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重現國民黨統治時河南三百萬人餓死的歷史，令觀眾聯想到一九六二年共產黨統治下逾三千萬人死亡的大飢荒，希望導演馮小剛能拍《一九六二》。兩場悲劇的關鍵原因是信息不透明，官僚層層瞞報，自欺欺人，災難源頭是人禍，也是公共政策與公共利益在信息不透明的黑盒子中被扭曲、被犧牲的結果。《墓碑》作者楊繼繩呼籲習近平敢於面對歷史，不再禁絕一九六二年真相公布。
在二零一二年行將結束之際，中國導演馮小剛以一部《一九四二》的電影，送別了這個好戲連台的中國政治年。「大飢荒」這個在中國公共輿論中長期冰封的話題，被《一九四二》以文學的形式激活融解。儘管影片關照的年代是國民黨統治時期的一九四二年，但飢荒、政治、幾百萬人死亡這樣的關鍵字總會令看過這部電影的觀?想到另一場飢荒——在共產黨統治下，發生於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死亡人數超過三千萬的全國性大飢荒。這個數字，十倍於一九四二。
儘管影評界對這電影有不同的評論，但對中國的苦難史有著深刻理解的觀?與媒體都向這部影片獻上了敬意。在《新周刊》雜誌評選的二零一二年「中國新銳榜」上，導演馮小剛獲得年度新銳人物大獎，《一九四二》也獲得了年度電影大獎。知名媒體人、香港衛視執行台長楊錦麟在青島頒獎晚會上對《一九四二》大加稱讚，並表示應該不要忘記一九六二的悲劇。不少在這頒獎晚會上出現的公共知識分子都有同感：追念一九四二，就不應忘記一九六二。許多看過《一九四二》的觀?，都在馮小剛的微博上留言：「下一部，拍《一九六二》吧。」
其實，莫說七十年前的一九四二，就連五十年前的一九六二，被遺忘的速度也那?快。今年四月，《人民日報》甘肅分社社長林治波公然否認發生在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的大飢荒，震驚了中國民間，引發了二零一二年中國民間對於大飢荒話題的第一次全民討論。
有一個網絡段子是這樣說的：假如你生在河南，在一九四二年的大飢荒中餓死，轉世投胎，「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到了一九六二年，再來一次大飢荒，又被餓死了。更可悲的是，到了二零一二年，你的墳墓在河南平墳運動中還要被平掉。
這個段子以這電影的原著作者劉震雲式的幽默，嘲諷了中國近代史中止步不前的一面：歷史的教訓並沒有被記取，因此人為的災難才會一次次重現。
如果說一九四二年的大飢荒由於日本侵華戰爭與自然災難，那?在一九六二年的和平時期與全國統一、風調雨順的年景裏，發生一場全國範圍內、餓死幾千萬人的大飢荒，實在不可思議。關鍵就是信息的透明化，為何官僚層層瞞報，自欺欺人？
因而比災難本身更無法令後人釋懷的，恐怕是這個國家面對災難的態度。災難的源頭原來就是人禍，也是公共政策與公共利益在信息不透明的黑盒子中被扭曲、被犧牲的結果。
歷史是怎樣被遺忘和遮蔽的？記述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大飢荒的《墓碑》作者、新華社高級記者楊繼繩講了這樣一個故事：
「一九六一年下半年，周恩來命令當時的國家糧食局局長陳國棟、國家統計局局長賈?允、糧食部辦公廳主任周伯萍給各省打電話，統計災情，統計出的死亡人數有幾千萬。下屬們把材料報告給周，周令其馬上銷毀，不要擴散。過了一個禮拜，周又打電話問，銷毀了沒有，他們說，連版都銷毀了，三個人一起銷毀的。後來我又找周伯萍，老先生不說，他問我，你問這個幹什?？」
