅行日本與在日本長居是兩回事，因為日本人排外。排外有什麼不對？一個成就如此輝煌的民族，自大而排外，像瑞士和奧地利，完全有理由。
中國在基因上無法政治改革，英文叫做 Genetically Inadequate，這是先天遺傳問題。中國人必須承認天生沒有「新政」和「改革」的生物本能，這是達爾文物競天擇的學術論證，不管喜歡也好，難受也罷，也是上帝莊嚴不可推翻的判決。
人生下來無權選擇自己的父母，此為不幸；但出生後可以長進，選擇自己的情感投資在哪一方，此為不幸中的小幸。今日世界一座地球村，人人只要爭氣則可為世界公民，此更為不幸中之大幸。人生很短，由光緒皇帝開始，身為華人，就看過不少自稱要「政改」、舉頭望明月而哀嘆、低頭打飛機而呻吟的「領導人」，最終或囚禁、或送命，如何慘淡收場？中國文人還要一代代陪着夢遺（ having wet dreams），一地的穢液，伴着淚光，對不起，我要問一問：是不是好笑了一點？
中國絕無「政改」，只有「暴改」，改旗易幟必由農民、貧民、刁民「三民主義」受不了太監奴才暴主之欺壓，又展開新一輪自相殺戮。劉邦、李世民、朱元璋、趙匡胤，全是一路貨色，不要擔心，時辰一到，又要天降「唱紅打黑」的超級災星，替你消耗一億幾千萬人口，此為天意，若非如此，如何維持地球生態資源平衡？
中國的《人民日報》不是又呼籲「努力講真話」嗎？我又一次講真話了。雖然講真話對於許多中國人，確實要像廣東道自由行搶購一個 Chanel，迎難而上，努力無比，但對於小弟，天佑，實在太輕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