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會開鑼，一度盛傳將出任文化局局長的許曉暉，首次到民政事務委員會簡介政府的文化工作，隨即正式承認「文化局計劃」已經擱置。民間提出成立文化 局之議已有二十年，年初三位特首候選人均在政綱信誓旦旦，據聞，初時泛民也曾因為文化局深慶得人而準備對「五司十四局」放軟手腳，可惜最後高開低收，一拍
兩散。
今年冬天特別遲，沒有文化政策，展覽開幕衣香鬢影，劇場仍然高朋滿坐；早已自行「民間主導」的藝術家朋友都沒吭一聲，倒只有摩拳擦掌的建制派表示「遺憾」。
香港政界向來缺乏對文化政策的全盤考量，文化監察成員早前參選「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功能議席，讓文化議題從副刊跨進港聞。本欄一連三周邀請議員和政黨
闡述文化政策立場，同樣是希望令文化政策主流化。其實，文化政策與文化政治互為表裏，宏觀抑或微觀、干預抑或放任，每一步都應該貫徹政策制訂者的政治理 念。但中—港╱國—城的政治現實下，政、經上的左右區分換在文化政策上，卻變得左右難分。
「民間主導」放在口邊
姑 且借用國際政治光譜加以說明。美國的文化政策，認為文化是民間的自主範疇，故此在資源以至發展方向上都由民間眾多的基金會或市場主導；中國則視文藝為意識
形態的重要陣地，更不應只是資產階級的專利。規劃經濟時期，文化並不是自由商品，生產、流通甚至消費都由國家包攬。當然這是非常簡化的二分法，只為說明公 權力介入文化政策程度所顯示的左右傾向。
有趣的是，基於過去殖民地官僚作風對文化的僵化管理以至政治審查，近年無論官方抑或民間、無論政 客、建制抑或泛民，一談到文化政策，都愛把「民間主導」放在口邊。當中較強調要以公權力須要介入規劃的，是中產政黨；反而本應更貼近基層的愛國陣營卻換上
一套提升生活質素、打造魅力城市、與體育旅遊產生協同效應等右派述語。
文化藝術在資本主義社會一向視為精英玩意，連帶香港近年的保育議題， 也為較偏近泛民政治光譜。但文化是否必須為中產政黨所獨專？愛國陣營和建制派是否必定「老土」、跟不上文化議題？近年創意城市之風吹到亞洲各大城市，香港
也不例外─—文化帶動的城市改造（西九）、向基層社區邁進的巿區重建（如觀塘）─—文化議題愈趨產業化和地區化。
年前活化工廈，以東九為基 地的工聯會陳婉嫻便主動連結藝術家，結合啟德項目及年青就業問題，向政府提出社區經濟與推動文創產業。而自市政局年代已專責文化事務的新晉立法會議員鍾樹
根，最近亦提倡扶持本土藝術、推動商界參與、強化區議會文化職能。最為左右逢源的，要算是馬逢國，當選後出席業界場合，積極打造開明務實形象；並以文化開 支只佔政府總開支1%為由，主將另設「文化、體育及旅遊局」。
齊用文化搵錢
雖然刻意淡化其紅色背景，但馬逢國 的人大身份令對國內市場趨之若鶩的業界寄予厚望。香港左派傳統上也重視文藝的意識形態以至統戰功能，只不過在港英時代被制度邊緣化。回歸後經過多年經營，
已壟斷地區文藝團體藍圖，並在功能組別以至藝發局選舉中贏在選民資格的起跑線上，現在更披上一套去政治化的務實外衣，減少意識形態爭拗，齊用文化搵錢。
相反泛民陣營既拿不出一套全盤的文化政策，也不諳業界行情（例如二次創作公民黨的初期取態），這次因人廢局，恐怕只會簡接加深政治爭拗阻礙文化發展/達的印象。其實泛民陣營也不缺關心文化議題之人，在個別議題上立場鮮明，但如何以文化帶動公民社會發展？尤其值得思考。
莫 健偉在本欄早已提出梁振英政府沿用的乃殖民地時期的「隱蔽文化政策」，既跳不出政務官的項目化思維，更進一步模糊了文化的理念與價值。無論是先前擬把創意
香港與西九合成文化局，抑或維持各自為政的現狀，都令人懷疑政府只是把文創產業政策取代全盤的文化政策。文創產業其實是後設之詞 （retroactive）—─有沒有西九，香港的藝術家都是畫照畫舞照跳。從沒有文化政策，一下子跳進城際競爭、城市改造，把新舊體制內原來各不相干的 項目一視同仁地擺在市場機制下，扞格在所難免。
官僚主義與政治審查當然可憎，但英式作風視文化藝術作為一種對每一個市民的公平服務（例如地 區圖書館、學生與長者優惠票），又是否完全地乏善足陳？過去本土藝術因政治身份模糊而難以進入國際藝壇，那如今香港作為一個相對自主的中國城市，在國家與
國際的文化座標上又應如何定位？國教爭議、M+購藏事件、威尼斯雙年展風波……，都可視之為新舊價值與體制之間「兩頭唔到岸」的產物。再良好的意願與再專 業的團隊，如果未經文化政治洗禮而真正滙聚成共識，最終都會遇上怨懟的本土群眾，成為政治磨心。
經歷九十年代中開始的創意城市與文創產業討 論後，近年已有學者再進一步提出文化治理（cultural governance）概念，作為打通官vs民二分的分析和實踐進路。如Raj Isar, Hoelscher Anheier等學者便在Cities,
Cultural Policy and Governance一書中指出，文化政策作為一種管治方式，已不再為國家所壟斷。各種國際組織、商業機構、非政府組織，都在以跨境的方式形塑我們的文化
生活，強調城市與國際的直接連繫，甚至架空國家對文化的操控。
為市民爭取「文化蛇齋餅糭」？
文創產業帶來的改 變無論是好是壞，已然全盤改變了普及文化生產消費以至小眾藝壇的生態。翻開各種流行雜誌、商業廣告甚至政府宣傳，文化已然變得非常主流，它的無處不在，正
被加以利用。換句話說，權力不再只是一面倒，文化藝術不再只是被壓迫與邊緣的少數。固有的主流vs邊緣、文化vs商業、壓低vs反抗的模式，已不能回應日 益複雜的權力與經濟操作。故此，我們亦得自省我們到底有沒有與時並進，回應這種更為複雜的文化政治？
前陣子認為文化局會淪為中宣部的爭議， 其實並未切中要害，而更近於一種過時的焦慮。何慶基與梁文道都曾在不同場合提出，中宣部作為黨務單位，與文化部作為執行部門；國家的文化事業與民間的文化
產業的區別。不少城市的文化部門，都在尋找一種不一定完全配合國家意識形態的實踐方式，產業亦在被容許的文化市場內謀求最大的自主。
回到香港的語境，真正的問題，可能在於這些被政府與商界斬件上的文化項目，民間除了拉倒之外，有沒有可以「博大霧」的空間？又一向被忽視的地區資源與組織工作的藝術界，又是否可以加以利用，為市民爭取「文化蛇齋餅糭」？
本來「香港要有文化局」是近年香港社會唯一官民共識，但政策作為一種管治行為，着實無法迴避政治。到底推倒能否重來─先建立文化事業作為一種被受敬重的專業形象，再讓市民從知識的基礎上作出民主的選擇，在左中右之間達成社會共識？筆者期待文化局能被推倒─重來！
作者為香港文化監察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