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是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逝世八周年。這位寧願不當總書記也不向人民開槍的中共領導人，不只以其高風亮節贏得人民敬愛，還以其對中國政治、經濟、社會問題的真知灼見贏得海內外敬重。他在中共十三大前後力推政治體制改革，明言「經濟上放活、政治上收緊」是一條走不通的路，這對迄今還在迴避政改的中共、還在拖延香港政改的梁振英來說，都無異於是警告、警醒。
梁振英在其首份施政報告中，只以150多字談及香港的政制發展，在新增的14個委員會、小組中，也沒有一個涉及政改。一如輿論所指，梁振英在政改問題上交了白卷。這顯然不是他及其班底的疏忽，也不是他所謂集中精力解決民生問題的藉口可以解釋，而是梁振英的施政思維充斥新加坡模式、中共模式的反映。而無論新加坡模式，還是中共模式，都不適用於現時的香港，梁振英還要生搬硬套，只會誤己害港。
中共領導人對新加坡模式一直讚賞有加，鄧小平1992年南巡時特別強調要學習新加坡的經濟發展經驗和社會管理經驗，中共新任總書記習近平2010年訪問新加坡時也盛讚，新加坡許多成功經驗「為中國在解決改革發展中的一些難題提供了有益借鑑」。梁振英擅於把握西環和北京的脈搏，自然也要推崇新加坡經驗，其「港人港地」政策就是抄自新加坡的「星人星地」。
但是，中國20多年來的實踐表明，經濟發展可以掩蓋政治、社會問題於一時，但不能掩蓋一世。政治體制改革的滯後，至少令中國不可能維持新加坡模式中政府的效率及清廉，不只成為經濟發展的障礙，更激化社會矛盾。對於政治多元化的香港來說，新加坡模式可行之處更少。難道梁振英還以為，港人有工開、有樓住，就不要新聞自由？就不要普選特首？
梁振英在施政報告中及昨日出席立法會答問會時都強調，改善民生和發展經濟，並不矛盾，兩者不應偏廢。實在難以想像，擅長語言偽術的梁振英，是如何得出改善民生和發展經濟會有矛盾的反面結論，要如此鄭重其事地再三澄清？如果梁振英說，經濟發展與政制發展不可偏廢，那才是說到點子上，觸及香港的根本問題。
梁振英自稱其施政報告是未來四年半的行動綱領，但對港人關注的特首普選、立法會普選問題，對港人關注的西環治港問題，對港人關注的司法獨立、終審權和人大釋法問題，對港人關注的《基本法》23條立法問題，都未表述基本立場，亦未有設立專門機構加以研究，遑論可行、可信的行動指南。如此迴避政制問題，無非是套用中共以經濟發展掩蓋政治、社會問題的思維模式，無非是不能堂而皇之地把北京交給他的四大政治任務公開表述出來而已。
歷史的發展已證明，趙紫陽有關經濟放活、政治收緊之路走不通的推斷，具有何等的預見性。1984年，作為香港《基本法》藍本的《中英聯合聲明》在北京簽署時，代表中國政府簽字的正是時任總理趙紫陽。他對中國政治、經濟改革的論斷，迄今對中共、對香港都深具啟示。梁振英如還有些許善心，是時候補上這堂課，好好學習．莫再自欺欺人。
鄧樹雄：漫天風雨待扶貧
以重視扶貧為競選政綱之一而成功出任行政長官的梁振英，當選後即重設扶貧委員會（簡稱「扶貧會」），並建立長者生活津貼制度，足見其重視扶貧政策。 不過，他周三（16日）推出的首份《施政報告》並無提出扶貧新政策，只責成重設的扶貧會研究設立貧窮線和檢討綜援制度，並於年底提交報告；各界多認為此舉
無法紓緩當前嚴重的貧窮問題。
香港的貧窮問題自九十年代中起日趨嚴重，回歸後更形惡化，是本港眾多深層次矛盾之一，連溫家寶總理也 極為關注，扶貧遂成為特區政府的施政重點。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於1999年《施政報告》中首次出招，提出扶貧紓困措施，以緩解亞洲金融危機和香港經濟負增
