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任截取通訊及監察事務專員（下稱專員）胡國興向特首提交2011年周年報告，除了介紹任內最後一年的工作情，他繼續要求政府修例，賦予專員明確權力，可以聆聽、閱覽及監察執法部門截聽及秘密監察的成果，保障市民私隱權及法律專業保密權。歷年專員報告羅列的一些個案，顯示專員作為守門人，卻無足夠資料判別執法部門的做法是否恰當，形成部門解釋與專員判定各說各話的局面，使專員的監察缺乏實質意義，市民的權利可能已經遭到侵損。我們認為，政府應該接納胡國興的建議，阻嚇執法部門胡作非為，以顯示政府坦蕩蕩，在截聽操作方面取得市民信任。
專員缺乏足夠權力 未能有效監察執法機關
截聽條例極具爭議，當年政府為了方便執法部門行事，不但法例規管較寬鬆，連監察機制也按「授權較鬆、監管從嚴」原則訂定，當時已有意見認為對保障市民權利效用有限。為了打擊罪案，執法部門擁有截聽和秘密監察兩種調查權力，社會對此無異議，但是相關法例與措施要顧及市民的私隱權，社會也有共識；在法例與監察機制向執法部門傾斜情下，一般認為，獨立的截取通訊及監察事務專員的角色甚為重要，專員須具備足夠權力，就保障市民權利守好最後一關，若在監察過程中專員發現權力不足以履行職責，就應該主動向特首和行政立法機關反映，修例補救。
胡國興有感於無法有效監察，2009年已經建議修例，但是政府取態拖延敷衍，一度說會提交建議，迄今未見下文。胡國興在他提交的最後一份報告表示，賦予專員權力複查違規個案，「是揭發執法機關及其人員行為不當的關鍵工具，並能有效抑制這類不當行為及遏止他們隱瞞這類不當行為的真相，因而是維護市民私隱權及秘密法律諮詢保密權的武器」。其實，2011年的周年報告顯示，雖然專員處理的違規個案由前年的12宗減少至8宗，但是個別個案的離譜程度，是否就如報告交代般簡單？由於專員不能複查截聽資料，公泷根本無從判別。
例如，今年較嚴重的違規個案，涉及5名執法人員截聽一名目標人物的男子，但是搞錯了要截聽電話號碼，5人在明知搞錯的情下，有人以目標人物可能有情婦來「自圓其說」，結果一間商店的女東主被偷聽電話8小時。起初這5名人員在所屬部門，只獲口頭警告，在胡國興力爭下，才有4人被書面警告，1人遭「關乎革職的書面警告」。執法人員對這名無辜女東主截聽了8小時，才發現與目標人物無關，以執法部門經常自詡專業來衡量，有點不可思議，若專員有權複查截聽內容，或許可以得出更使人可信的結論。
另外，執法人員不能截聽的法律專業保密權個案，去年多達37宗，其中一宗指有初級監聽人員，懷疑截聽到目標人物與一名律師樓人員對話，談及一宗案件的出庭日期，監聽人員停止截聽，並向上級匯報，但是上司得悉後，以釐清該項監聽對話是否涉及法律專業保密權為由，指示下屬繼續監聽。就這宗個案，下令繼續截聽的上司，其邏輯荒謬至極，那名被截聽者的權利受到多大損害，已經無法得知，事態反映執法人員截聽態度散漫草率，有隨興之所至之嫌，使人反感和無法接受。
法律專業諮詢新聞材料 都見執法機關截聽
至於未經授權截聽新聞材料的個案有兩宗，其中一宗涉及執法機構截聽目標人物打出的電話，談及一個拘捕行動細節，以及檢獲物品價值。監聽人員後來得知電話另一端可能是記者，通知上司，上司翌日發現報章刊登有關談話內容。執法部門截聽新聞材料，性質十分嚴重，因為衝擊新聞自由，但是胡國興慨嘆，基於無法複查截聽內容，未能查明有關執法機關截聽的內容，是否還涉及其他新聞材料，亦無證據斷定執法部門取得新聞材料，是無心抑或另有原因。這樣的話，新聞自由就置於截聽的陰影之下。
胡國興在報告指出，去年的不當及違規事件，包括未獲授權下截聽、有執法人員出錯後涉嫌「虛假陳述」等，但是經過多年爭取，政府不理會，使他無力遏止執法人員隱瞞違規，胡國興形容自己失望至極；在報告中，胡國興並以專章討論、反駁不支持建議的理據和觀點，認為甚為牽強和是似是而非的詭辯。胡國興的6年工作經驗之談，十分寶貴，特別是市民對政府的信任度低落之際，政府應該接納胡國興的建議，修訂法例，賦予專員聆聽、閱覽及監察截聽及秘密監察成果的權力，充分體認政府開誠布公、捍衛香港核心價值、實踐以市民基本權利為念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