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煜： 政治魔幻（二）﹕facebook民主

文字開啟了希臘的城邦，因為只有通過書寫，國家和私人事務才通過法律分開出來，市民的權利以及義務也因此得到統一。這個書寫系統今天已不再是唯一的技術，例如影像、聲音等，特別是數碼化之後，數碼書寫以數據生產的形式出現。新的、控制度較高的技術系統（technical system）也隨著出現，數據生產以及技術系統也超越（displace）了傳統的書寫，要留意並不是取代（replace）。我聲明，我無意書寫一個媒體史，也無意批評城邦論，那是不是新法西斯主義，不是我的興趣。我想要討論的是一個「城邦」的概念生成有多魔幻。我的論述基於兩個主要的概念，第一是哲學家Jacques Ellul所謂的一個技術系統或者技術子系統，例如說交通系統、網路系統、數據系統，原則上這些系統在不斷整合，但另一方面因為其他力量進入，例如商業利益等，這些系統有時只做局部而形成一個封閉的系統，例如facebook。另一個概念，便是使用者（users）以及個體（individual）的結合，使用者無疑是一個個體，但使用者離開機器之後（例如在工廠），他可以變成另一個身分，或者說享有個體的主權。但當使用者和個體合二為一（現代社會的工作美學），也即是玩樂、工作以及政治生活變成同一樣東西。

廉價資訊生產分享

在這個背景下，我相信討論「城邦」的概念是很有趣的事。這次在香港盛行的「城邦」概念的形成似乎要歸功於我想要說的「facebook民主」，一種廉價的資訊生產及分享的方法。與其他論者不同的是，他們認為facebook只是一個輿論平台，但我認為香港是個facebook十分發達，資訊十分流通的地方，facebook的書寫本身已成為一種「民主」。這種書寫與先前的文字書寫不同的是，通過後者法律的精神以及個人的權利和義務可以流通，也即是它是一種工具（means）。前者，即這種facebook的書寫，本身就是目的（end），也即民主自身的表述。

但這種新的書寫也開啟了一種新的「城邦」模式﹕1）一種單向的公開；以及2）一種視感的重新分配。單向公開有兩個特點，第一個是誰都可以發言，但發什揦言都不需要負責任；每個討論都可以隨時被使用者中止及刪除。例如，某天有人在facebook分享一張照片，裏面是一名日本女人赤裸上身，跟一幫非洲黑人男女老少一起拍照，分享的人又借機諷刺蝗蟲不能「入鄉隨俗」，其後有人人肉搜尋發現原來照片是來自日本一套成人電影，影片封面那名「入鄉隨俗」的女人在另一張照片裏則是在幫一名非洲「土著」口交（或者這也是入鄉隨俗的表現）。又有另一張照片，是一個穿著迷彩軍裝的人拿著木棍在背後偷襲一名僧人，於是又有人說「這種傷天害理的事只有內地人做得出來」，結果又有人證明內地軍裝並無此等迷彩，照片來源是尼泊爾，穿迷彩的是尼泊爾的軍警。

這並不是為內地人辯護，說他們都是好人，我們不應該錯怪他們。幹傷天害理的事大有人在，做得比此更不堪入目的也比比皆是。但我說的重點並不在這裏，在這個技術系統裏，原本被視為表象（representation）的留言以及分享成為了政治活動本身。特別是在facebook這個獨立王國，要進入它的民主程序，只有採用它提供的功能、界面。facebook民主的兩大最重要、最廉價的功能是「讚」以及「分享」，但這兩個行為同時可以變成廉價的政治行為。留意我並不是在說facebook有多不好，而是facebook的出發點與它今天的功能並沒有直接的關係，facebook在埃及革命開頭呈現出來的功能只能說是「偶然」或是「positive externality」。

但當這個「偶然」被視為必然或者習以為常，便可能變成很危險的東西。這些無法被驗證的「證據」被不斷放大，討論根本沒可能發生，只有不斷猜疑，怨恨指數變成了含糊不清的「分享」及「讚」指數（事實上分享或按讚的人或許並沒有任何意見）。另一邊廂，因為中共「廢掉」了facebook民主，整個對話、戰爭便只成為一家言，一個安全的平台。這也是單向公開的另一個特點。只要輕輕一按，你便可以進入整個政治程序，不需要任何代價，每個人都可以對一篇沒有具名的文章或者不知哪裏來的照片發表偉論，例如沈旭暉因為英文名字是普通話拼音，便名列香港知名蝗蟲榜。

不需代價進入政治程序

在facebook這個技術系統裏面，個人的視覺完成受控於newsfeed，雖然每個人都可以選擇是否要subscribe其他人的信息，但另外還有一個機制，便是facebook的「自動個人化」。所謂「個人化」即根據使用者的習慣而整理出它認為是「使用者感興趣」的東西。不單是facebook，所有大型的網上平台，特別是Google，其個人化機制十分複雜而且十分動態。在政治以及facebook重疊的時空裏，我們對於政治生活的感受，便受控在這些「視覺的重新分配」，但目之所及並不是事情發生的空間，也沒有個人的經歷，而是熒光屏上的影像。所有使用者的資訊來源都是系統裏面流通的資訊，即是說使用者對於政治的感知以及認知，都是在系統的計算之內。我記得幾個星期前，電郵裏一名朋友說他一打開facebook，看到漫天「蝗蟲論」，心都痛了。但另一方面，facebook的洗板變成了判斷一個政治事件嚴重情的指數。如果我們抱著懷疑者的態度，到底事情是不是真的這樣呢？這並不是說這些事情沒有發生，但只是發生的背景、事情的嚴重程度、真相，有待商榷。但這些視覺的重新分配，也同時決定了政治事件的優先。在蝗蟲論的討論到了如日中天的時候，突然發生了唐英年「僭建事件」，鋪天蓋地的「改圖」成為了那些平日「政治冷漠」的使用者的主要資訊。然後再來唐英年早上看沙發發展出來的愛情故事，到現在曾蔭權與財團之間千絲萬縷的關係。視覺和政治中間有另一個媒介，那便是facebook的新聞面板。

facebook民主與城邦的魔幻政治是一個新的結合，民粹擁有便利的「讚」與「分享」，玩樂和政治、真實與魔幻之間增加了一層模糊的東西。在高呼「曾鈺成」是realpolitik的真命天子的時候，我們見到的又何嘗不是一個魔幻，或者因為那也是facebook小圈子特性的另一個呈現。

 facebook為魔幻城邦提供一塊土壤，城邦也困在一個技術系統裏。魔幻政治的對立面，是查巴達運動（Zapatista）﹕不要以民主為目的，組織不民主的戰爭，組織本身便要民主。魔幻就好像曲折的道路，滿是幻象，就好像先從右翼再到左翼以爭取民主與自由，事實上又何必兜這樣一個彎？!Yabasta！（編按﹕Enough is enough！）

孔誥烽：在禮樂崩壞之際讀《香港城邦論》

元明清時期，中國興起一種非主流佛教信仰，叫白蓮教。根據教義，創造萬物的「無生老母」，將會毀滅這個充滿苦難的舊世界，並派遣彌勒佛降生，創造一個無貧富、無飢餓、無男女、無長幼的烏托邦。但在新舊世界交替時，天地將會經歷大災劫。教徒平日必須虔誠念經，修煉捐獻，靈魂才可在劫難中被納進老母的子宮，於災劫後再生。

白蓮教在中國各地造就了大大小小的教主，有的憑教眾捐獻而成地方小富，有的帶領群眾揭竿而起，如18世紀末的川楚白蓮教大起義。有的更在起義成功後自己當上皇帝，如朱元璋。

按照中共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白蓮信仰體現了封建社會後期人民群泷要改造世界、自己當家作主的朦朧願望。但在宗法意識宰制下，這種願望卻變成乞求無生老母憐愛的迷信。直到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為中國帶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的工農群泷，才有機會科學地理解自己的處境和走上當家作主之路，建立真正的主體意識。

