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談到香港的大學學位，與鄰近地區比較相形見絀。若從長遠看，後患無窮。有些朋友不同意。隨即看到前兩天《明報》〈人口系列〉談到「大學生過剩」、「大學生質素下跌」、「大學畢業生待業」、「低技術人員匱乏」、「副學位錯配」（非原來文字）等憂慮，甚至覺得現狀的規模，由於人口變化，已經足以導致未來的重重危機。總的印象是：高等教育不宜擴展。
也有朋友善意地提醒：「社會覺得大學生素質每況愈下；大學生因為三十歲不能置業而埋怨；連我的親戚都覺得是大陸的學生佔了香港人的學位……」他認為，這些誤解佔據着人們的腦袋，要談拓展大學學位談何容易？
的確，社會長期沒有關於高等教育的討論。人們對於政治敏感的話題（如學術自主、政治干預），或者是新聞價值高的話題（如副學士、大學財政），注意得比較多；而對於有長遠影響的，反而無暇顧及。因此，要說發展高等教育、拓展大學學位，連一些基本的原理都很久沒有觸及，一下子就無從說起。
其實上周的討論，涵蓋兩個不同的議題。一個是一般的高等教育夠不夠；另一個是大學學位（指學士學位，特別是公帑資助的學士學位）夠不夠。兩個議題並不一樣。這裏且先一般地來看看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在古代，不論中外，都是一批精英的知識分子，聚首探求學問。西方的大學，主要是從探索自然界出發；中國的書院，則主要是從深究先賢經典出發。無論如何，都是少數精英的事，與一般老百姓無關。
高等教育 愈趨普遍
但是，也有內地的學者認為，古代的科舉其實類似現代的高等教育：秀才類似學士，舉人類似碩士，京試的狀元、榜眼、探花則類似博士。也算是一種說法，雖則科舉純粹是官員選拔，不算教育制度。但是百姓中的眾多門生，千辛萬苦，最高目標是考取功名，以求社會地位上升，則與現代華人社會的「應試」、「升學」教育文化，一脈相承。
現代的高等教育卻逐漸演變成為培養高級知識分子的場所。典型的工業機構，底層是不需知識的體力勞工大軍；人力金字塔逐層上升，知識要求逐層增加，頂部的工程師非要大學畢業不可。機構的金字塔，形成社會的金字塔，塑造出教育的金字塔。理由只有一個：社會只需要少數的精英，作為頂層的領導者、設計者、決策者。
社會逐漸變了，由於科技的發展與第三產業的擴展，金字塔的頂端逐漸變闊，變成是上窄下寬的梯形；再下一步，又會逐漸變成上下皆窄，中間肥胖的鵝蛋形（也許香港正在這個演化過程中）。也就是說，社會需要愈來愈多的人，具備愈來愈多的知識。
這其實也是我們的常識。筆者念書的時候，考警察的門檻要求，是小學四年級程度；現在則大多數是學士，碩士也比比皆是。難道我們說，現在的大學生是紆尊降貴去當警察？銀行櫃員，大約三十年前，大多是中學畢業；現在就很少不是大學生。很多很多的行業，都是如此。
學歷要求 不斷提高
以上的「常識」，茶餘飯後可以作為輕鬆的談資，但要是從個人的前途出路出發，情感會完全不一樣。曾經聽過陳婉嫻（她是百貨業職工會出身）的敍述，至今不忘（本欄也曾介紹過）：三十年前名牌百貨公司的部長，高中畢業已算不錯；但是後來公司作現代化改革，要學歷、要科學化，就給裁員了，他們就進了第二層次的百貨公司；但是這些公司也相繼現代化，需要操作電腦、要懂英語、要懂普通話，這批人又給裁員了；有些還想進現代的商場，但是一不懂普通話、二不夠年輕；現在很多這些前任的部長，在給社會福利署當計時的家務助理，為老年與殘疾人士服務。
這都發生在同一班人身上。他們入行的時候，當時的學歷可以讓他們過不錯的生活。但是社會不斷變化，他們原來的學歷，就愈來愈「貶值」。
這也是「後工業社會」與傳統的工業社會很大的分別。工業社會雖然已經比農業社會節奏快得多，但是後工業社會節奏更快。以往也許是50年、60年，才有可以感到的大變動，因此一份職業可以從一而終。我們那個年代的大學同學，要是當了公務員，就可以從22歲開始，平步青雲一直到55/60歲，在同一部門退休。
現在社會變化的節奏，快得多了；變化的周期，也短得多了。要不了10年、5年，就會遇到大變。再沒有拿了一個學歷一勞永逸、終身受用的事。
再者，主動轉工、轉行已經變成是常規。由於機構變幻莫測，對於機構的從屬關係已經難以持久。同樣，由於工作轉換的頻繁，很多人沒有固定的專業身份。還有，不在固定機構工作的人，愈來愈多：個體工作者、創業者、自僱人員。同時服務於多個機構的，也愈來愈多。
