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以一句「This
city is dying」而聞名，因而在社會上引起極大迴響的電視劇集《天與地》，被市民用一人一票的方式選為全年最佳電視劇，最近亦被電視台重播。《天與地》成功和受歡迎的原因，是劇中內容反映了香港人的內心感受，而「This
city is dying」的名句，就顯示了不少人對於香港正步向沒落的擔心。
選擇用「沒落」這兩個字，而非低增長或轉型等字眼來形容當前的景況，是因為香港所面對的問題，絕不止於沒有發展或不能過渡至下一個階段，而是一個比以上的所有問題嚴重多倍的情況，就是連現在所擁有的制度、價值和身分，也快將失去，一切在變得更差更壞。
香港人對於沒落的憂慮，並非出於多心或想像。最強的證據，永遠是來自他們自己的生活感受和體驗。試問目前在香港有多少人可以看得見自己將來的前景，並且有信心自己的生活可以變得愈來愈好？
不單在經濟層面
千萬不要誤會香港的沒落只發生在經濟層面，這是目前特區政府對香港所面對的種種問題的統一官方論述和理解，亦正正是政府思維模式的局限。香港的沒落絕不局限於經濟層面，因此亦沒有可能單靠經濟手段來逆轉和解決。在政治層面上，我們早已看見一個缺乏認受性的政府，它不單不能在施政上反映民意，很多時更不理會大部分市民的意願，倒行逆施，硬推不受歡迎的政策，引致公民社會強烈反彈，民怨沸騰。
在文化上，香港變得枯乾和單一，失去了創意和活力。單是以免費電視的選擇來說，居然是全世界同類城市中最少的。香港製作的電影和音樂，其市場也大幅萎縮，在國際的地位早已大不如前。更甚的是，在政府的施政不斷「大陸化」及鼓吹「一國」的情況下，「香港」作為文化、價值及身分認同的主體性，也受到極大的衝擊及面對被淹沒的危機。所以，目前特區政府只重應付經濟及民生的方案，是一個針對病徵的治標方法，並非解決香港沒落的出路，甚至是一條死路。
西方崛起和沒落的經驗
不少香港人在回歸後所遭遇到的挫折和失敗，有很大的原因是香港整體制度（institution）的沒落，而非個人因素所致。要避免香港繼續沒落，哈佛大學著明歷史學者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的最新作品《The Great Degeneration》（筆者大膽地譯作《大躍退》）〔見註〕提供了一些重要的啟示，因為弗格森在書中所要解答的是一個十分相似的問題，就是如何解釋當前西方所面對的沒落。
雖然西方曾擁有輝煌的過去，但近年的債務、經濟及社會分歧及不公義等問題，均反映西方的文明已開始有倒退和沒落的跡象。弗格森認為要了解當前西方的沒落，便先要了解原先西方是如何崛起。
從歷史的角度分析，東西方在發展的程度上原是一家，沒有太大的差距。一切直至1500年起，西方才在政治、社會、經濟等各方面開始超越東方。而到了19世紀的工業革命後，東西方的發展差距更以倍數地激增，最後形成了以英美為首的西方代表了強大、富裕及先進，而包括了中國在內的東方就象徵了積弱、貧困和落後的懸殊局面，歷史學上稱之為大分岔（The
Great Divergence）的現象。
西方靠四大優良制度 民主、市場經濟、法治、公民社會
究竟在1500年之後，西方出現了什麼而促使它的發展起飛？弗格森認為這是由於優良制度的形成和誕生。這些制度共有4個，分別是民主、市場經濟、法治和公民社會。以上的制度並非獨立運作，而是互相配合，推動整體社會的發展，以至是整個西方文明的進步。有趣的是，弗格森在書中明確否定了其他成功模式的可能式，包括了以不民主及政府主導的所謂「北京共識」或「中國模式」。中國經濟發展經驗所帶出的信息，是沿覑以上4種制度改革可釋放出來的強大力量。眾多學者均認為，若中國不進一步進行制度改革，特別是建立民主和加強法治，經濟發展很快會見頂。
若歷史對於人類的發展的角色是一面鏡子，西方的崛起和沒落便是這面鏡子的兩面。四大制度的建立開拓了西方文明的進步，四大制度的破壞和變質，導致了現今西方的沒落。弗格森認為西方的民主正受到利益團體及不重視下一代幸福的人所騎劫，自由市場面對愈來愈多的干預和壟斷，法治的角色由限制統治者的權力和保障個人自由，退化至只保障有權有勢的人，甚至是律師自己界別的利益，而社會上的公民組織的力量亦變得愈來愈薄弱，社會變得個人化，欠缺團結合作的精神。
西方的沒落，便是它一直賴以成功的制度的沒落，因此，弗格森堅決否定單從經濟政策可以把西方從沒落中拯救出來。由始至終，沒落並非純粹的經濟問題，因此絕對沒有可能單靠經濟手段把問題解決。
香港要修補這四大制度
同樣的道理放在分析香港的沒落之上，香港的真正出路並非單純地專注經濟或盡快與內地「大融合」，而是發展或修補民主、市場、法治和公民社會這四大制度。可惜的是，在回歸之後，這四大制度在香港均受到重大的衝擊，民主的發展長期停滯不前，甚或倒退，市場被大集團壟斷，法治逐漸被釋法所取代，公民社會的空間和自由不斷被收窄。在以上的惡劣情況下，香港的沒落成為了一個可以預期的「合理」但可悲的結果。
在歷史上，制度的誕生和重生，並非完全靠客觀因素的自然推動，亦是靠人的意志來完成。學習歷史，正因可以增強我們預知和改變未來的能力。也許，香港的每一代均有他們獨特的歷史任務，而如何在情況達至不可逆轉前，阻止香港的沒落，將是我們現今生活於香港，以香港為根和為家的一代，面對的重大歷史任務。
◆參考資料
註﹕Ferguson,
Niall. (2012) The Great Degeneration: How Institutions Decay and Economies Die.
London: Allen Lane/ Penguin.
作者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中文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