中港民運分家

這些歷史好像跟香港風馬牛不相及。但細想一下，香港民主運動在過去30年，不也是一直寄望香港回歸中國這個母體之後，可以通過母體的憐愛實現民主自治嗎？民主回歸派和民主抗共派對現存中國或是未來民主中國的冀盼，不像白蓮信徒的無生老母崇拜嗎？

最近陳雲教授推出《香港城邦論》，主張香港的民主運動與中國民運分家，一石激起千重浪。《城邦論》高踞各大暢銷書榜高位，從各方吸引了一眾追隨者。其他公共知識分子，不論是出於文人相識還是文人相輕，紛紛笑稱他為「陳教主」。但就《城邦論》主張港人要建立主體意識的主旨而言，說陳雲像「教主」，不如說他像當年敢冒運動主流之大不韙，撰寫《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青年毛澤東。

過去幾年，陳雲通過報章評論積極支持各種本土保育運動與公投運動，反地產霸權，最後還因反地霸見真章而被媒體封殺。《城邦論》承接作者對香港本土民主運動的關懷，在開首即點出運動有力走下去的關鍵，乃大家要拋棄中國迷信，批評「香港的民主派沉迷於民主統一中國，在行動上無法全然代表香港人利益，與中共攤牌」。（頁41）

香港的民主運動，在80年代原本有不弱的本土性格，以香港為本位，爭取在九七回歸後落實民主自治。後來八九民運爆發，本地民運即被吸進了中國民運的洪流之中。中國民運被鎮壓，北京的對港政策，亦轉趨強硬。經歷過這個轉折的香港民運，即出現了「中國沒民主，香港民主也無望」的論述，在意識上將香港民運置放在從屬於中國民運的位置。

喪志民主派的孝子情結

但香港的民主政團，其實皆以香港為唯一舞台，連內地也去不了。民主派這種行動的本土導向和意識的中國優先之間的矛盾，在中國民主化一再落空之下，催生了「香港民主難有起色」的失敗主義情緒，令民主派在本地抗爭中愈來愈軟弱。上次政改爭論期間，主張跟北京妥協的民主政客反覆警告我們千萬不要激怒中共，最重要是保存實力留得青山在。這當中體現的，正是一種不斷向老母下跪動之以情博取憐愛，如老母不憐愛，則繼續苦等他日孝感動天、老母轉性（即中國民主化）的消極爭取民主策略。

意識上的中國優先，令主流民主派輕視本土勇武抗爭之實效。2003年超過50萬人上街，北京擱置23條，並把特首拉下台。那次勝利，為年輕人帶來極大鼓舞，催生了後來的新本土抗爭力量，屢立奇功：從公投運動迫使北京政改讓步、集體打小人爭取到政府派6000元、到洶湧群情迫使政府在遞補機制退卻（雖然仍未至於全面撤銷）。這些大大小小的抗爭成果，都是在中國民主化毫無寸進的背景下發生的。

但顧著仰望老母的民主派，卻視這些成果為無物。最近甚至有民主派頭頭公然宣稱當年政府擱置23條與群眾運動無關，一切都是因為保皇黨有人倒戈和北京主動停止立法。這種肆意扭曲歷史常識，長北京志氣、滅港人威風的喪志歪論，背後正是一種「北京老母不施捨，香港民主難寸進；香港民主若有寸進，則一定是老母施捨所賜」的孝子邏輯。難怪民主派在近日香港統治集團瓦解的禮樂崩壞之際，竟然也無所作為，呆呆然不敢亂說亂動。

陳雲認為香港政團若要擺脫這種消滅港人尊嚴的中國情結，便需要將香港民運與中國民運區隔，將前者放在首位。當然，本土政團以香港為優先，不代表香港其他朋友不應關心和介入中國事務。不過我們要清楚我們關心中國的民主、人權、環境、勞工等問題，乃是基於作為一個地球人的普世關懷，中間不需加入任何「作為血濃於水中國人」的先天責任。現在很多北上參與中國民間進步事業的朋友，其實也是以不同國際團體員工的身分進入中國，或是接受外國基金資助的。他們關心中國之外，不少也同時關心緬甸、柬埔寨與北極冰川。

《城邦論》的綱與目

香港能對中國作出的最大貢獻，乃是通過香港自身的自由民主向內地起示範作用，以及「借場」給內地朋友，利用香港這個自由場地做他們的事情。當年興中會在香港活動，以及今天不少中國公共知識分子受惠於香港的自由空間，皆印證香港的這個角色。但香港要發揮這個作用，前提是香港人要將這個場整理好，保護、發展它的民主法制與民間社會。若果這個場內地化，變得跟內地其他場沒有分別，那揦香港便會失去在中國改革事業中的唯一角色。所以就算是為了中國的發展，我們亦應該把爭取香港本位的民主自治放在優先地位。

主張香港民主運動擺脫中國情結，早日建立香港主體意識，乃《城邦論》的核心議題。陳雲在書中大談香港在美國《香港政策法》之下成為中美全球鬥爭的一環，論證香港自治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必要，是要探索香港的自治民主抗爭在面對北京時有何籌碼。他描述「香港人」和「大陸人」的差異，支持族群政治，呼籲堵截內地人口無節制湧港，則是怎樣建立香港主體意識的策略探討。後兩個問題，不論多揦富爭議，也只是《城邦論》的「目」，而非其「綱」。可惜該書出版後的爭論，至今仍集中在這兩個目，而忽略了香港民運急需香港主體意識、少理老母這個綱。

《城邦論》在香港回歸15年、既存政治秩序開始瓦解之際出版，為我們再思香港民運的前路，提供了難得的新框架。這篇書評無法對書中論點一一評述，惟希望可以透過追溯其歷史脈絡、重構它的核心關懷，將有關討論導引到更有意義的方向，幫助大家在「蝗蟲」爭論之外，尋找建立香港新民主自治運動的最大公約數。

不過若要深化討論，最重要的，還是要社運、知識圈中一眾倒果為因、視陳雲為中港矛盾加劇禍首、一窩蜂要「kill the messenger」的政治正確判官門，先花128大元買一本《城邦論》，認真將書從頭到尾讀一遍。

趙永佳：林書豪與香港夢

不論你是不是籃球迷，最近在香港沒有聽過林書豪這個名字或不知道「林瘋」（Lin-sanity）現象的大概沒有幾人。

他是在美國NBA紐約人隊打球的美籍華人球員，平地一聲雷的爆發，並迅速成為美國家喻戶曉的名字。他的故事充滿傳奇，在黑人為主的美國籃球界，一直不被看好。

當日升讀大學時，因為在家附近的史丹福大學拒絕取錄，又拿不到運動獎學金，「唯有」自費上哈佛大學念書。

大學畢業後被球會裁掉，更下放至預備組作賽，但當所有人都告訴他在NBA不可能成功，他卻不放棄，並勤加苦練，等待機會。最後在2月初的一場比賽中以後備出場並帶領球隊取得勝利。

自此之後，他穩站球隊正選得分後衛位置，到2月20日為球隊首發出賽9場，取得8場勝利，其中並在名將高比拜恩、諾域斯基、傑特手上取得勝果，

成為眼下NBA炙手可熱的人物，破例補選入NBA全明星新秀賽。

林書豪的故事，在美國普遍認為是一典型荷李活勵志大片﹕一個出身不怎樣的少數族裔青年，處處碰壁之後，還是堅持夢想，並努力不懈，最終夢想成真。他的亞裔身分在NBA沒有成功先例，亦因為他畢業於籃球水平一般的哈佛大學，除了家人之外，每個人對他不予厚望，有人勸他到歐洲打球方可站穩陣腳，也有人告訴他中國最近籃壇大熱，人傻錢多，是掘金的好去處，但他都不為所動，對自己充滿信心，堅持到底才可以成就大業。亞裔美國人最感到鼓舞的就是書豪對美國夢的堅持，這點有位亞裔論者說得好﹕「但我是一個美國人！如果連夢想都沒有了，我還剩下什麼？」

