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4日星期五

蔡東豪: 愈強愈封閉




在《金融時報》中文版看到一篇文章,標題是「上海離國際金融中心有多遠?」,作者徐瑾指上海跟國際金融中心的距離曾經很近,不過時間是上世紀三十年代。徐瑾認為上海租界埋下中國最早現代化的種子,報館和革命黨都在租界內活動。從數據看,租界人口密度高於華界,但管理水平卻遠高於華界,原因是有規則。


中國政府的願望是, 2020年把上海打造為一個成熟的全球金融中心,還有不足十年時間,有可能嗎?讀者當然知道我的答案,我沒轉軚,從這幾年觀察中國政經發展,我的答案更堅定,是沒可能,原因也是規則。

規則最起碼須做到兩點:合理和明確。合理並不抽象,我相信有普世價值觀這回事,囚禁劉曉波怎可能是合理?軟禁劉曉波妻子劉霞呢?她沒犯罪,卻不可以自由行動,這不可能是合理。

跟在中國做生意的外國人談起劉曉波這類話題,外國人大都會禮貌地解釋,自己不太理解中國的政治情況,不願置評,但外國人微笑背後,在想什麼?外國人的八歲兒子問關於劉曉波,外國人又答自己不懂?不要說到劉曉波這麼沉重,外國人怎向兒子解釋,在中國看不到 Facebook YouTube的原因。

我有一個律師朋友,負責跨國上市和併購,每月去北京和上海三數次,他入住最豪華酒店,在最先進商業大廈開會,在最頂尖餐廳吃飯,但他每次踏入香港機場,都有一種說不出的安全感覺。不是「舒服」,而是「安全」。愈認識中國的規則,愈感到不安全,這是律師朋友的結論,我相信他不孤單。

過去一段時間,毋庸置疑,中國各項規則,特別是關於金融,表面上比以前明確了很多,但問題是,成為一個全球金融中心應該擁有的明確性,仍有一段距離。規則不是死物,它會隨着社會的價值觀改變,人的期望會變,規則也需要跟隨調整。規則怎調整,更要經過社會辯論,不同持份者據理力爭,得出一套社會普遍接受的水平。一個沒有言論自由的地方,它的規則注定不明確,屬於一小撮人的意願。

我以前沒想過,中國經濟強大與其言論自由程度,關係竟然是反比。中國國力愈強,政府愈覺得沒需要聽取別人意見。以前中國或會聽一些友善勸告,較為願意包容異見聲音,接受較開放言論,後來發現發展這些所謂軟實力,原來是多此一舉。只要中國遍地經濟機會,外資公司根本不計較中國的軟實力,這些外國公司總裁,從來不會在官方場合提起劉曉波。

我問大部分時間在中國活動的梁文道,跟以前比較,中國言論自由是開放或封閉了?他以堅定語氣答,是封閉了。中國規則不夠明確,是因為領導者覺得沒有明確的必要,留多點空間給自己反而有利。監察政府的工作,本來是由傳媒擔任,但這幾年新聞自由在中國的倒退程度,令人震驚。

十八大後,習近平多次強調反貪腐的重要性,我不質疑這決心,但質疑解決問題的成功機會。中國制度內太多既得利益者,沒有人想改變現狀,除了因為個人利益,沒有人能預見到改變制度後會變成什麼局面。有人說,中國貪污的嚴重,已去到不能理喻地步。可是,這些荒謬都不似是中國提起決心改變現狀的推動力。

規則最重要是效用,不是制約參與者的活動範圍,而是製造信任。參與者看到一套合理和明確的規則,產生信心,會計劃資源作長期參與。愈多對規則有信心的參與者,愈能製造良性循環,加深信任,形成一個開放社會。

不幸地,近年中國墮入一個由傲慢製造的封閉社會。有中國人問過我,中國真的有這麼多問題的話,為何中國經濟強大?為何外資不停來中國做生意?我不懂得答,或者關於中國的事,總是屬於例外。無論如何,我不相信中國這種「例外」發展模式,可建立一個受全球信任的金融中心,不管是十年或二十年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