儘管上世紀八十年代，國家統計局曾經承認過一千六百萬的死亡數字，但當年的真相已永遠湮沒在被銷毀的歷史灰燼裏。如今的中國大陸中學歷史教科書中只用「三年困難時期」將那一場人為的災難一筆帶過，就難怪會有林治波等人的無知言論屢屢出現。
遮蔽歷史等於二次謀殺
在林治波否認大飢荒後，有評論稱，當年由於層層瞞報、遮蔽信息，導致了慘絕人寰的大飢荒。如今要是繼續遮蔽歷史，就等於是對當年死去的幾千萬人在史書裏的二次謀殺。如果大飢荒的真相不能被公開、三千多萬人命的慘痛教訓不能被記取，造成大飢荒的制度性頑疾無法被根除，大飢荒式的民族災難就總像潛伏在這個國家記憶裏的病毒，總有再次發作的可能。
為何真相不能公諸天下？楊繼繩表示：「一九六二年，沒有戰爭、沒有瘟疫，餓死了幾千萬人，這個問題太大了。這個歷史負擔太重了，他們（中共）沒有勇氣來承擔，可能影響共產黨的執政合法性，怕人清算。」
楊繼繩認為：「共產黨應該趁目前執政比較穩固的時候主動放下（歷史包袱），比（以後）被動清算要好得多。」
借電影《一九四二》颳起的輿論風暴，五十年前的這場大飢荒的真相有沒有重見天日之時？「習近平有沒有可能大膽一點，把這個問題提出來？我的書有沒有可能在中國內地不被禁呢？」楊繼繩說：「我有這個期待。」
楊繼繩認為，毛澤東時代的領導集體，「與習近平今天的領導集體已經沒有太多關係了」，承認這段歷史，對習近平來說，「是一張好牌：主動承擔責任，向天下請罪，這是多少的分量、多少的信譽啊！」
「我對改革還是有期待的」，楊繼繩說，「儘管改革缺乏權威人物，但是權威很容易建立，你做兩三件大事就建立起來了。對黨內民主也有期待，黨內派別可以合法化、公開化，開展政治競爭，這是多黨制的雛形。黨內民主的空間很大，首先是黨內的不同意見可以公開發表，第二個選舉制度，總書記可以選舉產生，最後就要達到黨內派別的合法化。」
楊繼繩：一九四二與一九六二有何不同
四年前在香港出版、至今仍在中國被列為禁書的《墓碑》，作者楊繼繩曾走訪了中國十幾個省份、參閱了無數黨史與地方誌資料，親自走進農村採訪，將五十年前的大飢荒盡可能真實地呈現在讀者面前。按他的計算，那一場全國大飢荒，中國的死亡人數約為三千六百萬人。對照過去，才看得出歷史前進與否。在接受亞洲週刊採訪時，楊繼繩講述了一九四二年飢荒與一九六二年飢荒的不同，以下是楊繼繩口述：
一，大飢荒產生的原因不同。四二年大飢荒主要是天災、旱災造成的大麥小麥秋收時大量減產。而且在戰亂和天災情況下，而五九年大飢荒，河南也有旱災，但不是特別嚴重，主要是人禍，包括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食堂，政策原因。但制度原因還是極權制度。毛澤東時代權力的擴張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儘管古代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但還是做不到的，還有化外之民。但在毛澤東時代，權力的擴張到每一塊田野，每一個班組，每一個家庭，甚至每個人的大腦和腸胃，每個人都在組織的控制之中。糧食局部地方欠缺，我的書《墓碑》裏面講，那三年是（氣象上的）正常年份，主要是制度和政策原因。
二，飢荒的規模不同。五八年到六十年代初的飢荒是全國性的，一九四二年只是河南一個省。
