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一再重申對港大政方針不變，新任總書記習近平接見到北京述職的行政長官梁振英，在記者拍攝時段特地重申這一點，安撫港人的用意甚為明顯。但是回歸15年，特別是近年以來，港人感受到的對港政策並非「不變」，而是「改變」，所謂改變，由中聯辦介入香港內部事務體現出來。這些年，對港方針政策由當年盡量順應香港實際情，轉變為今日要香港順應中央的要求，這個根本差別，反映即使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大政方針不變，但是具體政策和做法已經改變。而「改變」對香港是好是壞，迄今看不到給香港帶來好處，也看不到怎樣可以把香港帶出困境。
當年順應香港實際 今日滿足中央要求
鄧小平主導的對港方針政策，建基於尊重歷史、尊重現實，包括對香港的制度、價值觀、英國對香港管治的歷史，以至港人恐共、拒共甚至抗共等，都予以尊重。他提出收回主權、保持不變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大政方針，輕易地擊倒英國的主權、治權論調。當時鄧小平在泷多場合都強調保持香港不變，突出兩制，少談一國，他談及與一國、主權有關而使人印象最深刻者，是就駐軍問題，當覑香港記者面前，大罵黃華、耿茘胡說八道。鄧小平突出兩制而拍板的對港方針政策，精神就是順應香港實際情，使香港得以順利收回。
回歸之初，中聯辦一泷人等極度低調，在一些公開場合，記者要求中聯辦人員評論時政，他們都耍手擰頭，絕不開腔，到2003年七‧一大遊行之前，中聯辦不介入香港內部事務；另外，在這個階段，除了外交和國防，《基本法》規定中央在港的其他權力，中央備而不用，也絕少提及，港人充分體認中央恪守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承諾的誠意。從鄧小平的大政方針到回歸初期的政策執行，都順應香港實際情，因此，當時中央在港人心目中的聲望極高，港人對中央政府的認同，甚至超過特區政府。
2003年七‧一大遊行之後，順應香港情逐漸改變，中聯辦開始介入香港內部事務，而且日益明顯。最為人所知者是歷次立法會選舉，中聯辦都幕後操盤，介入特區政府人事安排等。中聯辦這些做法，表面只涉及個別事項，並未見到系統性和制度性介入香港內部事務，不過，按新任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所撰寫《豐富「一國兩制」實踐》的披露，情會不一樣了，在中聯辦介入的基礎上，演進至要香港順應中央的要求。
張曉明的文章，談及中央對港擁有多方面權力，就司法權和終審權方面，未提出具體做法，不過，他說要「完善與基本法實施相關的制度和機制」，其中提到3個「完善和落實好」，涉及行政管理權和立法權。所謂完善好和落實好，簡而言之，就是把中央對港備而不用的權力，用足用夠，使中央或中聯辦介入香港內部事務，有更大操作空間，介入得更深化。例如，要求特首向中央報告重要情、重大事項，若報告對象是中聯辦主任，主任接報之後，應該有指示如何處理吧！然則，這樣的中聯辦主任，與內地的黨委書記指示市長行事，有何不同？若要求特首「朝請示、晚匯報」，究竟誰在實際主政香港啊？
近年，無論所謂更準確落實一國兩制、更好地實施基本法，實質都是加強對港事務的介入，而豐富一國兩制實踐的提法，則進一步突顯中央對香港的要求，要求香港順應，與當年中央對港無欲無求的情有根本性不同。
加強控制將激發反彈 斷錯症落錯藥只會治絲益棼
近年，特區政府的管治確實有困難，但是，若認為加強控制就可以使香港大治，這是斷錯症、落錯藥。目前，立法會使政府難以施政，是事實，不過孰令致之？若全盤歸咎反對派搗亂，只是片面看待香港整體大局。香港情勢演變至此，最根本緣由是殖民地過渡到港人治港，港人的公民意識高漲，公民社會壯大，而畸形的政治體制未能回應公民社會的訴求，形成朝野矛盾重重，內耗不止。中央透過中聯辦介入香港內部事務，香港情勢未見好轉，反而出現治絲益棼局面，最能說明加強控制絕非正途。
目前香港的亂局，主要是對港方針政策偏離了香港問題的本質，而中聯辦的介入，激發反彈，使事態深化和複雜化，形成朝野對抗局面。若中央再加強力度控制，必然與主流社會有牴觸和衝突，反彈勢必更強烈。其實，只要想一想：以目前中央治港的思維和舉措，若發生在回歸之前，香港會順利回歸嗎？所以，我們認為，只有回到寬鬆的政策環境，香港局勢才有可能好轉，中央可做的有3點。一是不插手香港內部事務，就算特區政府「邀請」介入，也應該峻拒；二是信任香港社會、信任港人，重建中央與港人的互信，很多問題自然消失；三是兌現承諾，落實雙普選，讓香港透過民主過程和程序解決自身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