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國家主席胡錦濤在十八大報告提出防範和遏制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務，而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日前亦撰文，強調「一些外部勢力仍不時對港澳內部事務說 三道四，通過多種方式培養和扶植港澳反對派力量，甚至深度介入港澳當地選舉事務，為反對派各派參選進行協調等」，明顯反外部勢力干預已成為中央對港政策的
主軸。
中國全面應對「新冷戰」
不過，就在港人認為中央又再無中生有，一切只為二十三條立法鋪路的時候。美國國 會美中經濟與安全審議委員會卻發表報告，質疑中國對香港事務干預日益嚴重，「一國兩制」政治方針有名無實，並重提應制訂《美國─香港政策法》，建議國會應
重新授權國務卿提出香港周年報告。由此可見，中央就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務一事上，並非全然是無的放矢，應該已一定程度掌握外國勢力介入香港事務的證據。
正 如全國政協委員、中央政策組前首席顧問劉兆佳認為，中央的憂慮與美國高調重返亞洲，數年來與東亞、澳洲及印度形成「半月形包圍圈」有關；然而，上述這些國
際因素，是發生已久的事件，屬中美關係裏面的一些表象，而實際上，中美關係現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大變局，形勢的嚴峻令中央產生了強烈的危機感，使它不得不在 短時間內為對港政策定調。
可能我們在報章傳媒上經常聽到中美「新冷戰」的來臨，令我們也習以為常，以致在它真正來臨時，反而沒有認真去對待 這事實。其實早在去年6月，習近平會見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時，首次提出「管控分歧」概念。其後在12月，習近平會見美國前財長保爾森也曾提及，說中方願與 美方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妥善處理敏感問題，有效「管控分歧」。
習近平提出要「管控分歧」，和中方過去提出的要「妥善處理分歧」甚至「彌合分歧」，明顯有所不同，顯示出中方已經意識到中美分歧的長期存在已成常態，故此已再不是談「彌合分歧」或者「戰略互信」這些客套話的時候。
而所謂「管控分歧」已表明中方認為中美雙方對它們之間的分歧，有必要採取積極主動地管理和控制，以降低嚴重衝突的危險，這說明中美「新冷戰」已無可避免，而中方已做好了相關的思想準備及調整。
奧巴馬聚焦亞洲區
去 年12月，胡錦濤在會晤中國海軍官員時，以中央軍委主席身份要求海軍應當「加快推進海軍轉型建設，拓展深化軍事鬥爭準備，扎實推進海軍現代化，為捍衞國家
安全、維護世界和平，作出新的更大貢獻」。這番講話反映出北京已不再打算認真回應美國及其亞洲盟國，對中國海軍擴張及缺乏軍事透明度的指控，反而敦促海軍 進一步推進現代化建設和積極備戰──這就是北京判斷美國重返亞洲後的局勢所得出的結論。
對於美國歷史上首次把其大戰略的重心移往亞洲，以及奧巴馬政府決定不再盲目追求全球的主導地位，及將重點放在經濟和外交方面，卻反而大舉增兵亞太，多管齊下針對中國的舉動，已不由得北京再花時間在次要問題上，必須開始認真應對這重大威脅。
此 外，奧巴馬在成功連任後，即使中東問題令美國分身乏術，但他卻馬不停蹄地出訪東南亞各國，這是向中國和亞洲各國所傳達的一個強烈信號，說明在奧巴馬的第二
個任期內，將重點聚焦亞洲地區。奧巴馬的緬甸之行更是歷史性訪問，美國拉攏緬甸除了有濃厚的地緣政治意味，對阻擋中國向印度洋方向的擴張及圍堵中國具有重 大意義之外，奧巴馬大力鼓勵緬甸加強改革開放，亦明顯帶有加快亞洲的民主化進程，進而影響中國國內政治氣候的含意。
由此可見，美國為了對中 國發動民主攻勢，連緬甸和整個亞洲的民主化浪潮也用上了，試問又怎會放過經由香港影響內地這條捷徑，以收四両撥千斤之效？無論是如劉兆佳所指，中央擔心外
