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解會貧窮》（Why
Poverty）紀錄片系列首兩集闡釋了人類貧窮歷史及以一個北非個案說明女性在脫貧路上的角色，今集從知識角度探索貧窮問題。
「知 識改變命運」一詞一度高唱入雲，特別在中國。但知識能否改變命運？命運會否因擁有知識而得到改變？放諸今天中國的情况，或許有人再提這口號時，也不會像過
往般振振有詞。看看陳為軍導演的紀錄片《出路》，你一定會為片中那位高考取得低分，卻為脫貧而將要付出高昂學費上民辦高校的王盼着急；也會在大學生萬超身 上感受到畢業即失業，工作難求的那份無奈；甚或對民辦高校導師王振祥打着教育幌子四出招生誤人子弟而感到不耻。但，這卻是中國的現實。導演把每天在中國各
地重複上演的場面，濃縮在五十分鐘的片子裏，讓人反思知識改變命運，教育是解决貧窮的一條出路的天真想法。
陳為軍好像特別喜歡用三個個案來 說他的故事。在前作《點解要民主——請投我一票》（Why Democracy-Please Vote For Me），他選了武漢一所小學三個三年級生競選班長的過程，一窺一場富中國特色的民主選舉。今次製作《點解要民主——出路》（Why
Poverty-Education！Education！），他同樣選擇武漢作為拍攝場景，主角一樣也是三人：王振祥，湖北省一所民辦高校的導師；萬
超，湖北武漢大學珞珈學院應屆畢業生，專業國際經濟與貿易；王盼，湖北省赤壁市應屆高考生，高考得388分。
「讀書是當今社會最好的出路， 至少在中國，那是肯定的。我們中國有一句古話，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所以我們在座各位應該都有一個共識：讀書不僅能使我們獲得強大的精神世界，更能夠
讓我們擁有一份體面的工作和高品質的生活……」王振祥每次在招生講座上都會說出這番開場白。而招生會的背後，學校各個導師都有任務，男老師負責搞講座，女 老師負責打電話叫學生來聽講話。王說：「我們出去的任務是每場講座平均要叫三個學生去交100元(人民幣，下同)的註冊費，去年是300元。去年我大概講
了五十場講座，當場註冊的學生只有十一人。」
民辦院校淪為商業性質公司
中國有着全世界最龐大的高等教育系 統，2008年各高等院校的入學人數高達二千九百多萬，但只有出色的一群能考進國家資助的大學，其餘的便要付出高昂學費入讀所謂的民辦院校，王振祥現在工
作的弘博教育便是因應國家推行教育產業化和市場要求而設立的一所民辦高校。「教育產業化實行了這麼多年，基本上所有的優勢教育資源都集中在城市裏，農村孩 子沒有良好的教師團隊，考不上重點大學，所以就只能來找我們這類院校。我們對高考分數沒太多要求，最終又會發他們一張文憑，但我們只是一間商業性質的公
司，不是一所學校，嚴格來說它只是一家公司。」王振祥在學校，不，嚴格來說是他在公司正職是平面設計導師，但他最重要的差事卻是開辦招生講座宣傳學校，難 怪他形容自己就好像銷售員一樣，要四出去拉顧客。
「中國三大暴利行業之首，就是招生啦！反正我們招得比較好的那年，招了大概五千人，每人學 費12500元一年，那就是5000萬，不少啊！所以老闆賺死了。但是城市的小孩不上當，他們得到的諮詢比較多，知道招生是怎麼回事；那些農村孩子比較單 純，上大學前他們連電腦是什麼東西都不知道。」王振祥經常要到鄉郊地區辧講座，因為農村有着他最大的客源。
根據王振祥的招生經驗，王盼肯定 是他的目標對象。這位農村中學生寒窗苦讀但在高考中只取得388分。去年中國一共有九百多萬考生報名參加高考，以王盼這個分數，一般大學都不會收她，這一
點她很清楚，所以她為自己的前途感到十分擔憂。「像我們這樣的家庭，如果我現在選擇輟學出去打工的話，想要讓我父母過得好點肯定很難；但是，如果我讀完大 學出來的話，應該會容易一些。」王盼的媽媽是殘障人，歲半的時候被家裏養的豬咬了一下，十隻手指只留下一根，所以現在她只能在地盤當散工賺點零錢。為日後
打算，她把全部寄望都放到女兒身上。王盼高考成績欠佳，王媽媽氣在心裏卻不敢發作，怕刺激了女兒，反要倒過來安慰她好好繼續升學。做母親的一直認為，沒特 別技能和文憑的話，女兒要找一份好工作將很艱難。
大學失業生屬第四弱勢社群
中國仍有不少人相信一紙大學文憑是 脫貧的出路。大學應屆畢業生萬超過去對這看法也深信不疑，直至經過這幾個月來的應聘、面試、試工、再應聘、面試，還是找不到一份長工的慘痛經驗後，他的信