林書豪的美國夢，由他的父母於70年代自台灣移居美國開始。古語有云﹕「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同樣是黃皮膚黑頭髮，父母從一個籃球落後地區的台灣移居到美國，在美國的土壤，培育了一個NBA的超新星。其實最近我們香港也有一個類似的故事，就是在德甲漢堡隊踢球的林志堅。他的爸爸原籍香港，居住上水，去了德國和一名當地公民結婚。林志堅據說小時候曾回到上水，在石湖墟球場和成年人踢「街波」。現在他在漢堡踢上了一隊，也有消息說有機會進入U23德國國家隊參加奧運。當然此「林」和彼「林」的大熱程度不可同日而語，但和林書豪的故事一樣，林爸爸移民到德國，林志堅在德國的社會環境下長大，才有今天的成就。

1.  教育制度

在林書豪的「井噴」之後，各地華人社區都為之瘋狂，紛紛討論為何我們出不了一個我們的林書豪（或林志堅）。不過，我們心裏都明白，他們的經驗似乎不可複製。試想想，如果兩位「林家男孩」生在中國、香港，他的遭遇會不會和現在不太一樣呢？有人就在報章撰文﹕「慶幸不是香港人」，指如果林書豪是香港人，「恐怕他今天會是在中環返銀行工、全職推銷『I kill you later』的所謂『基金經理』」。

成長環境影響有多大？同樣的基因，亞裔美國人比在祖籍國家年輕人的平均身高大概都會高了一截吧？日本人的平均身高，在戰後的飲食習慣、營養改變了之後，也提高了不少。書豪的父母都是1.7米多一些，但書豪就有1米93，中國人學到嗎？有內地論者就直指﹕「據稱（林）是小時候『把牛奶當水喝』。可是，咱們的牛奶，你懂的。」

除了我們的身體之外，林書豪的成長和美國的所謂「體教合一」制度有很大關係。在美國，每個籃球運動員都是一邊念書，一邊打球，球打得好，可以進史丹福、哈佛等名校，各大高校會爭相送你獎學金（常春藤聯盟例外），而每家高校和大學，都投入大量資源發展體育項目。這種制度不是沒有問題（如學界運動員的學業水平），但起碼令有志打球的年輕人可以兼顧運動與學業。不單是美國，我們知道，近鄰的日本與韓國都有類似制度。仙道與花道、小志強與戴翅偉，都是由學界比賽打出頭來。反觀我們的社會，學界運動員的訓練、學習以至個人成長都有很大的限制。兼顧學業與運動成為每一個精英運動員最大的心結，而在香港，除極少數學校外，校隊訓練都是水平較低，也做不到每天一課。試想想，人家每天一課兩小時，我們一星期頂多才練上兩三課，十多年下來，訓練量相差多少？我們運動員的成長達不到外國程度，可能和他們的天賦和努力無關，只是我們不能為他們提供一個容許他們成長的環境。論天賦，我們的「學界小志強」方柏倫也不會太差吧？18歲踢甲組進港隊，還有入球。但他生在香港，踢上英超、德甲，甚至中超的機會有多大？

2. 做夢的機會

其實不單是運動員，香港和中國現在的年輕人，究竟還有沒有夢想？如果有，我們又為他們提供了多少機會去成就自己的夢想？有一篇內地網文說得好，美國夢就是「人們必須通過自己的勤奮、勇氣、創意和決心邁向繁榮，而非依賴於特定的社會階層和他人的援助」。但作者接覑就說，作為中國人﹕「這一下沮喪又平添幾許，因為我們身邊很多『特定的社會階層』，正在源源不斷地把自己的孩子送到美國去。而留在國內的孩子，甚至不被家長允許看電視，自然也看不到NBA，看不到林書豪。」

香港的情可能更壞。最近，有一份研究指出兩岸四地中，香港最多青年（兩成）直言沒有夢想。這雖然只是一份由青年團體所作的很粗糙的研究，但結論和我們一般的觀察也很相似。梁文道說得好，我們這一代的夢想是很具體的，「就是我要從香港深水的舊唐樓搬到尖沙嘴附近比較好的房子，最終的終極目標是要上山頂」。說穿了，我們的所謂「夢想」，其實也離不開「四仔」主義，但也總算是我們對將來的一種期盼、一個目標。香港社會從來對異類都沒有什麼容忍度，呂大樂也告訴我們中產家長對下一代的教養其實主要都只是希望複製他們的成功經驗，要努力讀書，要進好的中小學，要擠進名牌大學的名牌課程，要搵份好工，大概我們的下一代若果有夢，也離不開這些。

當然每一代人家都有異類，都有向上一代反抗的人。我們以前很多年輕人參加學運，現在有人撐菜園村，但這些都是小眾，那香港的青年「大眾」又是在做哪一種的夢想呢？

自從90年代以來的經濟轉型，令香港兩極化加劇，我深深感到現在同學對未來的無力感。當然在大學精英專業課程的同學仍然是較清楚自己的將來，但一眾「平民」大學生就多半沒有什麼人生目標，「見步行步」的是大多數。因為我們社會給予年輕人的夢想還是那一套，但現實環境卻告訴他們那個夢對大多數大學生來說都未必能夠實現。中大碩士畢業生面試200次不果的個案是特例，但大部分同學對將來充滿不安，卻是事實。如果大學生也如是，一般「人力資本」更弱的年輕人，又可以如何呢？

3. 有夢，也只是有產階級特權

在兩極化的社會，紡織巨子的下一代可以夢想做特首、工業家的下一代可以圓夢拍動畫、地產大亨的第二代可以成為科技先驅，甚至娛樂圈也充斥覑中產以上背景的新星。夢想，好像是有產階級的特權，香港的主流從來都看扁專業以外的行業。在強調平等的挪威，廚師是很多年輕人的夢想；日本社會更不斷強調「職人」傳統，在日劇丶電影、漫畫中提醒年輕人在各行各業其實都可以專業精神闖一番事業。但香港呢？我們現在的收入結構是只有「錢搵錢」的資本收入和一些傳統專業（醫生、律師）等為我獨尊，其他所有行業（尤其是體力勞動者）的收入就低了一截。人口普查指出，過去10年平均收入追不上通脹，但高收入人士收入則節節上升。最近看日劇《家政婦三田》和《打工仔買房夢》，卻發現日本「家政婦」（女保母）一個月大概能掙二三萬元，就是體力勞動的建築工人收入也不比專業白領差太多。當然金錢不是一切，但在香港我們慣常以金錢量度一切，低薪工種自然也會被貶為低下工作。

「家家有本難念的經」，我不是說外國的月亮特別圓，但香港最近的社會變遷，一方面摧眦了傳統社會主流夢想，但卻沒有為年輕人帶來什麼新希望。梁文道向好處看，看到有些年輕人嘗試作另類的夢，有些年輕人希望改變社會，走上激進的路，但也有較溫和的﹕「他/她可能說，我的夢想是要開一家小店，我也不要發財，就做自己喜歡的事情、好玩的事情就行。」但殘酷的現實也正正在等候這些年輕人，地產霸權帶來的高地價，就已經把中小企業壓得透不過氣來。年輕人要創業，談何容易？

我們覺得林書豪的故事很傳奇，一方面是被他的熱血感動，但他的亞裔美國人身分也不無關係。換另一角度，他的灰姑娘故事其實並不太「灰」﹕他來自絕對中產家庭，有能力自費上哈佛，有完整的家人無私的支持，林媽媽就曾在他最失意的時候打包票說，若書豪打不上球，「大不了養他幾年」。這令我想到，戴翅偉也是來自中產（爸爸是船長），小志強才是人民英雄。還記得他來自單親家庭，要派報紙幫補家計，要靠東邦學園的獎學金才可以升讀名校嗎？

4. 被困在香港夢中

雖然不太了解具體情，但我很欣賞林大輝（平民直資加時裝設計）、董之英（足球興學加電影創作）等學校的理念，起碼他們給了一些家庭普通，學業（不是頭腦）也可能一般的孩子一個做夢的機會。我希望年輕人能有夢想，但假若只有特權階級或中產的下一代才能追逐夢想，平民百姓就要甘於平淡，那麼香港也就真的是太「灰」了。

