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11日星期五

程介明: 高等教育會過度發展嗎?




上周談到香港的大學學位,與鄰近地區比較相形見絀。若從長遠看,後患無窮。有些朋友不同意。隨即看到前兩天《明報》〈人口系列〉談到「大學生過剩」、「大學生質素下跌」、「大學畢業生待業」、「低技術人員匱乏」、「副學位錯配」(非原來文字)等憂慮,甚至覺得現狀的規模,由於人口變化,已經足以導致未來的重重危機。總的印象是:高等教育不宜擴展。

也有朋友善意地提醒:「社會覺得大學生素質每況愈下;大學生因為三十歲不能置業而埋怨;連我的親戚都覺得是大陸的學生佔了香港人的學位……」他認為,這些誤解佔據着人們的腦袋,要談拓展大學學位談何容易?

的確,社會長期沒有關於高等教育的討論。人們對於政治敏感的話題(如學術自主、政治干預),或者是新聞價值高的話題(如副學士、大學財政),注意得比較多;而對於有長遠影響的,反而無暇顧及。因此,要說發展高等教育、拓展大學學位,連一些基本的原理都很久沒有觸及,一下子就無從說起。

其實上周的討論,涵蓋兩個不同的議題。一個是一般的高等教育夠不夠;另一個是大學學位(指學士學位,特別是公帑資助的學士學位)夠不夠。兩個議題並不一樣。這裏且先一般地來看看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在古代,不論中外,都是一批精英的知識分子,聚首探求學問。西方的大學,主要是從探索自然界出發;中國的書院,則主要是從深究先賢經典出發。無論如何,都是少數精英的事,與一般老百姓無關。

高等教育 愈趨普遍

但是,也有內地的學者認為,古代的科舉其實類似現代的高等教育:秀才類似學士,舉人類似碩士,京試的狀元、榜眼、探花則類似博士。也算是一種說法,雖則科舉純粹是官員選拔,不算教育制度。但是百姓中的眾多門生,千辛萬苦,最高目標是考取功名,以求社會地位上升,則與現代華人社會的「應試」、「升學」教育文化,一脈相承。

現代的高等教育卻逐漸演變成為培養高級知識分子的場所。典型的工業機構,底層是不需知識的體力勞工大軍;人力金字塔逐層上升,知識要求逐層增加,頂部的工程師非要大學畢業不可。機構的金字塔,形成社會的金字塔,塑造出教育的金字塔。理由只有一個:社會只需要少數的精英,作為頂層的領導者、設計者、決策者。

社會逐漸變了,由於科技的發展與第三產業的擴展,金字塔的頂端逐漸變闊,變成是上窄下寬的梯形;再下一步,又會逐漸變成上下皆窄,中間肥胖的鵝蛋形(也許香港正在這個演化過程中)。也就是說,社會需要愈來愈多的人,具備愈來愈多的知識。

這其實也是我們的常識。筆者念書的時候,考警察的門檻要求,是小學四年級程度;現在則大多數是學士,碩士也比比皆是。難道我們說,現在的大學生是紆尊降貴去當警察?銀行櫃員,大約三十年前,大多是中學畢業;現在就很少不是大學生。很多很多的行業,都是如此。

學歷要求 不斷提高

以上的「常識」,茶餘飯後可以作為輕鬆的談資,但要是從個人的前途出路出發,情感會完全不一樣。曾經聽過陳婉嫻(她是百貨業職工會出身)的敍述,至今不忘(本欄也曾介紹過):三十年前名牌百貨公司的部長,高中畢業已算不錯;但是後來公司作現代化改革,要學歷、要科學化,就給裁員了,他們就進了第二層次的百貨公司;但是這些公司也相繼現代化,需要操作電腦、要懂英語、要懂普通話,這批人又給裁員了;有些還想進現代的商場,但是一不懂普通話、二不夠年輕;現在很多這些前任的部長,在給社會福利署當計時的家務助理,為老年與殘疾人士服務。

這都發生在同一班人身上。他們入行的時候,當時的學歷可以讓他們過不錯的生活。但是社會不斷變化,他們原來的學歷,就愈來愈「貶值」。
這也是「後工業社會」與傳統的工業社會很大的分別。工業社會雖然已經比農業社會節奏快得多,但是後工業社會節奏更快。以往也許是50年、60年,才有可以感到的大變動,因此一份職業可以從一而終。我們那個年代的大學同學,要是當了公務員,就可以從22歲開始,平步青雲一直到55/60歲,在同一部門退休。

現在社會變化的節奏,快得多了;變化的周期,也短得多了。要不了10年、5年,就會遇到大變。再沒有拿了一個學歷一勞永逸、終身受用的事。

再者,主動轉工、轉行已經變成是常規。由於機構變幻莫測,對於機構的從屬關係已經難以持久。同樣,由於工作轉換的頻繁,很多人沒有固定的專業身份。還有,不在固定機構工作的人,愈來愈多:個體工作者、創業者、自僱人員。同時服務於多個機構的,也愈來愈多。

