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17日星期六

林喜兒:我來自香港




是有些人神經過敏,是社會氣氛太緊張,還是我們都害怕失去,失去我們一直擁有的東西。

這星期突然成了新聞人物,馬傑偉回應傳媒以平常心對待。

紅燈還沒亮起,面對沒水準的批評,還是一笑置之吧。

馬傑偉說《星期日生活》的讀者都知道什麼是身分認同,不用再跟大家上一課身分認同ABC,不過原來,有些人不知道身分認同是需要研究的課題,也有人不知道什麼叫學術自由。

民意調查

馬傑偉跟馮應謙最近發表的「香港人的身份與國家認同」民意調查,結果觸動了某些人的神經,引來高調的抨擊,當事人平常心對待,沒有激動的反應,畢竟調查不是第一次做。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自一九九六年開始進行「香港人的身份與國民認同」民意調查,之後每兩年做一次,訪問時間選定在十一國慶後的一星期,最近這次調查結果突然引來如此大反應,馬傑偉回想起一九九六年頭一次調查受關注程度更甚,「主流傳媒都出席了記者招待會,得到了頭版,很大篇幅的報道,因為是第一次做,有新鮮感,而且回歸前夕氣氛緊張,好像那時的調查結果顯示,市民對解放軍的抗拒程度非常高,達30%,有點殺到來的氣氛。」

市民對本土價值的堅持

馬傑偉提到中國人/香港人身分認同這組問題由八十年代社會學家關信基、劉兆佳展開,而他們則首次用一些符號測試身分認同的情緒內容,例如解放軍、國旗、萬里長城等,從這幾項調查也可看到幾個轉折期,以解放軍的抗拒為例,一九九六年之後是持續下降,「這個很容易理解,回歸頭幾年沒有什麼大事件發生,後來隨覑開放軍營,抗拒情緒大減,到二○○八年前後,心繫家國宣傳片出現,對國旗、國歌感到自豪感更高,那時一般報章沒有報道,就是《文匯報》用很大的篇幅報道,當然這個是因為配合了當時的國策,之後幾年又靜了下來,到這次大概是反映了近年市民對本土價值的堅持,以致出現這個調查結果。」媒體怎樣報道自跟本身的立場有關,卻也不純粹是媒體本身,也跟政治環境、社會事件有關,所以數字出來後很容易把事件串連起來看。

學術自由

媒體、公眾對調查有何反應,都不是他控制得到,也不需要太介懷,然而這一次,馬傑偉說想法是複雜的,「我是完全沒有壓力,人事上亦沒有任何影響,對於《環球時報》那篇報道甚至覺得可以不用理會,也覺得隨後香港媒體的報道也有點神經過敏,面對那些嘲諷式、水平低的批評寫法,是完全沒有殺傷力,是以我覺得不需要高調回應,除非,除非這次是有系統地去游說,不過這樣的話也不會高調地去做。不過另方面,我的老師陳韜文卻認為我要出來說說,始終那是被視為官方的風向標,後來到細想,便寫了篇文章回應。」馬傑偉以〈香港身分認同研究的時代意義〉一文回應這次調查引起《環球時報》署名文章批評,文中一方面解釋研究的意義,另方面重申香港學術自由之可貴。「因為單靠個人的勇氣和骨氣是不健康的,香港學術界的活躍是來自制度,沒有任何政治的包袱,甚至我性格上是相對地軟弱,也能夠自由奔放,毫無壓力地以學術作為職業和興趣,香港一直如此,也正因為這個原因要開聲說話,這不是去駁斥任何官員,只是向他們解釋香港學術界的運作情。這種官方對學術研究發出的一個信號,是不健康的。」

行規,中立持平

馬傑偉不是第一個被點評的學者,類似情之前也出現在鍾庭耀、成名身上,學術自由跟政治,學者參與政治,所謂的中立,是什麼一回事,「這不會是個簡單問題,嘗試這樣說,其實人文社會科對社會的新發現自然會帶來後果,舉例說要去研究權力分佈,解釋形態,看百佳惠康的貨品,原來有三種減價,二十種減價,客觀持平去分析,這是行內有效行銷手法,這也是學術;另方面,對社會銷售業的影響,是否也可作出一個壟斷的價值判斷,這也是學術。又好像,學者對理想社會追求,希望推動社會變革,例如對弱勢社群的幫助,分析研究怎樣建設一個讓他們宜居的城市,這也是一種廣義的政治。