「香港夢」走到了現在，可能已經走到了一個死胡同。除了特別優秀，或家庭資源豐富的年輕人，較為「普通」的年輕人一方面被困在香港夢的主流價值，另一方面又不斷被殘酷的現實喚醒。一個沒有夢的社會，會是一個怎樣的社會？我們這一代，為人父母、師表、老闆，是否能夠也為香港想一想？

呂大樂最近勸年輕人要看穿主流「升學主義」的神話，要以「藍海戰術」尋找服務業主導的經濟裏，中下層的勞動市場提供的機會。同樣，年輕一代當然也應該能被林書豪的故事感染，想一想是否可以把自己喜歡做的事，而不是社會主流覺得你應該做的事，作為自己的夢想？當然，由他的個案我們也知道，圓夢的過程很艱苦，也受很多外來因素的影響（如他家人的支持），但起碼，大家是不是可以停下來想一想，我究竟有沒有夢想？有沒有機會去實現？

由童話回歸現實永遠令人沮喪，只能希望香港在不久將來，還可以成為一個真正能讓年輕人，不論背景，都能成就他們的香港夢的地方。

作者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明報社評: 千億援助難濟希臘 博歐股撈底宜三思

希臘債務危機能否在最新一次的千億歐元援助方案得到紓緩，是各國忐忑觀望的焦點。在此之前，歐元區已作出一次援助方案，可惜無補於事，因此2月21日經過13小時的漫長討論後，終於同意1300億歐元的援助方案，此一額度和第一次援助方案相若，私人債權人的撇帳比例達到53.5％，目標是在2020年，把希臘的債務佔GDP比例下降到120.5％。不過，這一份建議能否收到效用，還須看多方的反應，其中包括代表希臘債權人的國際金融協會的取態。從目前的情來看，國際金融協會的取態相當審慎，沒有力挺這份第二次援助方案，僅是對投資者表示可以考慮方案，這就為4年來岌岌可危的歐債危機再添變數。

歐股市盈率吸引但經濟很差  撈底要注意風險

踏入2012年，歐債危機已是第四個年頭，希臘的情況仍未紓解，癥結在於希臘沒有全面實行認真的金融政策，包括削減開支。其間，希臘爆發因為政府考慮大幅削減開支引發社會騷亂，總理帕潘德里歐被迫下台換馬。唯其如是，希臘危機一直揮之不去，這是因為希臘無法取信於歐元區各國，大家都懷疑這個古老國家是否有心有力做到削減開支、達至減少債務的承諾。即如這次援助方案為例，歐盟甚至要與希臘設立一個履約保證帳戶，保證援助金不會被希臘政府挪用到還債以外的用途，迫使希臘首先削減赤字。這種城下之盟，於希臘一些人而言可能帶有主權淪喪的意思，但從歐債危機4年來的反覆周折，希臘多次食言悔約，難怪歐盟這次要希臘保證援助資金必須用得其所。

職是之故，希臘的情勢難以一次過了結。認為可以從此一了百了的期許，曾經在早前的第一次援助方案時冒現，但畢竟希臘面對的金融危機非同小可，所以第二輪援助方出台，並無帶來欣喜，這不僅在於希臘會否有力實踐承諾，更多的是外界的質疑帶來游移不定的援助決心，尤其是這次希臘債券撇帳率達到53.5％，此後有沒有投資者願意趁這趟渾水，購買撇帳率高於五成的國債，是一個巨大的質疑。這兩種情交疊，希臘更無法如期解決債務危機，前景黯淡，因此歐美巿場對第二輪援助方案並無積極反應。

正當歐債危機持續之際，有來自亞洲的分析指出，歐洲股票連年大跌之下，平均巿盈率只有十幾倍，認為在這一情下入巿，有可能「執平貨」。然而，歐洲央行2月23日的中期經濟報告卻猶如一盆冷水照頭淋，今年歐元區17國經濟將萎縮0.3%，陷入輕度衰退，其中，歐元區第三大經濟體意大利的經濟，今年將萎縮1.3％，而歐盟委員會去年11月預測意國經濟今年將增長0.1％；同樣負債沉重的西班牙，今年預測將萎縮1％，而上次的評估是增長0.7％。這兩個預測數字說明，歐洲經濟今年淡風可期，投資者貿然撈底的風險甚高。

希臘削開支欠決心  歐洲國家兩手準備

姑勿論外在因素如何，但必須指出，希臘等負債國，極可能陷於惡性循環當中，即是負債——緊縮開支——經濟萎縮——減債失敗，無法從這個龐然經濟漩渦逃出生天。事實上，從歐元區最新一輪的援助方案來看，只能供希臘兩三年使用，畢竟說到底還是要靠希臘本身的實際表現。不過，從過去幾次危機來看，希臘自救能力不強，今次這1300億歐元能否讓希臘順利捱過這三年，是另一個大大的質疑。

由於希臘的削減開支決心紀錄差勁，加上希臘不大可能在一邊大減支出之際而在另一邊希望經濟上升，這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希臘此刻真實的狀況是苟延殘喘到某天不能支撐為止。歐洲強國如德國等也有兩手準備，即準備大批保險金，一旦希臘不行，投入幾千億歐元保衛意大利等國，免致出現骨牌效應。這種打定輸數的心理，說明連歐洲人也信心不大，這時候去歐洲撈底的風險若何，可見一斑。

希臘的出路，最理想當然是自救成功，但證諸過去幾次危機，都因希臘欠缺紀律而爆發；餘下唯一出路便是離開歐元區。然而，決絕地離開歐元區也好，仍然環抱大歐洲理想也好，這是一場賭博，沒有人預知希臘留在歐元區或離開歐元區的後果。歐債危機今年已是第四個年頭，一直以來未能乾脆解決，便是這種欲捨難離心理作怪，也由於此，最大的危機一直高懸，像計時炸彈那樣威脅覑歐洲以至全球。

Hugo Restall (Wall Street Journal): Hong Kong Was Better Under the British

The slow-motion implosion of Henry Tang, Beijing's pick to be Hong Kong's next chief executive, brings to mind a speech given shortly before the 1997 handover by former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Editor Derek Davies. Entitled "Two Cheers for Colonialism," it attempted to explain why the city flourished under the British. Fifteen years later, the Chinese officials who are having trouble running Hong Kong might want to give it a read.

The Brits created a relatively incorrupt and competent civil service to run the city day-to-day. Mr. Davies' countrymen might not appreciate his description of them: "They take enormous satisfaction in minutes, protocol, proper channels, precedents, even in the red tape that binds up their files inside the neat cubby holes within their registries." But at least slavish adherence to bureaucratic procedure helped to create respect for the rule of law and prevented abuses of power.

Above the civil servants sat the career-grade officials appointed from London. These nabobs were often arrogant, affecting a contempt for journalists and other "unhelpful" critics. But they did respond to public opinion as transmitted through the newspapers and other channels.

Part of the reason was that Hong Kong officials were accountable to a democratically elected government in Britain sensitive to accusations of mismanaging a colony. But local officials often disobeyed London when it was in the local interest—for this reason frustrated Colonial Office mandarins sometimes dubbed the city "The Republic of Hong Kong." For many decades it boasted a higher standard of governance than the mother country.

Mr. Davies nailed the real reason Hong Kong officials were so driven to excel: "Precisely because they were aware of their own anachronism, the questionable legitimacy of an alien, non-elected government they strove not to alienate the population. Their nervousness made them sensitive."

The communists claim that the European powers stripped their colonies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used them as captive markets for their manufacturers. But Hong Kong, devoid of resources other than refugees from communism, attracted investment and built up light industry to export back to Britain. And as for taking back the profits, Mr. Davies noted, "No British company here would have been mad enough to have repatriated its profits back to heavily-taxed, regularly devaluing Britain."