最近還學會了一種工作狀況，叫做multiple portfolio（且譯為多元工種），可以同時從事營商、設計、補習、翻譯、演出。還有愈來愈多的知識分子從事非政府事業（NGO），專門關注弱勢、主持公義、改變社會；他們的工作形態又完全不同於商業機構或者政府機構。
學歷愈低 機會愈少
從個人來說，不一定是橫向的變化，很可能是縱向的變化。也就是說，不光是工作性質的變化，還會是社會的上下流動、地位和收入的起跌；而且是大幅度的起跌。轉工、轉行、創業，也很可能是被迫的，每一個變化環節，都可以是戲劇性的下跌；突發的失業、長期的待業、被迫的提早退休、非自願的打散工，都已經是司空見慣。
這裏無意要把現代社會描繪成一個「悲慘世界」；只是社會的形態變了，再不能帶着過去的期望看今天與看明天。
橫向的工作變化，需要學習。不管學歷如何，都要不斷學習，也就是終身學習吧。但是世界各地都發現，愈是學歷低的，愈是不容易進入不斷學習的循環；也即是說，他們在業餘的繼續學習中，最為吃虧，甚至最難起步。
縱向的社會流動，更加與學歷息息相關。學歷高的，雖然不能保障不下跌，但是比較容易把握上升機會。學歷低的，往往就被封死了上升的門路。
尊敬的讀者，假如你家有孩子，你會不會對他說：「不要念那麼多書了，大學生太多了？」
許漢榮 : 本地大學教育正步向死亡？
最近網上有一篇博客文章How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was Killed, in Five East Steps引來熱議，作者是大學的兼任教授，文章說的是美國公立大學體系發生了怎樣的問題；當中提及的若放諸香港，竟然出奇地相似。作者提出的一些警告，對我們實在有相當的啟發性，值得政府和教育界深思。
作者在文中提到，在過去幾年美國不斷有人提出「為什麼美國的大學教育會開始失效」，包括畢業生的表現每下愈況、學費失控地增加、學生負債纍纍等。雖然美國人已經想法子改變這些情況，但似乎美國的大學仍然是「步向死亡」（universities in America are
dying）。
這些論調， 我們在香港也是耳熟能詳，僱主經常表示大學畢業生表現不理想、公營大學學位有限，結果中學畢業生即使考獲大學入學的資格，仍然只能投向學費高昂的私立院校；至於學生未畢業已因為學業而背負欠債，更加早已不是新聞。
死亡徵兆一：大學教育變「職前培訓」
大學教育的核心和精神是什麼？作者在文章提到，在六十年代的美國，學生可以選擇的大學學科種類繁多，「博雅教育」更加是大學教育的核心，學生可以遨遊在哲學、人類學、文學、歷史、社會學、宗教、外語、文化等不同的範疇，但今天，大學已變為「職前培訓」，原因在於企業資金湧入大學，於是大學的價值由企業價值取代，最終令到發展人文學科的資金被削，而商科卻同時獲得大量資金。
更甚的是，企業開始對科學學系作出捐助及建立合作關係，企業支持的不單是科研項目的本身，更重要的是項目的成果；於是大學的實驗室不再是為了科學研究，而是為了企業的業務工作。
在香港，只要翻開大學聯招的收生成績和學生選科的意向，香港的大學「職前培訓」取向之明顯，真的已不用多說。以剛過去的聯招選科為例，以學生首三志願計，最多人選擇的學科首兩位都是商科，而與商業、精算有關的科目，亦經常收到成績最好的學生，反之人文學科往往都被視為「水泡」。
今天問問中學同學升讀大學的興趣，說選擇哲學、人類學等人文學科的恐怕十之一二也沒有。此外，在各大學爭相找到商界成立科學實驗室之時，究竟我們的科學發展有多大的進步呢？抑或一如美國的，變成主要為企業服務？
死亡徵兆二：政府鼓吹成立私立大學
最近，立法會討論增加公營大學學位的問題，在議員擔心未來香港的大學學位會「過剩」，也恐怕新成立的私立大學會倒閉。大學學位是不是會「過剩」，這個問題難有答案，但香港一直以來公營大學學額不足則已有公論。
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數字，成員國就讀政府資助大學本科課程的學生比例，平均為同齡青年的68%，即使是香港政府經常視為競爭對手的新加坡，比例也有近三成。香港呢？多年以來都是維持在18%（或15000個學位），政府增加年輕人接受大學教育的方法是所謂「鼓勵成立私立大學」。
