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後在香港執政的人還是搞資本主義制度，但他們不做損害祖國利益的事，也不做損害香港同胞利益的事。所以不能籠統地反對參與，也不能籠統地反對干預。港人治港不會變。由香港人推選出來管理香港的人，由中央政府委任，而不是由北京派出。選擇這種人，左翼的當然要有，盡量少些，也要有點右的人，最好多選些中間的人。這樣，各方面的人的心情會舒暢一些。處理這些問題，中央政府從大處着眼，不會拘泥於小節。」
以上是鄧小平在1984年10月3日會見港澳同胞國慶觀禮團時談話的主要部分，收錄於199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74頁。
重溫鄧小平講話 助了解港困局形成
重溫上述鄧小平的講話，對於我們了解今天香港政治困局怎樣形成，有莫大裨益。
最近中央舉行十八大，前總書記胡錦濤發表的政治報告對香港政策有些新提法。其後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發表題為「豐富一國兩制實踐」的文章，被視為詳細闡釋政治報告內的觀點。本港的資深中國問題分析家程翔上星期五在本報依據政治報告和張文分析中共十八大所預示對港政策的轉變，畫龍點睛，必須一讀。
總的來說，現時中央認為香港的問題源於有人搞破壞，外有敵對勢力干預，內有反動分子配合。過往中央對港太寬鬆，應加強運用《基本法》內備而未用的權力。香港內部的錯誤行為與言論，應予遏制。
如果掌握上述的中央態度，就不難明白一些本地親北京勢力的言論﹕「倒梁」運動是既得利益集團、港英餘孽、泛民主派的結盟；回歸以來由於民主派掌握了話語權而使香港人對「一國兩制」有所誤解；港獨勢力正在萌芽；本地法官不尊重人大、不懂中國法律法制等等。
總而言之，香港當前的政治困局都是由於反動勢力搞破壞，千錯萬錯不會錯在中央。如果中央真的有錯，就是過往太寬鬆，沒有適時運用權力。
香港今天政治困局的形成，究竟中央政策有沒有偏差？只要細心對比一下前文引述鄧小平的講話與香港的現，答案不難找到。
鄧小平認為管理香港的人，最好多選一些中間的人，左的當然要有，但要盡量少，也要有點右的人。
左中右這些詞彙，用中共的框架套用到香港，可以說那些與北京關係密切、能夠忠實執行政策的應該算是左。如果撇除外來勢力，也許最大的右的力量應該是民主派。中間力量有很多，但比較重要的應該是公務員、商界、專業精英。
如果說既得利益集團（商界）、港英餘孽（公務員、專業精英）與民主派結合，即是說梁振英政府主要只代表左的勢力，不是大大偏離了鄧小平當年的意願嗎？
如果中央在香港恢復行使主權，是靠動用中央的至高無上權力，又何須「一國兩制」，也不必要由港人自己組成本地政府。
進一步分析鄧小平的談話，他不單不認為中央要使用其至高無上的權力，甚至是特區政府內亦不必以能忠實執行中央政策的人為主體。這些人要有，但盡量少些。要有是提供一個聯繫，讓有關人士在政府內通過說理的方法爭取中間力量，而不是借重他們以中央的無上權威，壓服其他人追隨其立場和意見。
鄧小平就香港執政班子中左中右勢力分佈的見解，不可能寫進基本法，但是深刻而精闢，因為他知道這樣的一個政治平衡才最有利於落實「一國兩制」的方針政策，避免港人治港逐漸走樣。
特區班子 左的勢力愈來愈大
1997回歸後，鄧小平當年的設想未有被落實。特區執政班子中，基本上右的勢力完全沒有。回歸初期，中間的勢力確實多一點，但左的卻在不斷增長。
左的勢力的增長在今年特首選舉中邁向新高峰。梁振英多次否認是共產黨員，但一般都相信他會忠實執行中央的政策，屬於左的一翼。特首選舉委員會內本來中間的佔較微多數，左的接近半數，右的只有少於20%的勢力。但中央恐怕單靠左的選委不足令梁振英當選，於是強力操盤，逼令中間勢力支持梁。結果中間勢力亦只有少數棄唐投梁。梁振英最後以不足六成選委票數當選。
這場選舉對原來已是困難的香港政局添煩添亂。鄧小平當年說﹕「這樣，各方面人的心情舒暢一些。」現在正因為不是「這樣」，各方面人的心情都不舒暢。
鄧小平也說﹕「處理這些問題，中央政府從大處着眼，不會拘泥於小節。」但現在香港左的力量寸土必爭，每一個小節都不退讓。現在中央不單要管特首，連司局長也要管，這樣處理也偏離了當年鄧小平的意願。
最近新任中共總書記習近平訪問深圳，重申必須堅持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路線。除改革開放外，用「一國兩制」構想收回香港和澳門的主權，也是鄧小平對中國的一大貢獻，也許習近平也應該檢視一下香港回歸15年來中央對港政策的偏差之處，重申鄧小平當年的設想，這才是解決香港政治困局的基礎。
盧子健 公共事務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