Most expatriate officials retired to Blighty, so they were less tempted to do favors for the local business elite. The government rewarded them with pensions and OBEs. A Lands Department bureaucrat didn't have to worry whether his child would be able to find employment in Hong Kong if a decision went against the largest property developer.

Contrast all this with Hong Kong post-handover. The government is still not democratic, but now it is accountable only to a highly corrupt and abusive single-party state. The first chief executive, Tung Chee Hwa, and Beijing's favorite to take the post next month, Henry Tang, are both members of the Shanghainese business elite that moved to the city after 1949. The civil service is localized.

Many consequences flow from these changes, several of which involve land, which is all leased from the government.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and appreciation is the biggest source of wealth in Hong Kong, a major source of public revenue and also the source of most discontent.

In recent years, the Lands Department has made "mistakes" in negotiating leases that have allowed developers to make billions of Hong Kong dollars in extra profit. Several high-level officials have also left to work for the developers. This has bred public cynicism that Hong Kong is sinking into crony capitalism.

This helps explain why the public is so upset with Mr. Tang for illegally adding 2,400 square feet of extra floor space to his house. Likewise Michael Suen, now the secretary for education, failed to heed a 2006 order from the Lands Department to dismantle an illegal addition to his home. His offense was arguably worse, since he was secretary for housing, planning and lands at the time.

In both cases the issue is not just a matter of zoning and safety; illegal additions cheat the government out of revenue. But it's unlikely Mr. Tang will face prosecution because nobody above or below him is independent enough to demand accountability. So now there is one set of rules for the public and another for the business and political elites.

Under the British, Hong Kong had the best of both worlds, the protections of democracy and the efficiency of all-powerful but nervous administrators imported from London. Now it has the worst of both worlds, an increasingly corrupt and feckless local ruling class backstopped by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The only good news is that the media remains free to expose scandals, but one has to wonder for how much longer.

Hong Kong's Chinese rulers have been slow to realize that, to paraphrase Lampedusa, the only way to keep Hong Kong the same is to accept change. It is no longer a city of refugees happy to accept rule by outsiders. And democracy is the only system that can match the hybrid form of political accountability enjoyed under the British.

Mr. Davies ended his appraisal of colonialism's faults and virtues thus: "I only hope and trust that a local Chinese will never draw a future British visitor aside and whisper to him that Hong Kong was better ruled by the foreign devils." Fifteen years later, that sentiment is becoming common.

Hugo Restall《華爾街日報》: 英國統治香港時更好  (林書翻譯)

北京欽點的香港下任特首唐英年的慢動作內爆，讓人想起1997年回歸不久前，前《遠東經濟評論》編輯戴維斯 (Derek Davies) 的演說。該演說題為《兩讚殖民主義》，旨在嘗試解釋為何香港會在英國管治下興盛。十五年後，那些難以管治香港的中國官員，可能應該看一看這篇演說。

英國人創造了一個相對廉潔並能幹的公務員隊伍，每天管理這城市。戴維斯先生的英國同胞未必會喜歡他對英國人的描述：「他們沈醉於各類的會議記錄、草案、正當渠道、先例，甚至是他們用來防止檔案夾內紙張的圓孔破裂的紅膠紙，都喜愛不已。」不過，起碼這些程序有助令人尊重法律，並防止濫權。

在公務員之上的，是由倫敦委任的高級官員。這些上等人通常都自視過人，鄙視記者和其他「不利」的批評，但他們倒是會透過報紙和其他途徑在回公眾的意見。

其中部份原因，是因為香港官員要向英國的民選政府負責，而英國民選政府對有關管理殖民地不力的指責十分敏感。不過，在港官員在處理本地事務時，不時會叛逆倫敦的意思，令殖民部的保守官員沮喪，有時甚至戲稱香港為「香港共和國」。有數十年的時間，香港的管治水準比英國的還要高。

戴維斯先生完全命中香港官員力爭卓越的真正原因：「正因為他們明白自己的過時，明白自己作為外族的官治權受質疑，本港政府並非選舉而生，故而致力避免與民眾疏離。他們的憂慮使他們觸覺敏銳。

共產黨指歐洲列強掠奪了殖民地的資源，並強使殖民地成為宗主國的生產商的市場。不過，香港除了逃避共產黨的難民外，甚麼資源也沒有，卻吸引了投資者，並建立了輕工業，把產品輸回英國。論到抽回利潤，戴維斯先生指出：「沒有英國公司會如此瘋狂，把利潤轉回重稅且不斷貶值的英國。」

大部份駐港官員退休時會返回英國老家，故此他們不易受誘惑把利益輸送予本港精英商家。退休時，政府會給他們頒贈退休金，和大英帝國勛章。地政總署的官員，不用擔心在作出對最大地產發展商不利的決定後，自己的孩子可能難以在港找到工作。

與回歸後的香港比較，政府依然不是民選的，但現政府卻要向一個貪污嚴重並濫權的一黨專政國家負責。香港首任特首董建華，還有北京屬意在數月後成為特首的唐英年，都是在1949年後移居香港的上海精英商家的一份子。行政架構只局限在某一撮人手上。

這些轉變引來連串後果，當中一些與土地有關，而土地全是由政府釋出的。地產發展和增值是香港財富的最大來源，是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也是引發最多不滿的來源。

地政總署近年在土地發放的談判上作出不少「錯誤」，讓發展商得到以十億計的額外利潤，數名高級官員在離任後轉為地產商工作。這些都令公眾嘲諷香港已淪為裙帶資本主義之地。

這解釋了為何公眾對唐英年非法加建2400呎地牢如此反感。同樣，現任教育局局長孫明揚，在2006年未有依地政總署要求拆除僭建物，其實作為當時的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他的罪行可算更為嚴重。

在這兩個例子中，問題並不只是規劃和安全。僭建面積欺騙了政府的收入，但唐英年要面對檢控的可能並不高，因為無論在他以上或以下，都沒有足夠獨立的人能要求他負責。於是，現在形成對公眾有一套法則，對商家權貴又有另一套法則。

在英國管治下，香港兼享兩極的好處：既有民主的保護，又有倫敦輸入的高效能而心存憂慮的行政人員。現在的香港卻兼受兩極的壞處：既有越益嚴重的貪污，又有得到專制政權加持的軟腳蟹本地管治班子。唯一的好消息，是媒體還能自由揭發醜聞，不過這種自由也不知能再維持多久。

管治香港的中國政府不直不太理解的一件事，就是若要香港維持不變，就只能接受轉變。這個城市的人，再不是甘於受外人統治的難民，而民主是唯一能與英國管治下的混合式政治負責制匹敵的制度。

戴維斯先生最後如此評鑑殖民主義的優劣：「我只期盼並相信，在未來，不會發生香港人把英國遊客拉到一角，悄悄說，香港還是在外國的惡魔管治時比較好。」十五年後，越來越多人如此感觸。

陶傑: 麥理浩的地雷

廉政公署如果要查香港的特首，不但是國際笑話，而且還向每個中國人的臉上搧了一巴掌。

首先，「廉政公署」從何而來？如果不失憶，都知道全名叫「港督特派廉政專員公署」──看到沒有？「港督特派」這四個字，不是僭建，而是這座建築本來結構無敵海景的頂樓。

是哪個港督特派的？是麥理浩勳爵。麥理浩是什麼人？他是出生蘇格蘭、畢業牛津的英國外交部公務員，在六十年代，他一度官至英國外相布朗的秘書。

布朗是工黨首相威爾遜的外相，六十年代，美蘇冷戰很緊張，蘇聯滲透英國的工黨。麥理浩雖然是公務員，但個人氣質傾向工黨──蘇格蘭人，而且在工業城市格拉斯哥出生，麥理浩內心支持工黨是很自然的事。