三，大飢荒中媒體的表現不同。《一九四二》裏講媒體沒有缺席（當時《大公報》有報道），看到這一點我非常震動。六十年代，媒體也沒有缺席，但幹的是反面的事情，媒體跟著造勢，「放衛星」，畝產五千、一萬、三萬到十萬斤。但當時吹牛是納稅的，畝產十萬斤的話就得按十萬斤的糧食納稅的，所以糧食徵購非常重。平時徵百分之三十農民就受不了，但那時候百分之四十、五十都有的。在餓死人的時候，媒體還在說形勢如何大好。六零年河南餓死人的時候，《河南日報》發表元旦社論：《開門紅，春意濃》，繼續鼓吹大躍進和毛的錯誤政策。
當時有位原新華社河南分社的記者在信陽，九八年我到信陽去調查，我說你當年看到餓死人怎?不報道啊。他說哪敢報道啊，我寫完了也發不了。我說你寫內參也可以嘛，他說彭德懷一個元帥說了句話就被打倒了。
高層對下面的情況是不了解，權力只對權力來源負責任。省委書記只要說讓毛澤東高興的話就可以了，不管下面老百姓怎?樣。所以極權制度不僅封鎖了信息來源，也封鎖了自己。後來六一年定為「調查研究年」，毛自己不出來，讓警衛員、親友去調查，他的確不知道情況。知道餓死人，不知道這?嚴重。
四，農民的處境不同，自由度不同。四二年可以逃荒，可以吃大戶，六零年不能逃荒，逃荒叫盲流，要抓起來的。我在信陽看到逃荒的人用繩索一個人串一大串，遊街、挨打，被關起來，勞動，不給飯吃。被關起來的人有三分之一就被餓死了，見糧庫更不敢搶了。逃荒也是一種自由，是求生的一種方式。我管的地方，有人逃荒就丟了我的臉。我向上面彙報這裏形勢很好，逃荒就洩露了我的機密，影響我的政績，跟現在截訪一樣。
五，政府的態度不一樣。儘管當時白修德報道後蔣介石也很不高興，但還是盡量減少影響，給錢、救濟糧食，做好這些工作，是一個挽救農民的態度。蔣介石的兩次日記裏寫到過，把大飢荒當作很大的事情來看待的。咱們的政府（中共政府）一是信息不是很了解，在困難時期，糧食儲備最多的時候，信陽餓死一百萬人，當地糧庫就有大量的糧食。把信陽當地的糧庫打開，信陽就不至於餓死人。當時是糧食出口最多的一年，不僅是糧食，雞蛋、肉，都大量地出口。如果少出口一點、進口一點糧食（也會少死人）。起碼作為一個執政者，不管從皇帝到專制者，至少都是你的子民嘛。古代還有開倉放糧嘛，但當時都沒有。為什?不開倉放糧呢？主要是信息，他不知道這?嚴重。政治體制非常僵化、行動遲緩。
特供的情況存在，但不是造成飢荒的主要原因。各級領導人層層剋扣糧食，甚至生產隊長、公社這一級多吃多佔，揮霍農民的糧食，是造成死人的重要原因。高級幹部是為了享受，基層幹部是為了自己和家人吃好，有點權力都想多佔食品，這是很厲害的。到食堂吃飯，飯勺——農民的生存權——就掌握在領導手裏。如果你不聽話，偷吃莊稼，就扣你的飯，有人餓死在食堂門口。
六，走出大飢荒的原因也不同。一九四二年走出大飢荒的原因是下雨了，另外政府的救濟也來了。而六十年代走出大飢荒的原因還是各級農民自救。當時不允許搞包產到戶，安徽的曾希聖明確跟毛澤東提出包產到戶，講了幾次，試試看。當時大面積的包產到戶，農民可以自己尋找食品。當然氣候也好一些。自由度放開一點，農民就不至於餓死。但放開了一兩年，到一九六二年，打成反革命坐牢的就不少了。
七，政府的高層不同。蔣介石時期議員可以批評政府。六十年代大飢荒不同，彭德懷說了一句很溫和的話，就被打成右傾。
八，民間組織救濟。蔣介石時還有民間組織，包括教會，可以救濟。六十年代沒有民間組織，沒有地主，大家一樣窮。社會狀況不一樣。
九，大飢荒過後的認識不一樣，我們先是隱瞞，不讓講，農民餓得不行了，上面來調查，農民餓得走不動，要拄拐棍，但不讓拄拐棍，要裝作沒有餓到的樣子。要是向上反映的話就封鎖信息。信陽公安局扣下了一萬兩千封向上求助的信。不是郵局，是公安局查信。寫信向外求助的就挨整了。沒有反思，壓制輿論。基層就向上隱瞞情況，高層在九屆一中全會上，一九六一年說是天災、蘇聯逼債。到了六二年七千人大會，劉少奇講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還惹毛不高興，成為後來文革的動因之一。
