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在暴風雨中疾馳，後來才知道，這一天被稱為「7‧21雨災」，北京罹難了很多市民。我在路上困在積水和擁堵中9個小時。而我們選擇這樣的惡劣天氣，恰是為了一場奇襲。迷離的視線中我們經過了天安門廣場和新華門、中央軍委大樓，通過這條代表權力核心的大街，我們的目的地卻是一座監獄，它就在這些權貴駐地的後面——玉淵潭南路9號院17號樓4單元501室。那裏有一個女囚徒——劉霞。
手握着方向盤，一路向西。回想起在出獄前的幾個月，北京國保總隊的處長不斷來監獄探問我出監後的想法，那時我就告訴他們三件事我必做：我一定會去東師古村探望陳光誠，一定會查找高智晟律師的下落，一定去看望劉曉波的妻子劉霞。出獄後的第六周2011年8月9日，我第一次來到那裏，進入了劉霞家的單元樓道，在按門鈴的瞬間被保安攔住。隨後幾個人圍住我要求我到小區門口登記，待我返回門口做登記，他們已經先用對講機告訴大門口攔截我再進入。我堅持要他們「給說法」，並要求警察來解決問題。最後相持之下他們不得不叫來了兩輛警車，其中有態度惡劣的國保便衣，我被帶往附近的羊坊店派出所。國保們當然沒有任何法律依據與合理理由，但是只是跟我強調上峰不允許接觸劉霞。這一次我至少確信劉霞仍然住在這裏，而且她家的樓下沒有警察只有保安。是啊，對付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弱女子，門鎖加保安就可以達到目的了。
囚禁着公民權利，囚禁着言論自由
劉曉波和劉霞的家在中央軍委大樓的正後方，軍隊代表中共的最強力國家機器。而正北相距不過百米之處，卻是國家級囚犯劉曉波的住所，他的妻子劉霞取而代之「享受」着政治犯的待遇，她的家就是她的單人牢房。如同山東當局給陳光誠一家單獨搭建的黑監獄一樣，與其說是囚禁着自由公民陳光誠和劉霞，不如說是囚禁着公民權利，囚禁着言論自由。
到達劉霞家小區外，我和朋友借來的「女友」共打着一把傘走到劉霞家樓下，狂風大作暴雨傾盆，一把寬大的雨傘也無濟於事，我們倆的身上都淋濕了。當走過單元門口，遮住半邊的布簾後面一個看守坐在鐵門邊的脇上，而小區後門崗樓處一雙警惕的眼睛盯着雨中走來的我們，那個看守的樣貌很像去年我遭遇的那個保安隊長。我們明白了，這樣的惡劣的天氣下看守們反而更沒鬆懈，戒備依然。大雨的聲音淹沒的一切，我走向劉霞家主臥的樓下，舉起相機記錄下那暴雨中靜謐的燈光。此刻，你在幹什麼呢，劉霞？讀書、思索、回憶、傷感……也許你是因為疾患而臥脇休息。
傻瓜，胡佳，傻瓜，胡佳……
今年8月底的一個晚上，劉霞家的臥室燈亮着，我用特殊的方式呼喚她，她警覺敏感地閃到主臥室的窗前。劉霞的身影依然還是那樣消瘦，戴着眼鏡，剃着光頭，與我○六年第一次見到她時一樣。主臥的吊燈光芒很亮，逆光下她像一幅窗前剪影。我在樓下昏暗的路燈邊，不時地向她揮手，或者用手機按出一亮一滅的信號。我在獄中時，金燕和謙慈寶寶被國保長期軟禁，很多朋友就曾用過在樓前小區外舞動閃亮手機的方法安慰和鼓勵金燕。為了讓劉霞更清楚我的意思，我還偽裝成來呼喚她前樓鄰居的來訪者，為了不驚動樓後的看守，我用中等的音量呼喊「傻瓜，胡佳，傻瓜，胡佳……」傻瓜是劉霞家裏的暱稱，而叫出我自己的名字是告訴她站在她面前的就是我。親愛的劉霞，希望你真的已經知曉，我來了。是的，我來了，我看見了，就差第三步——「你自由了」。