所以,如其說怎樣是中立持平,其實是看無論學者個人對理想社會有怎樣的理解,並不會稀釋其研究,無論其政治立場怎樣,也不會減低對學術理論,方法學的掌握,對問題的理解,如何分析,研究設計是否有效,最後的結論是否紮實,一切一切都有行規,假若守不住這些規則,而只是像喊口號,例同上街喊地產霸權,這不是學術而只是學者參與社會運動。而知識分子本覑其價值觀而參與政治,參與社會運動,或是參與建制內形形色色的諮詢工作,假若因為這些參與而令其學術研究有妥協的情或不夠水準的表現,他將會在學術界得到懲罰,在學術界不被尊重,他只會是一個從政的人。」馬傑偉提醒大家香港的學術界在國際上一直很有聲名,在很多國際期刊上出版很豐盛,這麼細小的地方能有這樣的成績是很難得,「這也是為什麼國內學術界,特別是人文科學難跟國際接軌的原因,如果香港稍為傾向內地是我不願意看到的情。假若有天校長,校監以或明或暗的方式要大家跟覑主旋律的指揮棒,那,我們就上街吧。」

研究因由

放心,這刻一切安好,對於這次調查引起的風波,馬傑偉沒有半點激動,總是輕描淡寫,不過說起研究卻眉飛色舞,本想由他親自說說身分認同是怎樣一回事,不過他相信正在看的你都知道什麼是身分認同,在〈香港身分認同研究的時代意義〉一文中便提到,「國族認同,並非生而有並非血緣關係的必然,而是一過歷史政治的過程。」這些最基本的概念我們都懂,那就說說他的研究經驗,他的身分認同研究怎樣來,「從事人文學科的研究,多少都是從解決自身問題開始,七十年代在香港長大,價值觀是香港浸出來,而我鄉下是另一個世界,不論是衣著,品味各方面。問自己為什麼對中國人的身分有疏離感,為什麼會為香港人的身分而自豪?博士論文開始研究本土與國民身分認同,寫的是《網中人》,劇中周潤發是港大生,廖偉雄是爛撻撻的阿燦,當中代表的香港和中國,後來才慢慢想到,《網中人》的家庭原來就是我自己的家庭,我也有一個大陸偷渡來的大佬,感覺他是外人,原來這是我視而不見的東西。」

北上探求中港變化

這是漫長的過程,這個問題從八十年代問到今天,漸漸化解了他心裏的疑問,從香港的流行文化出發,後來到深圳的酒吧,東芫的工廠去認識這個我所謂的家鄉,看中港的變化,之後還不滿足,繼續北上,到北京上海,寫了《酒吧工廠》、《時尚誌》,看內地城市現代化、中產化的轉變。「從個人出發,其實也有集體的意義,也解釋了我這一代人的想法。」

情緒,如何量度?

馬傑偉說慶幸當天李金銓老師安排他加入這個身分認同的調查,輔助了其他的研究,是個意外收穫,「量化統計不是我最擅長的研究,當天本覑對自己的挑戰便一試,卻找出了量化研究最強的地方,創造性地解答了質性研究的一些問題。我在想身分認同問題上不止是取決於價值觀,好像為什麼看到中國護照、國旗總是有點不自在,看到毒奶粉事件又會激心,這是情緒問題,那應怎樣量度情緒,是投射在哪些地方,於是想到用一些文化性的標記,如維多利亞港,萬里長城等。量化研究能細緻地看到一些情,結果是完全量度到的。」

這個做了十六年的調查,馬傑偉今天說起依然興奮,好像萬里長城的認同一直高企,對解放軍的認同視乎那時的公關手法是否有效,從數據再分析社會政治因素,原來這個量度方法是相地準確。「再看香港人跟內地人印象差距這一項就更明顯,最新調查的結果,差距最大的是自律,這個很易理解,滲透在我們日常生活的是商場地鐵內的自由人旅客,其實這跟媒體也有關係,九七年香港對大陸新聞的報道是比較概括,近年無論正面還是負面的報道都是很詳細,很埋身的,李旺陽事件更是香港記者自動去調查。」

疑問,問下去

馬傑偉的研究嘗試解答了他那代人的疑問,也繼續替新生代尋找答案,他相信身分認同這是香港的獨特性,五十年前我們不用問,五十年後,或者也不用問,偏偏我們生於九七前後的數十年,沒辦法,還是要問下去,是幸運還是不幸,我們也必須處理一下這個具有時代意義的問題。馬傑偉在〈香港身分認同研究的時代意義〉一文結語寫道:「幾年後,若香港全面內地化,或內地展開政治改革,內地與香港價值差距收窄,又或內地與香港互動而創新局面,到時我們的研究設計將會失效,亦是我們功成身退之時。當然,我們期待的,是內地的民主化,而不是香港的內地化。」

如無意外,2014年再做這個調查,那時郭晶晶與霍啟剛會否生了一個中國香港香港中國小孩,我們又怎樣看國旗國歌,還是我們不再需要回答這些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