一九六七年，麥理浩犯了一件大錯。他把英國首相威爾遜打給美國總統詹森的一份機密電報帶下班，不小心遺忘在一家銀行的櫃枱上。這份電報討論越戰的狀況，是頭等敏感的文件。幸好，銀行在外交部附近，另一個外交官也是銀行顧客，把電報文件撿回來。英國政府大驚，因為美國人早就懷疑威爾遜的工黨政府裏有蘇聯的卧底，下令徹查麥理浩，但威爾遜和布朗，都認為麥理浩是一位忠誠樸實的幹才，丟失機密，純屬無心，叫停調查。

姬達由於1967年任職防衛司時，處理六七暴動表現獲認同，1973年獲香港總督麥理浩委任為廉政專員，1974年領導香港廉政公署成立；為首任廉政專員，並接管警方反貪污部工作。

然後，麥理浩調去南越西貢當大使。此時越戰很猛烈，這一年，香港也爆發了共產黨暴動，港督戴麟趾獨力平息。麥理浩在西貢短短一年多，又轉派英國駐北京代辦處，做了一回丹麥大使，再調來香港。

一來到，發現香港的警察貪污受賄，麥理浩成立廉政公署，把自己的公譽押上去：「港督特派」，意思是：我是上帝，我絕不貪污，專員只給我打電話，你們舉報，不必顧慮層層官僚包庇和威嚇。麥理浩關懷民生疾苦，他是香港中國人的活菩薩，建立區議會，九年免費教育，拆木屋建居屋，留下的許多德政，新加坡模仿，香港在交回主權之後，有的很平庸的人罵英國人「埋地雷」，很好，居屋、免費教育、廉署，都是地雷了，為什麼你當寶貝，死死抱住？

但且慢，看看「廉政公署」，少了「港督特派」，現在真變成了把「中國人民當家作主」的特首炸個稀巴爛的地雷了──麥理浩果然給中國人埋了地雷，長達四十年，今日方爆，這位卓越的殖民家，智商之高，令人讚嘆。

安裕周記﹕人心在動

星期五那天翻完幾乎所有報紙上了差不多全部新聞網頁後茫然了好一陣子，香港人，你到底受了什麼詛咒？

我一直以為回歸這十幾年儘管很多東西都沒了，但說到底我們在大陸甚至整個世界面前仍抬得起頭的原因是我們還有法治和廉潔。星期五那天，我納罕這些家當還在麼、還剩下了什麼？那一刻很沮喪，莫非這便是中國人的宿命？

我想起了兩段歷史，明朝開國，朱元璋從元亡學到深刻教訓，貪污腐敗是元帝國覆滅主因。《明史》有相當多章節講朱元璋對貪官的殘酷，包括把官員剝皮塞草成人形示眾，但到後來這些光聽都毛骨悚然的刑法都無法阻止明亡，因為更大的腐敗在朱元璋死後發生。近代史有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美國總統杜魯門下野後，有一次接受傳記作者訪問時講到蔣家，一九四五年下令向日本扔原子彈的杜魯門算是見過大時代的人，按捺不住脫口而出說they are thieves, every damn one of them（他們是賊，他媽的個個都是）。

剛過去的一百六十八個小時是香港社會充滿錯愕驚訝的一星期，特區一把手和前二把手和可能是未來一把手都出現各式各樣問題，以為豪華遊艇澳門周末遊是頂級享受，原來更頂級的空中旅程都也是朋友的招呼結果；這樣就在嚴重程度這一梯次輕鬆擊倒把庭院挖深建成行宮的前二把手。至於很可能當上未來一把手的漏報事件也令人費解，一個心思如此縝密長年浸淫政壇的人竟會看走眼。這些現象集中在過去一個星期發芽抽枝，這個星期不在香港上了大陸看不到港報上不了港網的巿民，回程甫踏過羅湖橋聽到這些消息，泰半會懷疑自己的兩條腿還留在深圳河以北。老實說，這些荒唐事以前只會在大陸發生，一把手出事不是怪，上海前巿委書記陳良宇不就是一把手？在某一特定層次而言，香港人確實和中國不相上下，鍾庭耀博士不妨就此再進行一次香港人和中國人的民調，也許會相當好玩。

我不相信「個別事件」這些鬼才信的辯說。物必先腐而後蟲生，香港今天走到這一步，從三十八年前廉政公署成立以迄今天，香港從彎路到直路到大路到彎路到今天的倔頭路，中間太多令人側目的事，年輕一代不會相信以前的香港可以是這樣。前不久電視台播放電影《雷洛傳》，其中一幕是劉德華飾演的雷洛剛從警察學堂出來跟隨老差骨出更，來到一個夜間巿集，老差骨把警帽脫下，小販自動獻金。我旁邊那一九九四年出生的嘩然說「有無搞錯」，我說真的有無搞錯，完全不真實，哪裏是這樣的——七十年代我剛上小學不久，下課後在土瓜灣譚公道一爿小士多喝汽水，一輛警察吉甫車開到，跳下幾個穿及膝短褲的軍裝警員，伸出手掌從士多老闆那裏抓了一把零錢，打開汽水櫃拿走幾瓶可樂，轉身就鑽進警車。兩三分鐘沒有人說一個字，完全是充滿默契的熟練。《雷洛傳》說的是街上行咇的散兵游勇，我看到的卻是開著警車收黑錢。

物必先腐而後蟲生

廉署成立後，起初沒有人相信貪污會在這個處處講究疏通著數的華人社會得到根治，拉的不少是魚毛蝦仔，我記得有幾個是電話公司裝機員工，上門裝了電話後收茶錢後被捕。七十年代香港民智未開，除了有人相信即食麵是用蠟製造和味精有罌粟之外，更多人相信只要付錢給裝電話工人，線路會好些通話方便點。後來拘捕的官愈來愈大，人們逐漸相信廉署是來真的。到了集中向警察開刀，高級警官一個接一個被帶走飲咖啡，四大探長遠走他方。高階華裔警官被捕後解釋不了，上到法庭自辯說這筆財富不是自己的，是當娼妓的妻子賺回來的。總警司葛柏被捕，逃了又捉回，掀起了波瀾壯闊的反貪污捉葛柏運動，那是七十年代香港社會運動植入人心的一刻。今天早已湮沒的是廉署廣告「廉署保密，密密實實」；同一時期有廉署宣傳歌曲《靜默的革命》，「……靜靜地靜靜地要起革命……」，請注意，那是七十年代，大陸的文化大革命還未完全偃旗息鼓壽終正寢，香港這邊起了另一場革命。

香港其後的廉潔是暗無天日後的破曉黎明，有漫長黑夜才知紅日高照的可貴。八十年代中英談判，香港社會念茲在茲的是如何保持資本主義制度，另一個要目便是如何保持法治和廉潔。《基本法》裏是寫上了廉政公署的地位，向行政長官直接負責，然而也許是蒭史的遺憾和疏漏，香港社會當年在談判過程中差不多是傾全力要保存資本主義制度，甚至為了保住這一制度，提出完全錯誤理解的口號「馬照跑，舞照跳」，本質上認定香港基本價值只在於這兩類聲色犬馬，忘乎更大更重要的是剛破土而出的廉潔奉公。今天以史觀照，當時沒有人會想到中國大陸的貪污腐化會越山而來，更沒有想到五十年不變只過了三分之一不到的十五年便朽腐不堪。

我不敢說白皮膚的外國人比香港或中國人乾淨，但畢竟人家有其制度，其中犖犖大者是選舉制度和民意監察。當然，經濟的單一性也令香港更加容易掉進國粹級的貪腐死穴，當我們社會只有一兩種產業，而經濟上的利益又和大陸有著深切緊密關係，這種西瓜開大邊的狀況，令到香港極容易受到感染，數量上佔壓倒性的劣幣驅逐良幣。誠然，大陸今天也不是人人貪腐，可是當連《人民日報》和中共高層都出來說貪腐足以亡黨亡國的時候，香港幾乎對大陸的一切全無免疫力而只有逆來順受甚至逆來笑受，大陸上被視為錢可通神的價值觀經山越海到達東方之珠，當是自不待言。