蔣介石時期是有反思的，而且媒體也有報道。六十年代媒體也有報道，怎?報道呢？指定地點安排人去看，當時外國專家去安徽的逍遙津公園去看，安排女子穿著很漂亮的衣服在河上划船，擺滿了食品，好像一片很好的景象。外國專家，包括斯諾，寫出報道說中國沒有飢荒，一個英國記者寫了本書，叫《無知的內幕》，也說中國沒有飢荒。這些外國人寫了之後，新華社翻譯過來，說外國人說中國人沒有飢荒，用來統一思想，控制輿論的方式。
楊超: 《墓碑》國際譯本迴響
楊繼繩的《墓碑》今年推出英、法、德、日譯本，在國際上引起轟動。
前新華社高級記者楊繼繩撰寫過一本關於「大饑荒」的書，名為《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作者從九十年代開始對這段歷史進行調查研究，做了大量的採訪。書中描述了當時中國各地的災情、估算了死亡人數，從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中國非正常死亡人數約三千六百萬。作者還揭露了災難時期國家的各項決策，以及分析災難背後的制度問題，還原了這段被人遺忘的歷史。
這本書於二零零八年香港出版，已再版十次，在二零零八年被亞洲週刊評為年度中文十大好書之一。但在中國大陸一直被視為禁書並無法出版。《墓碑》今年相繼推出了日文版、德文版、法文版和英文版。英文版由斯泰茜·莫舍(Stacy Mosher)和郭建可翻譯。
《墓碑》各國譯本一經推出，在國際引起轟動，楊繼繩表示：「這不僅是中國的一場災難，也是人類的一場災難。這樣的教訓不僅中國人需要總結，全人類都需要總結，為以後永遠不要發生這樣的事情。」
作家米什拉（Pankaj
Mishra）在《紐約客》寫道：「《墓碑》一書在記錄饑荒方面是空前絕後的，也很好地記述了那一時期領導層的內部決議，呈現出在嚴格的意識形態結構下的社會經濟操縱情況。書中展現的細節和研究分析令人震撼。」
書評界的權威刊物《紐約書評》評價《墓碑》時說：「人們總在質疑中國人，為什?他們不可以像俄國人、德國人和柬埔寨人那樣正視自己的歷史。《墓碑》是中國人在努力面對自己歷史時一座重要里程碑，即使在共產黨依然執政的時期，作者楊繼繩也揭露出體制內最黑暗的部分。」
德國法學博士、中國近代史專家韋唐仕認為：「這本書的德文版的出版，對德國和歐洲社會了解認識中國問題有重要的意義，認為今天的中國的政治狀況比八十年代還要惡劣。」
法文版的出版社法國塞伊在介紹本書時寫道：「這是一位中國知識分子在十多年的實地調查和數千頁第一手資料的基礎之上，對中共政權在一九五八至六二年造成的大饑荒所作的最全面的歷史記錄。」
張倩燁: 專訪原著小說作者劉震雲 - 一九四二? 發中國人追問歷史 他要讓中國人拒絕遺忘
為了寫作《溫故一九四二》，劉震雲研究了東周以來的河南旱災。電影和小說引起國人極大關注，也讓他發現河南人的麻木與幽默；他要讓中國人思考，要拒絕遺忘和深究根源。
在談到《溫故一九四二》創作動機時，編劇劉震雲回憶起當年一幕：當時供職於《中國減災報》、現任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中國研究計劃主任的錢鋼找到了他。