最近還學會了一種工作狀況,叫做multiple portfolio(且譯為多元工種),可以同時從事營商、設計、補習、翻譯、演出。還有愈來愈多的知識分子從事非政府事業(NGO),專門關注弱勢、主持公義、改變社會;他們的工作形態又完全不同於商業機構或者政府機構。

學歷愈低 機會愈少

從個人來說,不一定是橫向的變化,很可能是縱向的變化。也就是說,不光是工作性質的變化,還會是社會的上下流動、地位和收入的起跌;而且是大幅度的起跌。轉工、轉行、創業,也很可能是被迫的,每一個變化環節,都可以是戲劇性的下跌;突發的失業、長期的待業、被迫的提早退休、非自願的打散工,都已經是司空見慣。

這裏無意要把現代社會描繪成一個「悲慘世界」;只是社會的形態變了,再不能帶着過去的期望看今天與看明天。

橫向的工作變化,需要學習。不管學歷如何,都要不斷學習,也就是終身學習吧。但是世界各地都發現,愈是學歷低的,愈是不容易進入不斷學習的循環;也即是說,他們在業餘的繼續學習中,最為吃虧,甚至最難起步。

縱向的社會流動,更加與學歷息息相關。學歷高的,雖然不能保障不下跌,但是比較容易把握上升機會。學歷低的,往往就被封死了上升的門路。

尊敬的讀者,假如你家有孩子,你會不會對他說:「不要念那麼多書了,大學生太多了?」

許漢榮 : 本地大學教育正步向死亡?

最近網上有一篇博客文章How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was Killed, in Five East Steps引來熱議,作者是大學的兼任教授,文章說的是美國公立大學體系發生了怎樣的問題;當中提及的若放諸香港,竟然出奇地相似。作者提出的一些警告,對我們實在有相當的啟發性,值得政府和教育界深思。

作者在文中提到,在過去幾年美國不斷有人提出「為什麼美國的大學教育會開始失效」,包括畢業生的表現每下愈況、學費失控地增加、學生負債纍纍等。雖然美國人已經想法子改變這些情況,但似乎美國的大學仍然是「步向死亡」(universities in America are dying)。

這些論調, 我們在香港也是耳熟能詳,僱主經常表示大學畢業生表現不理想、公營大學學位有限,結果中學畢業生即使考獲大學入學的資格,仍然只能投向學費高昂的私立院校;至於學生未畢業已因為學業而背負欠債,更加早已不是新聞。

死亡徵兆一:大學教育變「職前培訓」

大學教育的核心和精神是什麼?作者在文章提到,在六十年代的美國,學生可以選擇的大學學科種類繁多,「博雅教育」更加是大學教育的核心,學生可以遨遊在哲學、人類學、文學、歷史、社會學、宗教、外語、文化等不同的範疇,但今天,大學已變為「職前培訓」,原因在於企業資金湧入大學,於是大學的價值由企業價值取代,最終令到發展人文學科的資金被削,而商科卻同時獲得大量資金。

更甚的是,企業開始對科學學系作出捐助及建立合作關係,企業支持的不單是科研項目的本身,更重要的是項目的成果;於是大學的實驗室不再是為了科學研究,而是為了企業的業務工作。

在香港,只要翻開大學聯招的收生成績和學生選科的意向,香港的大學「職前培訓」取向之明顯,真的已不用多說。以剛過去的聯招選科為例,以學生首三志願計,最多人選擇的學科首兩位都是商科,而與商業、精算有關的科目,亦經常收到成績最好的學生,反之人文學科往往都被視為「水泡」。

今天問問中學同學升讀大學的興趣,說選擇哲學、人類學等人文學科的恐怕十之一二也沒有。此外,在各大學爭相找到商界成立科學實驗室之時,究竟我們的科學發展有多大的進步呢?抑或一如美國的,變成主要為企業服務?

死亡徵兆二:政府鼓吹成立私立大學

最近,立法會討論增加公營大學學位的問題,在議員擔心未來香港的大學學位會「過剩」,也恐怕新成立的私立大學會倒閉。大學學位是不是會「過剩」,這個問題難有答案,但香港一直以來公營大學學額不足則已有公論。

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數字,成員國就讀政府資助大學本科課程的學生比例,平均為同齡青年的68%,即使是香港政府經常視為競爭對手的新加坡,比例也有近三成。香港呢?多年以來都是維持在18%(或15000個學位),政府增加年輕人接受大學教育的方法是所謂「鼓勵成立私立大學」。