幾乎對大陸全無免疫力

對於貪腐，中國近代史便是半部貪污史。前面說的杜魯門痛罵蔣家把美國援助國民政府的金元挪為己用中飽私囊，蔣介石到台灣後，痛定思痛，決意克難復國。不過，清廉運動到頭來變了憶仇追恨的權杖，老蔣在大陸飽受桂系的氣，臨離開大陸還被桂系李宗仁伸他一腳，逼他下野而任代總統。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老蔣捲鋪蓋到台灣生根，桂系名將白崇禧隨軍到寶島。上岸之後，老蔣坐定大局開始掃貪，這固然有本意的掃除貪敗，但也夾雜複雜的權力鬥爭，結果是白崇禧被老蔣麾下的國大代表質詢，說白「貪污軍費黃金七萬兩，白銀三百七十萬兩；軍事上擁兵自重」云云，是耶非耶，從來沒有人說清楚，然而事實則是桂系從此成為歷史，蔣介石巧借掃貪清除心腹大患，把反貪掃污戴上了政治化的污名。

但蔣介石最不堪的是只掃外姓，蔣家到了台灣仍然是特權階級，由於台灣長年在老蔣的「動員勘亂時期」之下，樣樣以軍警行事，加上幾大報系老闆都是黨國要員，個別官至國民黨中常委，哪敢在政府的手指隙裏找出別的渣滓，廉潔變成有限度。不過，顛撲不破的事實是大陸時的蔣宋孔陳四大家族，到台灣後只留下蔣宋兩家，由四而二，排他的結果是權力更集中，制衡更是無從說起。不過，西方記者對蔣宋兩家持著永不消逝的好奇，各種大路小道消息滿天飛，一九八五年，傳記作家Sterling Seagrave寫了一部《Soong Dynasty》（宋家王朝），於史學的要求而言相當粗糙，當茶餘飯後談資則可。可是台灣島上的宋家大為驚惶，最後弄出一件貽笑國際笑話﹕一批中研院院士及學者，在美國報章聯名刊登廣告「力斥其非」。結果是吸引更多人追看，臭屎難以密蓋，反而日益遠颺。

宋家王朝由大陸到台灣

雷宇（左）向胡耀邦（右）、任仲夷匯報海南島改革進程（1983年2月11日)

中共治下的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出現大面積的貪污腐化，八十年代海南雷宇案驚人，出動武裝部隊船隻倒賣汽車入境，不過，有說海南當時一窮二白，雷宇不得已只得如此，云云，到後來才知是冤案。就當是不懂法制法盲，其後的大案一宗比一宗大，遠華貪污案的「漪歟盛哉」，牽涉之深之大，極一時之盛，如今只有幕前的賴昌星就擒，其他的呢，都往哪跑了？陳良宇案更是不下遠華，陳為中共政治局委員，全國只有二十幾個，比起省委書記都矜貴，如今不也是好好的不必人頭落地。大案和小案的判刑各有不同，誰都知道這牽扯大量政治派系鬥爭，於是國法黨規被挪用清光。有心人看在眼裏，必會是西瓜開大邊，被打倒的只能嘆一句不識主人家，著了道兒。

香港在廉署成立後，經過生聚教訓養成內化了的反貪防火牆，這也是今天香港連水都要靠大陸的虛弱日子裏可以拿出來見人的物事，然而這種優越看來在大環境下沖刷淨盡——從向前看而說，這是事物發展的必然，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事情亦是先量變而後質變，這兩段話是中共整天價日講的哲學思想。是的，香港的發展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當一件污兩件穢，量變而質變，看慣了也沒有什麼，不是「個別事件」便是「傳媒污衊」，這個城巿慢慢就會習慣了，變成了有貪污特色的一個城巿。

內化了的防火牆崩坍

然而巿民會感到這一陣漣漪下的張力。年輕的不知道四大探長無法無天的時代，只道是天方夜譚式的粵語殘片。是的，這都是陳年舊事，我還記得七十年代初隨父親到花墟球場看足球，光華班主便是四大探長之一顏雄，走出來時盛況空前，「顏爺」前「顏爺」後，一個貪污的前警署警長，退休後竟還有這種風流。到今天，還以為這些明目張膽的人和事從此逝如流水，不料歪風一股接一股吹來，風在動，旗在動，人心在動，香港再也不會平靜了。

鄭漢良: 曾蔭權陷風暴 剪不斷理還亂

二○○七年，有香港警界明日之星之稱的高級警官冼錦華，接受妓女戶主持人「招待」，被判入獄三年。當時法官辛達誠說：「冼錦華將自己陷於貪汙危機，在案中所嘗的『甜頭』，是其中一種潛伏著的貪汙罪行，很難被人揭發，當對方索取回報時，冼就人情難卻。」辛達誠又說，該案最邪惡之處，在於容許自己身處「聽命別人」位置，暴露於涉嫌賄賂危機中。可惜冼錦華不是曾蔭權。

香港特首曾蔭權，據傳媒連日來的窮追猛打和爆料，其所嘗的「甜頭」，又何止冼錦華那般的小兒科。香港《東方日報》最早爆料指，曾蔭權應香港富商邀請出席澳門某賭場貴賓會的春酒聚餐，與會者還包括報導所指的一些三山五嶽人馬，有從事高利貸的、開夜總會的、也有所謂的疊碼仔，即賭場貴賓廳的「三七仔」。現場照片顯示，曾蔭權看到有記者在場拍照而不知所措，出手遮臉。還未等到美酒佳餚上桌，就匆忙離桌。報導指出，同桌的香港兩個富商劉鑾雄和何柱國也跟著離開，主家席很快就變成一張空桌。

到了第二天，該報又繼續爆料指，曾蔭權其實是搭乘某富商的一艘豪華遊艇到澳門作三天兩夜遊的；還說曾經常搭乘富商遊艇到澳門探訪親戚，為澳門保安當局增添不少麻煩。

曾蔭權「揩油」富商的新聞，到了第三天已擴散至其他媒體。原來在澳門遊艇之旅之前的一個星期，曾蔭權又悄悄放了四天假，登上富商張松橋的私人豪華飛機，飛往泰國普吉島度假。

到了第四天，《東方》和《明報》等其他報紙同時爆料指出，曾蔭權原來早已計畫好退休後到深圳居住，而他的退休「行宮」位於深圳福田區的一個高檔住宅區。說是「行宮」一點不誇張，該豪宅位於大廈頂樓，是一個樓中樓的單位，面積有六百○五平方米，大約是一百八十三坪，裝修費用就高達好幾百萬。報道更進一步指出，該樓盤的發展商黃楚標，是曾蔭權的好友之一。

面對報章連日來的報導，曾蔭權也曾稍作回應。他基本上承認了他的澳門遊艇豪華遊、他的私人飛機普吉島遊、他的退休「行宮」等的報導，但他強調，他事後是付了錢給遊艇的主人，就像坐渡輪一樣買了票，他也以經濟艙的票價，付了錢給私人飛機的主人，所以沒有利益衝突。此外，他的深圳退休住所是以市價租的，所以也不構成任何官商勾結。他還說，他當官當了四十年，一直公私分明，對傳媒報導感到「痛心」。

香港的傳媒也不忘對張松橋和黃楚標這兩位富商做深入調查。據報導，張松橋被稱為「最富有的重慶人」，是當地著名的地產商，亦是四家香港上市公司的主席，擁有香港西區隧道一半股權。西隧是連接香港島與九龍半島的三條隧道之一，但由於收費高昂，一般車輛寧願採用其他兩條隧道而致紅磡隧道和東區隧道擁擠不堪，社會大眾和不少學者都呼籲政府應回購西隧，達至車輛分流的效果。

至於有「深圳李嘉誠」之稱的黃楚標，是香港數碼廣播的大股東。《明報》指出，曾蔭權剛於上月會同行政會議，運用酌情權「特批」該台任命李國章為主席。由於李國章胞兄李國寶是電訊盈科董事，根據《電訊條例》，李國章理應不能控制香港數碼廣播。

