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27日星期四

陳學然:香港,留不下思想家和哲學家




十月份《明報》月刊訪問了當代新儒家代表杜維明教授,談及香港的文化、政治發展前景,不乏真知灼見。他認為以商業為導向的香港,不缺商業精英與科技才俊,但少了「思想家和哲學家」;香港民間文化內容雖然豐富,但精英文化中缺乏追求理想人格而擇善固執的精神,也沒有以天下為己任的大氣和文化主體性。不過,杜教授整體上對香港的前景還是很樂觀的,指出這裏有深厚的中國傳統資源、國學底蘊深厚的大學、連續不斷的百年歷史記憶以至高生活水準,並說這些可以為台灣、澳門、新加坡和大陸提供參照。

杜教授提到的一些問題值得深思,譬如說有文化主體性和能以天下為己任的公共知識分子委實太少,與這個被譽為既有文化傳統,又有國學底蘊深厚大學的國際都會不甚匹配。這反映了不少主導香港發展的知識精英,專業知識豐富而文化素質薄弱,國際視野有餘而在地感不足,對香港文化了解不深,也缺少關懷國是的才情與氣魄。民眾中一些強調香港本位的有識之士,雖有其社會關懷和責任感,但熱情有餘而理性思辨不夠,歷史文化積澱不厚而言行又過於排他。

上層社會人士既乏思想家、哲學家的才識情志,精英文化又不成氣候,本土運動也囿於小我世界各行其是,縱或有擇善固執以推動文化理想者,往往因為未能融入香港的流動軌跡而在理想與現實間掙扎徘徊。外人對香港屢有文化沙漠之感,根本原因也許就在於此;香港目前種種焦躁妄動、擾攘不安的社會情緒不能排解,恐怕與此不無關係。香港的亂象,似乎還會持續一段時間,情勢發展恐怕未容樂觀。

香港太小了,也太國際化了吧?在本人的學術交流經驗裏,國外學者認為香港沒有自己的學術標準,國內學者則笑言香港沒有學術界。香港培養不出個性精彩的公共知識分子,在他們看來,一點也不奇怪。其實,百年殖民情景和太過商業化,從過去到現在也留不下思想家和哲學家──儘管這裏有完善的法制、自由的空間和高薪厚職。

事實上,大家敬仰的錢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乃至最近辭世的勞思光諸先生,香港最後也沒有使他們留下來。唐先生晚年明言:「香港乃英人殖民之地,既非吾土,亦非吾民。吾與友生,皆神明華胄,夢魂雖在我神州,而肉軀竟不幸亦不得不求托庇於此。」又說:「我們當時只是流亡在此。當時我們所注意關心的,亦非香港,只是中國當時的時代情勢。」

唐先生等人雖然長時間在港生活,但他們最後都拒絕以香港為安息之地,或選擇移厝台灣,或歸葬靈骨於大陸。唐、牟、徐三氏只把香港權作暫居之地,待國內局勢稍靖,即動身北返以實現文化救國理想。不過,就在他們一邊等的每一天,還是一邊動手動腳興學施教、組會辦刊、述作不倦,言行身教直接影響一代香港人──無心插柳而柳成蔭。他們如今也成為香港的文化思想資源和歷史回憶。

在香港目前擾攘不安的社會狀態裏,我們更加懷念這些有理想有才情有文化氣魄的思想家和哲學家,也期待有抱負有擔當的公共知識分子出現,在香港建立起學術文化氛圍和開創理性的公共空間。

香港城市大學中文、翻譯及語言學系助理教授,《文學論衡》編輯。研究領域:中國學術史、現代新儒學。近年於《臺大中文學報》、《國學研究》、《中華文史論叢》等學術期刊發表以「章太炎與五四」為中心的研究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