長對貧窮人士帶來的困難；但那些短期措施只是針對當前危機的治標方法，難以持久扶貧和脫貧。
寄望商界 失望而還
不過，單以財政開支也難緩解此一深層次矛盾，董建華遂於2002年《施政報告》中提出由政府、商界和非政府組織的第三部門，由三方合作解決本港貧窮問題。董
建華寄望商界肩負更多社會責任，可是香港的財團一向缺乏此種胸襟，社會責任感一向不強，這已常為各界詬病，故董建華最終無功而還，而本港貧窮人口則不斷上 升。此外，由於人口老化，退休保障不足，令貧窮問題日見惡化，董建華不得不於2005年《施政報告》提出成立為期兩年的扶貧會，認真處理貧窮問題。
可 是董建華的遠見並未得到商界認同和政府內部支持，而大專院校的主流經濟學界更認為這會擴大政府開支，不利審慎理財，有違市場主導和小政府的管治思維，所以
扶貧會只能在不改變現行體制和經濟政策的前提下「扶貧」——既不討論產業結構，也不討論最低工資、集體談判權、最高工時和貧窮線，當然難以制訂有效措施。
特別是由時任財政司司長唐英年出任扶貧會主席，委員則以商界和芝加哥學派的經濟學者為主，故扶貧難有新意。花了兩年時間，貧窮問題更見嚴重，扶貧會2007年提交報告後便告解散，繼任行政長官的曾蔭權也無意重設扶貧會。
產業發展 制訂規劃
唐英年扶貧不力，廣受批評。梁振英出任行政長官後，立即重設扶貧會，以較開放的態度紓緩貧窮問題。這次梁振英責成扶貧會制訂貧窮線，就是特區政府管治思維的
一大改革，因為貧窮線不單是一個關乎社會發展的數據，便利政府施政，社會各界更會據此要求政府制訂改善民生的指標，如貧窮線的調整、減低窮人比例等。
過去，港英政府和特區政府堅拒制訂貧窮線，就是不願作出財政承擔。梁振英這次突破，雖云是順應不斷升級的社會壓力，卻也反映他對審慎理財的新看法。重設的扶貧會改由政務司司長任主席，而不像從前由財政司司長擔任，這一微妙轉變意義重大。
今 次扶貧效果如何，最終會記在梁振英的賬上，但單以政府的財政開支扶貧，效果始終有限，特別是處理在職貧窮問題，它涉及多項經濟政策，絕非扶貧會能單獨處
理，所以梁振英在《施政報告》責成經濟發展委員會（簡稱「經發會」）制訂各種產業發展政策，並於年底提交報告。這是有史以來《施政報告》首次明確指出要研 究和制訂產業發展政策和宏觀經濟規劃，產業發展與就業和在職貧窮關係密切，更是解決貧窮問題的關鍵所在。
港英時代和特區政府也曾設立類似的 經發會，但在積極不干預主義、大市場小政府的管治思維下，根本就是一場公關騷，只為回應各界批評，架構方面雖人有我有，但不要有所作為，故該委員會從不公
開議論經濟政策及評論宏觀經濟環境，也從未出版報告或建議書，這解釋了為何港英政府和早期特區政府從未發表中期或長期經濟發展規劃白皮書。
研究架構 一直欠缺
2009
年由曾蔭權任主任的經濟機遇委員會發表的「發展六大具優勢產業建議」，也沒有對該六大行業作過深入的政策研究，有些行業連統計資料都沒有。過了三年，這六
大具優勢行業究有何新發展，似乎未有官方深入分析，這又是一場公關騷，害得香港平白損失數年寶貴時間。梁振英這次不跟隨一貫的公關騷傳統，要做實事，責成 扶貧會和經發會於年底提交研究報告和政策建議，不啻是管治思維的突破。
梁振英的「適度有為」會否如董建華的「大有為」均得不到政府內部的支持而一事無成，這實在教人憂慮。除了政治因素外，政府內部也可能未必適應此新思維，因為政府部門缺乏研究力量。
港英政府和特區政府一向不重視體制內研究，各政策局竟沒有常設的部門研究架構；梁振英早前提出的五司十四局部門架構改組建議，亦沒有提出在各政策局設立常設研究單位的建議，令人更遺憾的是，連中央政策組也變為政治酬庸的棋子，進一步削弱特區政府的研究力量。
在這種情況下要扶貧會和經發會在年底提交一份有見地的研究報告和政策建議，恐怕有點不切實際，遑論因政治因素而委任的兩會委員的人選是否有識之士和認同新思維！