私立大學的成立,是把政府本來應負的責任推到「市場」,目的不過是減低政府在大學教育的財政負擔。由於把大學教育交給「市場」,結果可以想見,增加的大學課程也是需有「市場價值」的學科,於是商科或「專業」學科的學額增加,人文學科不是缺席,就是淪為選修,人文精神繼續被邊緣化。

香港政府還有一招:教資會。作為分配大學教育資源的機構,教資會不單沒有為大學的教育生態作出健康的決策,反之更常要求大學以「競爭」的方式爭逐資源,甚至要求大學「回撥學額」以公開競爭。結果大學不錯是常常有新課程設立,但偏向開辦所謂「有市場價值」、「有競爭力」的課程的取向已是非常明顯;因此,不難發現,近年本地大學的商學院高速發展,但文學院、社會科學院、理學院內的一些學系卻面臨「殺系」的危機。

當一個城市,大學教育只顧日益傾斜某一方向,這個城市的年輕人對於知識、公義、人權的重視,只會日益淡薄。該篇博客文章,正正把削減資助高等教育列為美國大學之死的首個原因;反觀香港,這種傾向也似乎若隱若現。

死亡徵兆三:教授被迫「去專業化」

此外,就是把在大學教授「去專業化」或「兼職化」。作者在文章指出,美國現時約有150萬大學教授,但當中高達八成是「兼任教授」(adjuncts),即是有100萬大學教授是「兼任」的,他們只有短期合約(一般是一個學期),不但就業沒有保障,也沒有福利可言,很多更是連辦公室也沒有,難以與學生會面,作學業的探討。

這些兼任教授都是博士畢業生,在各自的範疇有着研究的專長,但卻只能等待校方施予課擔,維持生計,白白把社會的精英浪費掉;更甚的是,不少新的博士畢業生都基於政府削減大學教育開支,而須背負六位數字美元的債務。

在香港,雖然都有兼任教授,幸而處境並沒有美國般壞,但以「合約制」聘任大學教員卻早已是普遍做法,教員仍然要面對失業的可能,加上本地大學都以研究為先,教學為次,結果很多時大學都要聘請臨時教員負責教學工作,使「教授」可以多作研究項目的開發,這樣即會造成階級分化。

早前,本港尚有大學在爭論「大學導師」是不是可視為大學的教師,可見這種以行政手段把大學教員「去專業化」的理念,仍舊存在於大學的體制當中。博客文章的作者認為,大學教員沒有穩定的教研環境,對教員本身的身心都有損害,包括欠缺醫療保障、由壓力引發疾病如心臟病,甚至有大學教員因而自殺等;長遠而言,當然會影響大學教育的質素,年輕一代的質素當亦直接受到影響,這樣的社會又可有「前途」可言?

死亡徵兆四:行政階層壟斷大學管治

還有,就是行政階層壟斷了大學管治。作者在文章中說,當大學教員被「去專業化」、「兼職化」之後,行政階層卻乘時而起,他們控制了大學的資源分配、課程設計、科目選擇等各方面。作者說自1970年代起,全職的教學職位被削減,但全職的行政職位卻開始膨脹,這些行政人員獲得優厚的薪酬待遇、福利、辦公室、地位和權力。

2012年,美國大學體系的行政人員數目已明顯多於教員數目,究竟一所大學的核心是行政人員,抑或是學術人員呢?在香港的大學,這也是不難理解的,大學本身就是一個龐大的官僚系統,行政人員的決定和取態,對教員的影響已不用多言。在大學裏,校長與行政人員的薪酬福利往往比教員好上多倍,更重要的是,他們往往掌握了教員的「生死」,一紙合約,正正成為有力的武器,以行政壓倒學術。

大學作為知識的孕育地,理應為當地的發展進行研究,可惜不少本地大學教員都很清楚,他們的升遷、續約,行政階層看的不是你對本地的發展有多大貢獻,而是你的研究和論文有沒有在所謂的一級學術期刊刊載;最後,大學教員爭相研究適合外國學術界口味的項目,對本地的發展貢獻相對地少。

我深信,大學的教員都希望研究本地課題,為本地的發展作出貢獻,可是在行政階層迷信績效主義之下,教員都會身不由己;最終,失效的大學體系將會毀了年輕人。

當大學教育逐漸「用者自付」,最終結果將是:學生負債增加、基層學生失去大學教育機會;即使有機會接受大學教育,但在社會不斷的影響下,只會相信大學教育是「找到好職業」的途徑,而不再是追求知識、追求公義的地方。

今天香港的大學教育體系,情況也許未如博客文章描述的美國公立大學般差,但當中不少現象卻或多或少滲入了香港的大學體系,再不細心研究和正視,難保有天香港的大學不會面臨如美國公立大學般的境況。至於今天掌管教育政策的決策者可有能力和視野,承擔起大學教育發展的重責,至今仍有疑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