心才開始動搖。他口袋的錢已經剩下不多，又不好意思再跟家裏要，所以他實在很焦急要找份工作安定下來，否則就很難在武漢再待下去。
「現在房 租一個月要500元，每天午飯3.5元乘以二十五天，電話費按130元算。每月最基本的生活費就要937.5元，這還不包括其他費用支出，比方說日常用 品。一個月的工資就這樣構成的，就沒了。」萬超是典型的「蟻族」，這是近年冒起的一個新詞，指的是畢業後無法找到工作，或是工作收入很低而聚居在城市的一
群大學生。在社會上他們被視為是三大弱勢社群，繼農民、農民工、下崗職工之後的第四大弱勢社群。
萬超每天仍然忙碌參加面試，自我介紹，自我 期許。好不容易終於找到一份銷售工作，但是一星期的考核期未過，他便因為不熟識試算表的運作而被裁走。之後，他再找到另一份排單員兼要負責送貨的差事，怎
料上班的第一天便因為塞車而遲到，被主管訓斥了一番；但更恐怖的是，中飯的時候同事告訴他，他們新來的十多人當中，老闆說只會留下二人。「今天老闆說公司 不是慈善機構，我們這十幾人當中，只會留下兩個人，我問的時候，她沒給明確的數字，說底薪是不定的，說了這麼一句敷衍的話。我覺得工資至少要1500吧， 不然的話連生活都保障不了，如果生活都得不到保障，那麼工作也沒有什麼意義了。現在我對自己的預期工資是1800，我對工作沒有什麼定義，只要能掙到錢就 行了。真的，現在租房子都成問題，結婚、買房只能是一種奢望。我感覺這個社會已經完全失去了那種中國共產黨建國初期的宗旨，現在這個社會讓人看不到希望，
有權利的人一直壓榨沒權利的人。」
聽着同事的嘮叨，萬超心裏十分認同，當初他都沒想過，憑着手上的一紙文憑，根本找不到什麼出路。他說： 「想到這個事情就很煩啦！為工作，為生活。工作上沒我想像中那麼簡單，之前以為自己100%能拿下來連過度期都不需要。再加上剛開始工作，本來就沒什麼錢
嘛！但是又總覺得錢一下子就沒了。不說想做什麼，連想吃個飯都不敢吃，可能生活就是這樣子，一點辦法都沒有。」
自1999年中國推行教育產 業化政策後，高等教育開始變成了商品。每年高考，成績最好的學生可以進入國家的重點大學，其餘的就要支付高昂學費入讀民辦高校。萬超就讀的武漢大學珞珈學
院是依托武漢大學成立的一所獨立院校，也是教育產業化下出現的產品。過去十年，中國的民辦大學數目增加了三十倍，畢業生的人數也數以十倍計地上升，結果， 造成每年超過二百萬大學畢業生就業困難的困局。
「畢業生最低工資標準是1200元，他們不吃不喝，學費也得四五年才能賺回來。你說我一個教 平面設計的老師，也要像傳銷一樣，跑到每條村子裏去招生，那我的學生出來又能做什麼呢？」王振祥口雖然這麼說，但是每次在招生會上他還是鼓如簧之舌希望打
動學生的家長把子女送到他的學校。經驗告訴他：「開場三分鐘先要講個故事，講這個故事的目的就是為了讓家長在十分鐘之內把眼淚流出來，那就成功了。只要把 家長拐騙到手，學生就不用談了。」
農村孩子上大學靠親友賒借
王盼最終獲一間名不經傳的理工學院取錄，她母親知道後表現得比她還雀躍，而且決定擺十桌酒席慶祝一番，趁這機會也好問鄰居親友給他們送點學費錢。
「學 費是多少？」王盼的公公問。王盼的媽媽說：「加起來要2萬多元一年，三年就是6萬多。」「那真是不得了啊，管他呢！反正好歹是個大學。即使不請客，親戚還 是會送禮，考得好壞都一樣，考得好的話也就是心裏開心一點，風光一點。你拿去給王盼吧！」婆婆硬把一團鈔票塞在王盼媽媽手裏。農村人送子女上學，全靠親戚
朋友幫忙，有錢的送錢，沒錢的就先借。
近年「看病難、房價高、求學貴」已經成了壓在老百姓頭上的三座大山。高等教育改革向產業化發展，已導 致大學學費上漲到一般家庭承受不了的程度，所以有「考得起讀不起」的說法。目前大學四年學費，相當於一個貧困户六十年的收入。很多家長為讓子女升讀大學而
要四出借貸，有的甚至因為負擔不起學費覺得對不起子女而自殺。
「不讀書是等着窮，上大學是立刻窮」，這句話深刻總結了中國目前在教育資源不 足、分配不公的情况下出現的社會困局，此片的導演陳為軍對這困局感到消極，他說：「從隋朝推行科舉開始，中國人一般都相信知識可以改變命運，大部分人都認
同孔子所講的『學而優則仕』。但是自推行教育產業化之後，很多低下階層的人已被剝奪了這機會，社會流動已流動不起，所以令到很多人沒法改善生活。如果一個 社會沒有流動機會，人民就沒有希望，這個社會也沒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