國勢力藉香港作橋樑，跟內地作聯繫，抑或是香港反對中央的聲音蔓延到內地，對美國來說也絕對是本小利大的買賣，即使失敗了對它也不痛不癢。而向來對國家認 識不深，以及長期處於「去外交化」環境的港人，對美國的攻勢又有何等免疫力呢？
港或成美大戰略一環
亦有分析指 出，中國的第五代領導人可能比之前江澤民和胡錦濤兩代領導人，意外地在處事上更為「成熟」，這分析或觀察很大程度是基於江澤民和胡錦濤等兩代領導人有幸得
以於文革前完成教育，以及他們的仕途都比較一帆風順。相反，習近平、李克強這一代領導人則經歷了最多起跌，他們的教育被文革中斷，並且大多有過「知青」經 歷。
故此，外界相信第五代領導人應該是意志堅定、實事求是、做事靈活和有愛國心，他們清楚中國的復興得來不易，因而他們亦具有強烈的使命感 和憂患意識。試問他們又豈會讓香港的反對聲音阻礙他們的執政決心和復興大業？再者，香港對國內政治影響是一個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問題，令中央不敢冒險，因而
不得不採取強硬措施。
儘管我們港人大多對中國崛起具有一定的信心，亦不時在媒體上聽到一些西方對中國的讚美之詞，但實際上不少西方人表面上 對中國不聞不問，心裏卻認定中國崛起只是曇花一現、一場虛火，這種心態應該亦某程度反映在西方人對港人的看法上，可是港人對此卻渾然不知，不知道中國已再
經不起另一次衰落。
雖然不是說一切也須讓路給民族大義，但既然中美「新冷戰」將會是一場持久的總體戰，覆巢之下，豈有完卵，港人自己怎樣也應該避免香港淪為雙方角力的「戰場」。
作者為新力量網絡研究員
林行止：軍事示威美商得利 經濟將靠圓低增長
一、這幾天來事態的發展，包括中國新護照地圖、海南公安邊防局要截查非法進入中國海域的外國船舶，在在引起鄰國的抗議，顯示亞洲局勢愈趨緊張。這些發展與中共領導層換班是否有關，由於新政策尚未出台，不得而知；而美國於此時插上一手，則肯定和日本政爭白熱化有關。
日本於十六日大選，各政黨的政綱已陸續公布，在外交政策尤其是處理尖閣諸島主權爭紛上，大體而言，第二大黨在野的自民黨態度強橫，並無妥協餘地；在朝的民主
黨，於堅持主權屬日立場未變之外，尚留有與中國「和平解決」的空間。非常明顯，這些主張令日本選民躊躇莫決。從多項民調看，目前「仇華」的日本民意佔絕大 多數，自民黨似穩操勝券；但自民黨勝出，中日關係進一步惡化，日本經濟將因日本企業在華業務受挫令衰退惡化，而萬一與中國爆發軍事衝突，不暇自顧的美國會
否選擇做「和事佬」，從中漁利而不直接介入？有此隱憂十分正常，以美國不會為了日本而犧牲其當前有迫切需要的中國市場，在日本人中似有共識。
日本人心莫知所從，加上日本巨賈為免在華經濟利益受損，指責政客不應挑起釣魚島風波，這等於說尖閣諸島若風平浪靜，日本經濟便有望復甦。這種說法引起在慘澹經濟環境下捱了二十年苦日子的日本人的共鳴，不難理解。
便 在此敏感時刻，美國參議院同意維珍尼亞州議員韋伯突然提出在二○一三年國際授權法案中加進明確說明「日美安保條款」適用於尖閣諸島的「附加條文」，強調根
據「條款」第五項條文：「美國對日本安全負有責任，美國在日本遭受武力攻擊時會採取行動介入衝突。」它同時重申「美國在中日的釣魚島爭議上沒有立場」。
事 實上，不管有沒有「附加條文」，從對日本政府購島行動（從私人擁有變為國家擁有）不置一詞上看，美國以軍事恫嚇中國不可以武力收復釣魚島的用心，彰彰明
甚。美國參院高調介入有什麼後果，即中國會採取什麼手法反擊？筆者相信還是以「言文」為主！近日中國多次展示軍力尤其是海軍力量，主要目的在為內地人民壯 膽而不是對老美示威，以這類「先進艦隻」，無論如何不會對美國構成威脅。除了可以增強內地人民的「愛國情緒」，中國「軍事崛起」的最大得益者是美國軍火
商，因為亞洲「諸小」有見及此，必會增撥預算購買更多軍火—主要當然是從美國購入，惟美國有「海外行賄法案」（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一九七七年由卡達總統簽署生效）的規範，聯邦政府嚴禁企業對外國政府官員進行任何形式利益輸送以換取訂單，令一些這方面比較寬鬆有諸多漏洞的軍火
