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副總理李克強先生訪問香港大學，香港警方保安過度，內部有指示，稱保安的程度一定不可以令李克強「難堪」。
這句話被監警會主席翟紹唐駁斥，指為多餘。
翟主席是律師，提出這句話有問題，很有見地。問題在哪裏？在於警方無法揣摩李克強副總理在什麼時候才覺得難堪。
十八大之後，習近平出任總書記，李克強當了總理，所謂「習李體制」，習總一上台，就提出「領導人各地訪察，不要搞排場，不要鳴炮，不要擾民」。人家習總來廣東，簡單而低調，果然沒有大排場，大陸傳媒，一致歌頌。
這就是說，新人事新作風，人家習李出巡要親民，要貼近中國老百姓講悄悄心裏話。你警方的保安簡約一些，他李總理絕對不會覺得難堪，你用槍林炮山，團團圍困，把人家像押解欽犯一樣牢牢控制住，呼三喝四開道，一向開明務實的李克強先生，才會覺得難堪。
監警會主席受過英式法理邏輯的訓練，他提醒警方：不可令李總「難堪」，不成為行政的指引。難堪不難堪，是很微妙的情緒，沒有客觀的表現。
即使李克強當場感到難堪了，他可以馬上臉色一黑，收起笑容，像化學實驗裏用硝酸鹽測試的揮發氣體，石蕊試紙的變色，即刻在表情上顯示出來。
但也可以不變臉，但在走進港大禮堂之後，向港大校長臉上就抽一巴掌，但這種反應，多半發生在北洋時代的軍閥大帥身上，像張宗昌、韓復榘之類。李副總理是胡耀邦時代的北大學生，兼通英語，因此多半不會。
又或者天威難測，當面半點反應沒有，笑嘻嘻的，一年之後才要警務處長提早腳痛下台，這許多種可能，你警方怎樣揣摩呢？
中國帝皇學是一門專科，香港人的火候遠遠未夠，尤以解讀主人的臉色為甚。像李總理有點像奧巴馬，本來一張臉就黝黑，他高不高興，難不難堪，加上人家的城府智慧，你警務處長能鑑辨得出來？我不信。
陶傑: 口才與口術
梁特繼續在立法會戲玩「語言幻術」，左一句聲稱「在記憶中沒有說過」，右一句「在我的意識中沒有做過」，如此將詞彙語法戲玩成癖，在香港十五年特首史上堪稱空前。
可憐大半年前，香港許多基層市民、師奶、知識分子，以為這就是「口才」，紛紛生傾慕之心，現在如夢初醒，發覺上當。
語言幻術與口才，完全是兩回事，只怪香港的教育制度輕視文科，所謂口才，除了七十年代初「花王俱樂部」胡章釗開辦過「口才訓練班」，完全沒有這方面的全民修養。
口才好，條件是除了機鋒爍智，口才的功能是動人，而不是惑眾。最近美國駐利比亞班加西大使史提芬斯在內戰炮火中英勇殉職，國務卿希拉莉致悼辭：「他冒生命之險以制止暴君，又捐獻生命，以謀利比亞之幸福。這個世界需要更多的史提芬斯。（ He risked his life to stop
a tyrant, then gave his life trying to help build a better Lybia. The world
needs more Chris Stevenses.）」
這就是口才，雖然比起許多先賢如邱吉爾，現代美國領袖的口才不免遜色：希拉莉用了兩次 life這個字，重複是為了強調節奏中有濃厚的悲劇哀思。
Tyrant這個字力度千鈞，這才襯托出一位國士的情操。 Build a better Lybia，有三個 B字的子音，是英國文學中常見的「頭韻」。淺短的一句，似信手拈來，別有心思，這就是口才。
香港人不是沒見識過口才。末代港督彭定康，與香港人同行五年，在立法局中妙語如珠，其臨別的最後演說，引用傑克倫敦名句「寧化飛灰，不作浮塵」，不就是口才文采的範例？十五年後，香港人到底有什麼毛病？是欣賞力倒退，還是智商回塘，還是新移民由大陸不斷湧入，改變了香港人的成分，令他們對「口才」和「口偽」無法分辨？
口才是很難訓練的。七分天生，三分後天培養。首先是腦筋轉數快，其次是文化根基深厚，尤以文學、戲劇、詩歌的知識，要博雅一些。「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偷」，一語道破口才的秘密，所以從前說：「不讀詩，無以言」。香港的教育鄙輕文學，尤鄙棄詩歌，「港人治港」十五年，哪有什麼口才佳妙之人？半個也沒有。
當然七百萬人口，口才出眾的，在民間一定有。中學時代，有一年我的班級裡有一個頑皮的同學，讀書不行，但天生一張快嘴。有一天，代數教師布置功課，因數量繁重，引起教室一陣鼓噪。教師不悅說：「嘈乜嘢呢？已經唔算多了。」語音未落，這位同學忽然插嘴：「係唔算多，不過亦都唔算少了。」爆出一陣哄笑。其時他年方十四五歲，此等背景，對答速度和程度，堪稱口才優尖之士。只是這位同學，後來境況有點坎坷，過早地離開學校，投入社會。幾十年後，我見到他，已經不復當日稜角，變得沉默寡言。生來有口才，要有自由開放和相對順暢的環境。
香港人大半年前，尤其所謂知識分子和專業人士，紛紛以「 CY口才好」、「梁振英講嘢有 point」的中國式驚喜，向梁先生灌送高民望。在梁營嚇唬中共「唐英年僭建並有可能干犯刑事罪」之下，陰差陽錯把這位山東漢送入特首府。梁先生有野心想做特首，本身沒有錯。但根據「彼得定律」，前呼後擁把一個志大才疏的人，送到他力所不能及的權力高度，呼擁有人包括許多太監奴才，就鑄成歷史的大錯了。
這不就是佛家所說的共業嗎？香港十五年來的語文，在政治的侵蝕下，早已「一體化」：打造經濟平台、政府一籃子計劃、曾蔭權領導班子之類的大陸詞彙充斥傳媒和政府文章。在這樣的語境，怎會有孤芳獨秀的口才之士？正如在太和殿前黑壓壓地下跪的一眾早班太監裡，又怎能找得到站得筆直、生殖器完整的男人？
五、六十年代的粵語片，常常把西歐流行曲另填幽默的廣東詞，像「飛哥跌落坑渠，飛女睇見流淚」，還有把電影《桂河橋》的口哨調子填入粗俗的歌詞：「細路，你嗰度生花柳，細路。」令人捧腹。可以想見，這時的香港有許多像陳夢吉、何淡如之類的嶺南蠱惑書生與急才秀士。他們在大三元和得雲茶樓的交談一定充滿娛樂性。只是這樣的好日子，隨同中國文化的淪亡，早已一去不復返，今日的香港是一座語言廢墟，種瓜得瓜，又怪得了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