私立大學的成立，是把政府本來應負的責任推到「市場」，目的不過是減低政府在大學教育的財政負擔。由於把大學教育交給「市場」，結果可以想見，增加的大學課程也是需有「市場價值」的學科，於是商科或「專業」學科的學額增加，人文學科不是缺席，就是淪為選修，人文精神繼續被邊緣化。
香港政府還有一招：教資會。作為分配大學教育資源的機構，教資會不單沒有為大學的教育生態作出健康的決策，反之更常要求大學以「競爭」的方式爭逐資源，甚至要求大學「回撥學額」以公開競爭。結果大學不錯是常常有新課程設立，但偏向開辦所謂「有市場價值」、「有競爭力」的課程的取向已是非常明顯；因此，不難發現，近年本地大學的商學院高速發展，但文學院、社會科學院、理學院內的一些學系卻面臨「殺系」的危機。
當一個城市，大學教育只顧日益傾斜某一方向，這個城市的年輕人對於知識、公義、人權的重視，只會日益淡薄。該篇博客文章，正正把削減資助高等教育列為美國大學之死的首個原因；反觀香港，這種傾向也似乎若隱若現。
死亡徵兆三：教授被迫「去專業化」
此外，就是把在大學教授「去專業化」或「兼職化」。作者在文章指出，美國現時約有150萬大學教授，但當中高達八成是「兼任教授」（adjuncts），即是有100萬大學教授是「兼任」的，他們只有短期合約（一般是一個學期），不但就業沒有保障，也沒有福利可言，很多更是連辦公室也沒有，難以與學生會面，作學業的探討。
這些兼任教授都是博士畢業生，在各自的範疇有着研究的專長，但卻只能等待校方施予課擔，維持生計，白白把社會的精英浪費掉；更甚的是，不少新的博士畢業生都基於政府削減大學教育開支，而須背負六位數字美元的債務。
在香港，雖然都有兼任教授，幸而處境並沒有美國般壞，但以「合約制」聘任大學教員卻早已是普遍做法，教員仍然要面對失業的可能，加上本地大學都以研究為先，教學為次，結果很多時大學都要聘請臨時教員負責教學工作，使「教授」可以多作研究項目的開發，這樣即會造成階級分化。
早前，本港尚有大學在爭論「大學導師」是不是可視為大學的教師，可見這種以行政手段把大學教員「去專業化」的理念，仍舊存在於大學的體制當中。博客文章的作者認為，大學教員沒有穩定的教研環境，對教員本身的身心都有損害，包括欠缺醫療保障、由壓力引發疾病如心臟病，甚至有大學教員因而自殺等；長遠而言，當然會影響大學教育的質素，年輕一代的質素當亦直接受到影響，這樣的社會又可有「前途」可言？
死亡徵兆四：行政階層壟斷大學管治
還有，就是行政階層壟斷了大學管治。作者在文章中說，當大學教員被「去專業化」、「兼職化」之後，行政階層卻乘時而起，他們控制了大學的資源分配、課程設計、科目選擇等各方面。作者說自1970年代起，全職的教學職位被削減，但全職的行政職位卻開始膨脹，這些行政人員獲得優厚的薪酬待遇、福利、辦公室、地位和權力。
到2012年，美國大學體系的行政人員數目已明顯多於教員數目，究竟一所大學的核心是行政人員，抑或是學術人員呢？在香港的大學，這也是不難理解的，大學本身就是一個龐大的官僚系統，行政人員的決定和取態，對教員的影響已不用多言。在大學裏，校長與行政人員的薪酬福利往往比教員好上多倍，更重要的是，他們往往掌握了教員的「生死」，一紙合約，正正成為有力的武器，以行政壓倒學術。
大學作為知識的孕育地，理應為當地的發展進行研究，可惜不少本地大學教員都很清楚，他們的升遷、續約，行政階層看的不是你對本地的發展有多大貢獻，而是你的研究和論文有沒有在所謂的一級學術期刊刊載；最後，大學教員爭相研究適合外國學術界口味的項目，對本地的發展貢獻相對地少。
我深信，大學的教員都希望研究本地課題，為本地的發展作出貢獻，可是在行政階層迷信績效主義之下，教員都會身不由己；最終，失效的大學體系將會毀了年輕人。
當大學教育逐漸「用者自付」，最終結果將是：學生負債增加、基層學生失去大學教育機會；即使有機會接受大學教育，但在社會不斷的影響下，只會相信大學教育是「找到好職業」的途徑，而不再是追求知識、追求公義的地方。
今天香港的大學教育體系，情況也許未如博客文章描述的美國公立大學般差，但當中不少現象卻或多或少滲入了香港的大學體系，再不細心研究和正視，難保有天香港的大學不會面臨如美國公立大學般的境況。至於今天掌管教育政策的決策者可有能力和視野，承擔起大學教育發展的重責，至今仍有疑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