各界習慣了特區政府的危機管理，所以多認為梁振英的《施政報告》以「拖」為主，以委員會治港。但是扶貧和經濟發展是持續及長期的追求，豈能一蹴而就！可惜梁振英對此着墨不多，難怪各界不滿。梁班子能否在年底提出扶貧和經濟發展的新思維，還須拭目以待。
香港浸會大學經濟系前系主任
信報社評：諮詢換管治時間 政改難拖延進程
特首梁振英發表首份施政報告後，昨天到立法會出席答問會，向議員闡述有關施政問題，在民生議題上，除受到泛民議員批評外，連建制派議員亦強烈不滿，質疑他背棄了競選承諾，沒有解決深層次問題，貨不對辦，反映梁振英政府公共政策的形成，未來恐怕在議會遇到更大的阻力。
施政難前，各種有關民生及經濟發展的重大政策發展路向，如今冀通過一系列專責委員會凝聚初步社會共識，但即使能夠達成政策性意見，未致淪為泛泛空談，但很明顯，政策建議還必須得到立法「程序公認」，才能付諸實行。
然而，在目前行政和立法關係無法改善情況下，施政勢必難以暢順。施政報告新成立了多個專責委員會，難怪被譏為「委員會治港」，公眾批評新一屆政府對解決根本性的問題一籌莫展，以「拖」字訣換取管治時間，的確一針見血指出當前的政治困局。
事實上，任何諮詢過程，都是把各種不同的甚至是對立的政策意見加以調和，使最終能夠形成政策行動基礎。但從目前政治氛圍看，行政主導的管治模式已舉步艱難；行政與立法不協調所構成的施政阻力，比董建華政府和曾蔭權政府更為巨大。
因此，即使特首梁振英不斷強調已有效堵截「雙非」孕婦來港產子、白表免補地價購買居屋、綠悠雅苑推售等政策成效，來顯示特區政府的管治績效，卻完全掩蓋不了施政難前的困局。
形勢演變至今，若不改善行政與立法關係，從憲制層面解開癥結，梁振英政府的公共政策形成過程，便不易凝聚社會理性的共識，達致政策行動基礎。
從梁振英發表首份施政報告，到昨天社會對報告所作的信息回饋清楚看到，特首希望通過有效推行房屋政策，實現「基層上車、中產置業」以挽回低落民望，政治的得分很有限，意味通過有效施政來提高民望，強化管治權威，從而進一步實施有效治理的算盤也很難打響。
換言之，特首梁振英無法提高民望，凝聚到足夠的社會合作共識推動政策，施政只能「原地踏步」，遑論解決社會深層次的問題。
照目前形勢看，新一屆政府施政難前的癥結，已未必在於缺乏施政的時空，而在於缺乏足夠的認受性和管治權威，使公共政策形成的過程，在公眾層面，不容易通過社
會共識形成「公共理性」；在行政與立法關係層面，也不易進行「程序公認」，因而任何具複雜性、爭議性的公共議題，也只先交予不同的政策委員會作諮詢和醞 釀，避免直接引發政策意見衝突，進一步破壞政府與市民的關係，以維持社會秩序的穩定性和管治的有效性，如在標準工時和性傾向歧視立法問題上，見微知著，足
窺其一斑。
事到如今，盡快啟動政改政策醞釀諮詢，實事求是，看來已很難拖延。愈遲啟動諮詢，意見分歧所積累的社會矛盾也更大，也愈難化解。可惜施政報告對推動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直選的安排，只幾筆帶過，並沒有提出諮詢時間甚至相關線索，為新一屆政府埋下更大的管治衝突風險。
昨 天政府公布了新成立的「經濟發展委員會」和「金融發展局」的成員名單，冀為香港經濟和金融發展創新出謀獻策。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一度被委以重任也寄予厚望
的策略發展委員會，廣納了大批所謂英才俊彥，但在前任特首民望已告傾頹之下，淪為「口水會」，最終一事無成，值得警惕。
可以說，當前香港的政治生態，公共政策的形成，理性和共識基礎持續弱化；在行政立法關係進一步惡化下，拖延政改造成的社會衝突，風險也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