曾蔭權以象徵性付費來試圖為他的揩油行徑開脫，更以皇后貞操不容懷疑來反駁外界對官商勾結的質疑，但香港很多人仍記得法官辛達誠當年的判詞：「最邪惡之處，在於容許自己身處『聽命別人』位置，暴露於涉嫌賄賂危機中。」所以包括民主黨、人民力量和社民連等政黨以及其他人士，已紛紛向香港廉政公署舉報曾蔭權。

香港有個聽眾打電話給電台對曾蔭權和唐英年最近的醜聞有如此看法：「習近平在美國講過：『人權不會有最好，只有更好。』我就說官員不會有最衰，只有更衰。香港有如此特首，難怪會有唐英年這種手下。」

隱瞞僭建而致誠信盡失的唐英年，據稱是中央力挺的下屆特首。天佑香港！

徐高樂: 林書豪 以弱勝強的個人與家國想像

說真的，談及林書豪時，甚為討厭那些什麼「要相信自己」、「努力總有出頭天」之類的所謂啟示，球場上比林書豪努力一萬倍、更「相信自己」的大有人在，但成功的只是萬中無一。球場是英雄地，成王敗寇，跟紅頂白才是常態，把事情煞有介事的說成什麼成功的要訣，廉價得很。

林書豪跟香港幾乎沒有什麼交集，但此事不單引來籃球迷的瘋狂，引來強國支持者無厘頭高呼「中國人站起來」，還引來大批向來不愛國不懂籃球甚至媚外反共人士的青睞，或許是因為林書豪的故事，在個人、球隊、純運動體育，以至家國民族，都有一個共通的「以弱勝強」、矮子挑戰巨人的想像。

沒錯，是想像，跟林書豪本身可能丁點關係都沒有。說到底，你認識他又有多深？

可能，他只是一個普普通通熱愛籃球的年輕人，在花旗之國追尋夢想，懶理我和你在胡扯什麼。

無可否認，對那些迷戀煽情個人勵志的人而言，這是一個美麗童話故事。一個熱愛籃球的小子，經歷選秀落第、坐冷板、被懷疑、被歧視的種種屈辱，仍然努力不懈，因為一次後備上陣的機會，熬出頭來，難怪被美國傳媒稱為Cinderella Man。一顆超新星，橫空出世。

鋤強扶弱，是虛偽的世人最愛的故事之一。弱者挑戰巨人，經歷苦困終於修成正果，把強者擊倒，此情此景，任誰都會激動落淚，更何，這個「弱勝強」想像還可以無限地延伸下去。

超新星經歷苦困修成正果

以弱勝強的，還有球隊，以及其他一眾後備替補。林書豪其中一點令人瘋狂的，是他無私的打法，愛傳球，不自私，總愛為隊友製造機會，結果令一眾平時表現一般的替補在兩大主力因傷缺陣的情下均有好表現，為這傳奇補上更傳奇的一筆。

以弱勝強，小子戰勝巨人，在球員身形的比併上，更是真實的一環。籃球場上矮子戰勝巨人，永遠是最好看的戲碼，Steve Nash、Jason Kidd等矮小控球後衛，把巨人對手玩弄於股掌之中，叫人津津樂道。林書豪就有這種本錢，以矮小的身形加上高速引來七呎巨漢的夾擊，再及時以瀟灑的手法把球傳到站在空位上的隊友，輕鬆上籃。這是真正技術的表現，是貨真價實的技術性擊倒。

籃球場內場外都戰勝了巨人

籃球場上巨人雖然佔有先天優勢，但巨人卻有一種說不出的感傷，認為自己即使獲勝，只是勝在身形與體力，並非勝在靈巧技術。更痛苦的是，不太靈活的巨人則被恥笑得更慘，而矮小靈活的球員，最愛捉弄這種滿臉怒火但無力反抗的巨人。

對的，你沒有估錯，這種說不出的感傷，陪伴我很久了。我不是巨人，只是相對我從小到大面對的籃球對手，稍稍高大了一點點。自小就是坐在班中最後一行，長得高可以望得遠，但「大衰」的感傷卻在運動生涯中揮之不去。有一次在辦公室被某同事戲稱為「大」，我幾乎想上前跟他開大片。

中國籃球近年盛產高大中鋒前鋒，姚明已屬世界明星級數，在高大中鋒之中也算身手靈活技術出眾，但中國卻總是無法出產像樣的後衛。中國近年千方百計想把後衛球員送進NBA，但成功登陸的孫悅只落得投閒置散的下場。只出產高大球員，贏波只因身高佔優，後衛技術仍待改進，成了中國籃球近年最大的傷痛。

林書豪在NBA的成就，狠狠刺中了中國籃球的這種傷痛。中鋒第一人是姚明，內地千方百計想打造的靠控球技術闖蕩NBA的華裔後衛第一人，如今非林書豪莫屬。內地做不到的，一個台灣人後裔做到了。

這是一個弱勝強、以小勝大的故事。台灣在國際舞台上也是小個子，大陸卻是徹頭徹尾的巨人，這次的林瘋，卻把巨人玩弄於股掌之中。小個子在籃球場內場外，都戰勝了巨人。

習近平訪美，為表親民也要入場觀看NBA，有人建議他應入場看看林書豪的比賽。真的可以嗎？林書豪的比賽，場邊觀眾席滿佈手持青天白日旗的瘋狂粉絲，每次入球高聲吶喊，旗海飄揚，電視鏡頭躲也躲不了。片段在YouTube瘋傳，這一刻，兩岸之間，是矮子還是巨人登上了國際舞台？

種種相關與不相關的想像

強國的崛起，不少人只得活在無奈與感嘆之中，眼看香港那個慘不忍睹所謂特首選舉，全民普選又只是空談，那邊廂，台灣直選叫港人羨慕不已，不少港人既憤怒又心死，戲言高呼要移民台灣。就在此時，林書豪的台裔身分、場上技術擊倒巨人的表現，以及其帶來的瘋狂旗海，一時間為現實找來了一個出氣閥，一個期待以久的出氣閥。「林瘋」不單引來籃球迷的瘋狂，還引來大批向來不懂籃球、連Michael Jordan、Kobe Bryant是誰也搞不清，籃球入球有一分兩分三分之別也不懂的人，天天追看這個名叫Jeremy的美國人在球場上左穿右插，甚至連他無厘頭製作名為How to Get into Harvard的短片也引來百萬點擊。

一個哈佛小子的故事，就是如此這般，被各式人等冠上了種種相關與不相關的想像。一個以弱勝強、矮子戰勝巨人的家國想像。

好了，由個人拉到球隊拉到中鋒後衛個人感傷再到家國民族，對林書豪本人而言，會否沉重了一點。把林書豪消費一番後，但願賽場上的他毋須理會太多這等胡言亂語，專心把球傳到隊友手中或投進籃框之內，繼續他的夢想之旅吧。

 

安裕: 六呎三吋的巨人

六呎三吋的林書豪受到亞洲尤其中港台熱捧的原因有二﹕一、華裔，二、哈佛。美國人看林書豪卻不一樣，華裔、哈佛不是賣點，美國人要的是打不死（come back kid）。哈佛屬長春藤大學聯盟，長春藤畢業打NBA林書豪不是第一個，一九六七年，普林斯頓大學畢業拿獎學金去牛津讀研究院的Bill Bradley加盟紐約人。至於華裔參加NBA首人也不是林書豪，但林與王治郅不同的是﹕林在此前一間球會是賣剩蔗，他沒有放棄，來到紐約一鳴驚人。這是美國人口中的「美國精神」。

趙永佳說得對，美國人看不起紈絝子弟，前半生順利，不代表後半生經得起考驗。林書豪會不會在NBA打到退休，沒有人敢在此刻寫包單，可就是今天他退隊從此離開籃球，至低限度，他打贏了人生最重要的一場勝仗。

這個星期香港發生太多事，令人瞠目結舌。在人們透不過氣的日子裏，林書豪給我們一點點啟示﹕人應該掌握自己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