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首席顧問這位置最考膽識和膂力，「狹路相逢勇者勝」；公私大機構中，「能者居之」，有時候「自我強勢者」可以豁出去，鑽一下機構惰性的空子，主導於一時，「過把癮」，做「真主子」一陣子；但要真起「大腦」作用，還須「智／能力」，還要審時度勢，分清哪一個人文系統下和世界觀的識見、中西歷史感及現代性方向、坐標，看看大環境、大氣候。
香港百多年都在中西歷史湍流的「靜土」，不動聲息考驗人。顧汝德（Leo Goodstadt）和邵善波之別，不在個人膽識和膂力，而在中與西、傳統與現代之間宏觀的人文取向與取態。
（一）
香港政府中央政策組之設，是因為百多年香港「冇腦」又「無為」，竟因而不經意創出曠世souless奇蹟；二三十年前面對九七議程，英國派麥理浩治港十年佈「67-97」的局，發覺為香港設計的「冇腦」又「無為」的英式「西用中體」已過時，需要加腦和大作為，遂有中央政策組之設。
九七是中英港三方開埠以來的大變局，中國要洗脫國恥，英人要光榮撤退，港人要自由繁榮穩定民主人權法治多元開放活在「一國兩制」下，在在是歷史的前所未見的unknowns；unknowns之間是系統性交叉碰撞（system clash），瞬息正反轉化分合萬變，港英十八、十九世紀的管治體制難以承受。怎樣過每一天，在在是強香港一眾頂尖高官所難；尤德猝逝，香港管治體制和衛奕信在四方八面壓力下如軟殼蟹，香港進入開放政治的新階段；不為治港高官和政府體制「植腦」、安裝一個坐標，英人不能有效管治和過渡到最後一天。
CPU是政府中百年沒有、唯一機構為港督、布政司及財政司提供intellectual input，專職統合及提升，常規化，集中到施政報告。草創時，個人特色有無限空間。顧汝德時期的中央政策組，橫向統合各政策科和政策，為操作性的政策垂直提升層次，賦予soul，和社會大眾及時代共呼吸。施政報告之外，還有服務承諾（九七後不久取消，取消可能是陳方安生和董建華罕見的一致）等新猶。他之於CPU，就如姬達之於ICAC。
（二）
顧汝德和彭定康面對三方面﹕中國（北京黨政）、英國（倫敦執政黨）和香港；香港內部也面對三方面﹕政府內部官僚體制、親中勢力和民主派；親中勢力也面對三方面﹕傳統左派舊部、商界鄉事街坊保守派、漸向北望的專業界和漸靠向（中國特色）「民主」的「開明左派」。
這九重之中，顧汝德用功最深的是政府內部的官僚體制，在彭定康充分授權下抓住官僚體制這「工具」，用它面對其他八方面，有助英治到最後一天。兩人若合符節，管香港和面對中國舉重若輕，出神入化，他被稱「魔僧」。
百多年香港貼近中國又漂流於中西的歷史湍流，英人以「西用中體」產生（中國認為）的另一種中國人、政經體制、社會和文化。中國、中國人、中國社會、中國政經體制咸認為「香港」換了「腦」、換了「心」，甚而不自量力、不切實際妄想替中國換「腦」、換「心」。國民教育要替香港人「換心」，邵善波似要學顧汝德，替香港「換腦」。
（三）
古今中外的權力官僚體制都必然和必須是（不同程度）封閉體系，都有其共通的本色本質本性——以文功或武力進入權力圈，形成分科格序的「建制」，分工分科又統合，有效順暢運作又「無為而為」，維持內外的秩序、資源及權利分配，回應社會和時代的需要和變局，在各種人與人、人與自然的矛盾和未知中臻於一種均衡、正義及常態（Equilibrium，Justice and Normalcy），令大部分人共尊共遵。
群族、社會、教會、王朝、國族、階級的組成，都在於進入人的生存的未知，以理性探索objectivity，配以主觀（subjectivity）的記憶和想像，建構社會和時代所需的均衡、正義及常態。官僚體制從事的和服膺的原理與原則、目的與標準，香港一般稱之為「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s），以之要求官員「天下為公、大公無私、公事公辦」。
從知識論、本體論和方法論而言，「公共利益」的定義與內涵、原理與原則、目的與標準，最終是「怎樣做、能不能趨近客觀性和客觀規律（objectivity），以及是不是開放問題和探索過程」。
一切文官體制的存在和完成任務，必須在box中自成「生命共同體」，上下各方緊密合作，跟足規章條文、政策及邏輯和程序，排除干優和劣質雜質。也一如一切「生命共同體」，文官體制也會把本身的生存放在第一位，官官相賴，排外斥異；規章條文、政策及邏輯和程序既是工作合理需要，又可公器私用於自保自肥，自我優越神聖，進而異化為貪污枉法瀆職徇私，劫持權力機構，把公產公器變私產私器。
中港之別，是貪污枉法瀆職徇私香港較少，但官僚體制（及專業界）box裏的封閉僵化、自保自肥和惰性，自我精英貴族、傲才忌才，排除異己另類，自覺不自覺也很普遍。
（四）
英人九七談判和九七後的餘熱餘光，必須整個香港政府官僚體制動起來，一改百多年一套，最大程度向社會及時代開放，以民主及民生爭取民意，把政府變成民意ipso facto授權和監督的「服務型」機構。英人撤退前這個部署，阻力除了來自香港親中人士及北京，更來自官僚體制的各層官員。二十多年前九七前後高官常對鏡頭講「你們不知政府怎做，你們不懂、胡亂批評」（現在不（敢）講）。據說不少高官到立法會備詢，給以前成績差得多的大學中學同學「質」得痛不欲生。
由「冇腦」又「無為」而「有腦」、「有靈魂」，是一個中外古今一切官僚（及專業）最害怕和痛恨的「無謂無聊」事。顧汝德要做、能做的其實極有限，「魔僧」其實有點名實不副，但百多年慣性官僚體制和官僚加入百多年沒有的要求，要這、要那，這個不成、那個不同，等於擾亂高速運作的系統，顛覆幾班人的金科玉律、政策及程序，破壞辛苦建立的、大部分人共尊共遵的脆弱均衡、正義及常態。這方面，邵善波和顧汝德是同道中人，可以「同病相憐」。
（五）
評鑑劉兆佳、邵善波和顧汝德的標準，以及判斷中央政策組的價值和功能，決定什麼應做、什麼不應做，以及和其他部門的關係，標準在於他們和中央政策組怎樣做、能不能趨近客觀性和客觀規律（objectivity），以及是不是開放問題和探索過程。
九七前我當了幾年CPU非全職顧問，講的都是香港管治精英和社會大眾百多年只做到「體」與「用」，沒有「魂」，中國是一個「文化魂」的古文明，九七後必然要在香港植入「魂」；香港需加「魂」、植「腦」，否則不但「香港」不必五十年便不保，連基本管治也難有效運作，但由中國官僚政體為香港加「魂」、植「腦」將是（另一種）勞思光講的「歷史的懲」；為香港、為中國，甚至為世界，香港必須從本身百多年融匯中西的基礎為自己加「魂」、植「腦」，我統稱之為「（人文）香港學」。
九七後我又當了幾年CPU非全職顧問，又講這些。有一次蕭硲柱給我半小時專題講解，我列出「落地操作到天外天的『魂』層」之間的十層面，以及政壇經界各人的表現。二十多年來，董建華、鄭維健和鄭汝樺、曾蔭權都大概都不知我講什麼。這可能仍要講一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