她站在那裏安靜地看着我，一會兒掏出煙，在窗口吸起來，煙頭時亮時暗，我們無法做更多的雙向言語交流，我只是看着她，她看着我，我不時會動手臂或帽子。也許她都未必聽清我的呼喚或看清樓下的是我，但她肯定明白，朋友來看她了，朋友關注着她和曉波。
我用借來的數碼攝像機遠遠地拍攝到她的「剪影」圖片和吸煙的過程，後來提供給無國界記者的朋友們用於對曉波和劉霞自由的呼籲。
那是最後一次看到劉霞，本計劃十八大之前的9月、10月繼續探訪，但從9月18日起我就因為中共十八大而被嚴密軟禁、流放安徽。11月下旬回到北京不久又因為陳光誠的侄子陳克貴開庭和組織愛滋病患向民政部請願遊行而遭到軟禁。直到12月6日看到美聯社意外拍攝到採訪畫面。這種面對面的近距離視頻，讓剪影中的劉霞更加清晰了，劉霞像個被壞蛋欺負的小女孩一樣無助、無奈、驚恐、委屈、渴望自由與安全，但同時又有一份堅持和擔當。
劉霞發聲我被軟禁，荒誕嗎？
畫面中劉霞緩慢而激動地說：「我們就是生活在這麼荒唐的地方，荒唐到我覺得我是個有充分心理準備的人，但是我真的沒想到，他得了獎，我不能出門。這真是太荒謬了，我估計卡夫卡也寫不出這樣荒誕的事。」誰製造了這份荒唐，共產黨們，對，但更根本的是這個本身運轉就是在犯罪的體制，一個專制的政治制度。隨着劉霞的影像公之於眾，當局立即再次對我實施非法拘禁，可能要持續到12月10日人權日和諾獎頒獎之後。劉霞發聲我被軟禁，荒誕嗎。對正常人而言感到荒誕的事情，在國家機器的維穩邏輯中卻被癲狂地當作確證的理由。莫言先生的魔幻現實主義怎麼不見描述如此魔幻的現實呢。
2010年10月9日，我在監獄內訂閱的《新京報》上看到曉波獲獎的消息，那一年他和我在諾貝爾獎上的呼聲都很高。從個人的角度上講，沒能獲得諾獎總有些遺憾，但從公民的角度上講，我很振奮諾貝爾委員會終於將象徵和平和與人道的最高獎給了中國的反抗者。這承認了我們站在人類爭取自由的前沿。我妻子金燕說：「我們分享了他的榮耀」。當出獄後我獲知劉霞的狀，我更清楚如果那年是我獲得諾獎，那麼曾金燕就會是劉霞當下的處境。我們有着最直接最真切的感同身受。莫說我們和劉曉波夫婦是朋友，即便我們彼此不認識，我們也必須對這個家庭守望相助。
作為一個從小監獄回到社會化大監獄中的中國政治犯，我想告訴每個人﹕
第一，政治犯的家屬也是政治犯。
第二，政治犯都希望被持續地關注，即使未能提前獲得自由，但這至少可以改善獄中的待遇。
第三，當局圈禁政治犯的家屬，就是為了封鎖政治犯的言論和情繼續受到社會的關注。因為這種焦點給中共的政法維穩系統、意識形態控制系統和外交系統很大壓力。
第四，國際社會的呼籲、國際媒體的監督必不可少，但最重要的是中國公民自主的壓力行動。這首先告訴中國的共產黨專制者，我們不畏赤色恐怖；其次這會創造很多的證人，大家通過微博和推特形成國內的群體性關切；其三，公民的行動會引發更多的更公民參與行動。此種模式在對陳光誠的呼籲中已經發生過。
第五，當對政治犯家屬的探訪取得意外收穫時，要集中力量繼續進行「飽和攻擊」，徹底打破給政治犯家屬的黑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