「（一九）九零年的時候，錢鋼特別想編一部中國災難史。他從二十世紀入手。九零年嘛，找了九十個（災難），一年一個。一九四二年旱災，共死了三百萬人。」劉震雲是河南人，是作家，又是災民的後代，於是，一九四二就這樣與他相遇了。
「當時錢鋼說的這個事並沒有引起我的重視」，劉震雲說：「因為我不知道一九四二年河南有旱災，也不知道死了三百萬人。」
死亡三百萬人是什麼概念？劉震雲說，如果是自己身邊的親友去世了，會感到難過，但「三百萬，這個數字太大了」，超越了他的想像力。
「錢鋼給我做了一個比較，說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波蘭的奧斯維辛集中營，納粹迫害猶太人，才迫害了一百萬人多一點，就等於一九四二年，河南有三個奧斯維辛集中營。」奧斯維辛集中營死亡一百多萬人，是由於戰爭和民族偏見，而河南——自己的故鄉，死亡三百萬鄉親卻是由於自然災害。若不是缺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河南和奧斯維辛有什麼差別呢？
想到這裏，劉震雲覺得「這事兒有點嚴重了」。
於是，當時還是《農民日報》記者的劉震雲就「帶著嚴重事情」回到了河南，採訪由身邊親人開始。回憶起近五十年前的災難，鄉親們迷惑地問：一九四二是哪一年？
「餓死人那一年。」劉震雲回答。
「餓死人的年頭太多了，你到底說的是哪一年？」
「遺忘，比這三百萬人對我的震撼，更進了一步。」劉震雲說：「你再往前追究，是什麼導致了三百萬人的死亡，它絕對不是旱災，是因為戰爭和政治。」劉震雲認為，造成這場災難的原因是日軍與國軍，「所以兩邊都不管，成了個政治真空，這三百萬人在政治真空中死掉了」。
但這還不是寫一九四二最終的點染。「真正（重要的）是河南人對待自己死亡的態度。」
餓死三百萬人會怎樣？劉震雲說，如是歐洲人或美國人，會追問：誰把我餓死的，為什麼要死？但換作河南人老張，他要死時會想起三天前餓死的老李。他不會追問羅斯福和斯大林、邱吉爾和蔣介石。他說我比老李多活三天，我值了。
「他為什麼會採取這樣的態度，包括遺忘，為什麼會遺忘？」劉震雲認為，有兩個原因，一是不重要。還有一個是這種事發生得太頻繁了。
為寫作《溫故一九四二》，劉震雲研究了東周以來的河南旱災，「三五年準有一次旱災，還不說水災、冰雹這樣的」。劉震雲說，古書裏寫的「大饑，人相食」、「易子而食」這樣的字眼比比皆是。
當一個古老的民族面對不盡的苦難，是選擇不屈不撓的抵抗，還是將其化作面對命運無奈的苦中作樂？在劉震雲看來，這種生存態度是中國人特有的：用幽默態度來對待自己的生死。日前劉震雲在香港朗廷酒店接受了亞洲週刊專訪，以下是專訪內容：
《溫故一九四二》這部原著讀起來更像是新聞採訪而非文學創作，是怎樣決定把它翻拍成電影的？
一九九三年的時候，小剛要把它（原著）改成電影。其實這個原著不具備任何改成電影的元素。一個電影必須有故事、有人物、有起承轉合的結構，（這些元素）都沒有。不單我認為不可能，把好多專家召集到一起開個會討論，也都認為不可能。十九年了，小剛不時在提起這個事。為什麼要把它拍成電影？一個導演把一個沒有電影元素的東西拍成電影，他一定看到了電影元素和電影之外的東西和背後的東西。是什麼？小剛說，特別喜歡這個小說的味道，特別喜歡裏邊幽默的東西。這種幽默的東西不是我，是裏面災民的態度。他說要是拍嚴肅的電影，你就不用拍了，《辛德勒名單》就可以了。但是用幽默的態度來對待這樣一場災難的電影還沒有過。我覺得這就找著魂兒了。他就一定認為這個魂比電影的元素重要。
電影《一九四二》中有許多溫暖的東西，比如結尾時老東家讓小女孩叫聲爺爺，兩人就算認識了，許多觀眾特別感動。但這樣溫暖的東西在原著中沒有，與原著調子是相反的，改編時怎樣考慮的？