輸出國家有生意可做（向法國購軍艦，台灣曾鬧醜聞，馬來西亞的官司尚未完結）……。這種情況，意味中國「軍事崛起」，美國及其他軍火輸出國都有進賬，而向 非美國家購買軍火，經手官員很少不趁機發財，從此角度看，中國擴充軍備是「皆大歡喜」的事！
美國參院對釣魚島問題表態，最大的政治受惠者為 日本自民黨。該黨對中國的強硬態度，必然失歡於在華的日本企業家，連帶部分日人亦不以為然而不投其一票；如今參院「擺明車馬」、與中國對着幹，等於成為自
民黨政府的「保鑣」，大壯反華日人膽子，安倍晉三成為日本新相的機會大增。
二、在釣魚島主權上與中國硬碰，日商在華的生意大受衝擊，營業額 一落千丈，路人皆見；這種眾所周知的事，日本政府又焉有不知之理。日本政府不惜為幾個無人小島與中國鬧翻，除了俯順國內反華民情，當然在經濟上另有盤算、
不擔心失去中國市場會進一步摧毀其經濟的部署。目前國內和海外不少論者主張以經濟武器教訓日本（離任的日本駐華大使公開說有此想法的中國人傲慢，是一針見 血之言），是以偏概全忽略與日本交惡中國經濟亦有重大挫折的事實。
自民黨黨魁安倍晉三的經濟綱領以「無限度（量化）寬鬆」為主軸（見十一月二十八日本欄），即使在美國支持下安倍落選，連任的民主黨在貨幣政策上亦無法不加強寬鬆的力度，因為經過二十年的衰退，日本只有擺脫傳統經濟智慧的桎梏，另闢蹊徑，才能把經濟拖離頹疲的深淵。
日 本經濟在九十年代初大崩潰股市樓市跌個四腳朝天後，加上人口老化、生育率低且沒有年青力壯的新移民，意味消費市場對資金需求不足，是日本利率偏低（過去十
餘年利率在零與百分之零點一之間浮沉）一項少為人注意的因素；然而，資金成本這樣低仍無法促進投資和消費進而拉高經濟增幅，轉而採納負利率，是無路可行下 的「次佳」辦法。怎樣才能達此目的，答案是刺激通貨膨脹率上升—假如名義利率是百分之一而通脹率為百分之二，實際利率便負百分之一。換句話說，過去約二十
年日本央行力求零通脹的策略，隨政府換班，肯定會有翻天覆地之變。
近零的利率予人以「頭寸」泛濫之感，但在通脹被馴服的環境下，等於銀根甚 緊，這是已故佛利民的解釋，他因而在十多年前便主張日本央行要繼續「量化寬鬆」，它應該購進日本政府的長期債券，變相向市場注資（初步估計要注入六十萬億
至一百萬億日圓才見效），直到日本經濟重呈生機為止。這套理論（如今克魯明仍在《紐約時報》鼓吹）是否有效，學界與官員意見莫衷一是，日本央行顯然持否定 態度，但事到如今，可能刺激通脹率「上行」的「無限量寬鬆」，便應試行。事實上，負利率必然可迫降日圓滙價（新政府上台後一年內應在八十五至一百零五日圓
兌一美元之間徘徊），進而促進出口；更重要的是，負利率的出現會令國內資金為了「保值」而離開銀行，部分調往海外套利，但以日本人的島民性格，在經濟又為 出口帶動經濟前景可以看好的情形下，大部分會在國內從事種種投資，而投資產生的乘數作用，又會刺激消費……。
正如二十八日筆者在這裏指出， 日滙向下，南韓出口業首當其衝，出口導向的日股則可以看好，以「圓低」會提高其出口競爭力之外，日企海外盈利的日圓記賬亦水漲船高；除了汽車公司的股票，
電子電器製造企業及工業產品所需的重型機械（Capital goods，資本財貨）工廠的股票，均值得不擔心「蝕滙水」的投資者留意。
如果一如所料，日本新政府全力打倒頭號公敵「圓高」（高企的日圓已被積極投入競選活動的日本主流政客視為Public Enemy Number One），日本應該很快再度進入出口導向的增長，相隨而來的是高通脹、高名義國民毛產值增幅、高企業利潤和高稅收；可是，在「如此美妙」的面紗底下，日本
國債的價值無法不下降，結果是持有者拋售舊債而新債需求不足（孳息相應攀升），如此一來，日本約為ＧＤＰ二倍半的國債將由誰承擔？這是個不易有肯定答案因 而不易評論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