你看最後的那個老東家，他是要死的，他就想死得離家近一點，這個時候他碰到了小女孩。他說叫我一聲爺，咱爺倆走吧。兩個陌生人，瞬間成為親人，這是在一九四二年發出的微弱的人性的光芒，照耀著民族延續著未來。是這樣的東西，而不是別的，是這個民族生存的秘笈。最深處的人性善良的溫暖的光芒。所以我看到最後，所有人都被那個鏡頭感動了。
這部劇雖然沉重，但劇中有很多笑點。
幽默被人認識了，這點我的心裏特別的寬慰。老舍說過一句話，他特別想寫一部作品沒寫成，他特別想寫一部悲劇裏面充滿了笑聲。當然這個笑和其他的相聲、小品的笑特別不一樣的。
河南人特別幽默，這對我的創作是有影響的。現在的中國媒體總在說，我是中國最幽默的人。我不幽默，我不生產幽默，我只是生活的搬運工。還有說我是中國最繞的人，說話特別繞，那是因為河南人曲裏拐彎。河南人見面，兩個人說話像開玩笑一樣。我覺得河南人特別適合競選美國總統，選美國總統的話要是整天板著臉念文件，你絕對當不上。
可是在笑過之後，對這個民族感到更悲哀。你會不會承認有「民族性」這個東西？
更悲涼。這是民族性最重要的一部分，也是我們要把它拍成電影、包括最初寫成小說的最大的動力。當然，它不怪民族，因為太多了。所以就遺忘，用幽默的態度來對待他。找到這個原因，怎麼辦？這是另外一部作品，這個作品我也寫過，叫《我不是潘金蓮》。
幽默是麻木之後的另外一種清醒。一個人臨死的時候，不問把自己餓死的人，就說明不願意搭理他。因為你們覺得我是不重要的，所以我也覺得你們是不重要的。他想起的世界上唯一重要的是他餓死的朋友。就證明他對整個世界是失望的。這個大和小之間的概念。在一九四二年，所有人都覺得世界上最牛逼的人是羅斯福、邱吉爾、斯大林跟蔣介石，如果是有的導演，他在寫的時候完全可追問中國政府。
今年在中國，關於大饑荒、關於反日等話題，有許多激烈的爭論，這部電影都涵蓋到了。在創作時你有想過觀眾的反響會這麼大嗎，創作時有沒有想過會有些啟發作用？
這個啟發作用確實是創作之外的事情。但《一九四二》從小說到十九年之後的電影，引起中國人這麼大的關注，確實出乎我的意料和想像。
所有的中國報紙，拼命的攆著我們，一個版、兩個版、三個版……你知道《河南商報》做了多少個版嗎？你肯定想不到。一百二十個版。打開中國的網站，現在看電影的人，形形色色，林林總總，我看微博上還有人給我發信：一般看電影到結束出字幕，人都走了，但看《一九四二》，沒有一個人走，一直到字幕拉完，音樂完，還不走。證明觀眾一定是越過了作者和導演，直接跟電影裏的人物發生了情感關係。
比這個更重要的是，他（觀眾）一定是通過《一九四二》這件事，引起了腦中的思考。如果一個民族這麼多人都在思考，是一件好事，證明這個事是要改變的。中國可怕就可怕在麻木和都不思考，就一個人思考。中國人不是特別習慣一個人思考，其他人緊密地團結在這個人周圍嗎？現在大家都在思考，它不就使這個民族改變一部分？
當然作為一個作者也好，導演也好，不是你本來想達到的這種效果，卻達到了，起碼對社會不是壞事。錢鋼每天做的是什麼啊，他就想達到這樣一種效果。他是有擔當、獨立思考的，而且能看到別人沒看到的角落的一個知識分子。我覺得他是中國知識分子裏特別優秀的代表，我建議你把我說的這個話寫出來。
如一部電影能讓每一個人都思考，它對這個民族是功德無量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我覺著我跟小剛很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