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國總統大選之後，另一舉世矚目的政治事件為中共十八大的召開。非常明顯，前者主要是民主和共和二黨之爭，由於勝負有待選民表決，黨爭一切公開，自我吹噓貶低對手，在法律框架內，無所不用其極，而目的均在爭取選票。後者一黨獨大，中共受全民擁戴，因為一黨專政寫入憲法，是不容挑戰的「事實」，黨的權力交接與老百姓無直接關係，因而在絕密的情形下進行，坊間於是流傳數個權力中樞人事布局的版本，用內地學者的話，顯見幕後權爭甚劇；不過，別管密室權鬥是民主妥協還是你虞我詐、刀光血影，在現有制度上，並無外人置喙餘地，而因為神秘莫測，「尋幽揭秘」式的揣測和評論才特別多，在筆者看來，這類言文俱乏實質意義，以不論哪七位或九位黨工進入最高決策層，他們都會全力保持、維護中共的專制地位，那意味任何試圖分享權力的政治芻議，不管有多堅實的理論基礎和實際需要，均不會被攷慮（遑論被接納）。在經濟線上，現屆溫家寶政府實施的政策仍會持續、強化，以其往績甚佳，環球經濟遍吹淡風，即使撇除經濟數據中的滲水成分，仍有可觀增長，意味此策可行；然而，這種經濟路向，筆者期期以為不可續行！
在當前的經濟環境下，正如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兼副行長、現任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在《金融時報．中文網》主辦的「二○一二年度高峯會」上的主題演說〈全球經濟大衰退—超越凱恩斯主義和「新新常態」〉中所指出，中國經濟增長所以放緩，皆因推動中國經濟向前的三頭馬車「有二架減速」，它們是外貿放緩、○八年開始的宏觀調控已成強弩之末，另一架「消費馬車」，則「按過去的速度前進（增長）」。「加速器」三緩其二，經濟仍有可觀增長唯已無舊時光芒。
雖然如此，林教授對中國經濟前景仍甚樂觀，他這樣說：「我認為中國不會崩潰，因為中國經濟增長的潛力和空間都是相當大。以短期來說，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產業升級的空間是非常多，投資項目很多。同樣中國作為一個中等發展中國家，城市化進程、基礎設施的建設也還有非常多的空間，尤其是大城市內部的基礎設施，像北京這樣全球首善之區，下場大雨都有可能死人，這是在東部的大城市普遍存在情形。還有環境的改造、社會工程的改造，這些都是需要投資的，都可以有非常高的回報。」
林氏的分析很中肯卻嫌不夠深化，沒有看到造成中國當前經濟困局的「內核」，換句話說，在實踐層面及理論層面，中國都有不少不易、在政治體制不變之下甚且無法克服的難關，在筆者這類不可救藥的自由市場經濟信徒看來，過去高增長的積弊未除，便說什麼「經濟增長潛力和空間相當大」、「升級空間非常多」等等，都不切實際，還會加深傷患令其愈難醫治，其帶來無可估量的資源浪費，彰彰明甚。林毅夫用功甚勤，中英文著作俱豐，對中國經濟發展有重大貢獻，那從他寄贈由北京大學、劍橋大學及世界銀行出版的英文專著中，清楚看出他對中國經濟有充分理解，並試圖為中國經濟發展模式梳理出一套有別於西方傳統經濟學及不受新教倫理覊絆的理論。筆者無法從自由經濟理論中自拔，因此認為中國舉全國之力向指定目標進發的經濟發展之路，只能收短期積極效果，長期而言，這一代人當然「一命嗚呼」，但下一世代的國人，肯定要為計劃經濟（或其他名目如中央規劃、指令）付出沉重經濟甚至政治代價！
二、現在試從實踐及理論層面，簡略地談談筆者對中國經濟前景的看法。
「城市化進程」（第三頭馬車的動力來源）是中國經濟持續向前發展的重要元素，去周六（十一月三日）英國廣播公司發表中國政策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的談話：「中國迅速的城市化，將在二○二○年
以前使中國中等收入群體增加到六億人，並使中國經濟以每年百分之七到八的增長率增長。」這樣趨勢，令遲院長「預測中國的內需將取代投資，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此說與林氏同調。
可是，認為大規模城市化足以刺激經濟增長的學者（這類學者尤其是受僱於投資銀行的經濟學者數不在少），忽略了一個重要問題—如何替這批以億計的城市新人口找工作？假如城市人口在二○二○年增加三億人（達六億人），以一家三口計，即約有一億個新家庭，假設平均一家有
一個半人（二個家庭六人其中三人）要找工作，失業開始成為「問題」的社會，能夠額外提供一億五千個新工作崗位嗎？
解決城市新人口的居住、交通及醫療問題，政府責無旁貸，在這方面必會大舉投資，結果經濟保持增長（增長幅度可以「微調」至最高領導人定下的目標），這種投資加上「新人」消費的乘數作用，保證了經濟增長不會有問題……。但這只是銅錢的一面，另一面是，在出口放緩甚至倒退及宏觀調控力度將盡意味現有工商百業難再有擴充餘地的情形下，為了配合城市化趨勢，央企和國企只有作出種種政策性投資以創造就業，結果不問可知，這種並非市場需求催生的經濟活動，必然造成重大經濟損耗……。諷刺的是，
經濟的損耗由全民承擔而經手的百官及相關商人都「先富（比老百姓）起來」！
在理論層面，過去數十年的實踐，證實不是市場導向的投資（經濟發展）均不可取。在整整九十年前的一九二二年，奧國學派巨擘米賽斯（L. Von Mises, 1891-1973）寫下這本傳世巨構：《從經濟及社會角度看社會主義》（《Socialism-In 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Analysis》），這本書（和其後的系列著作）反覆剖析不同形式中央計劃或政府控制的任何生產形式，都不能達致預期（計劃中）的經濟效果，原因很簡單，因為無自由市場的地方，便無價格制度；無價格制度，即不能作「經濟計算」（Economic
Calculation）；不能作「經濟計算」，等於無法以效益為依歸處理經濟問題。那可說擊中社會主義國家的要害，而這是社會主義的先天缺陷亦是無藥可救的缺失。數十年來（本書一九三六年在德文版「三刷」後才出英譯），《社會主義》不僅說服大眾相信社會主義必敗，令資本主義國家即使「向左轉」、「變成福利社會」，亦不會走上社會主義之路；同時亦使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舵手們」提高警惕，因為米賽斯以先驗論的定理，運用邏輯推理所建立的經濟理論具很高的科學性，因此迫使社會主義國家承認有需要建立一種「適合國情」的經濟計算制度，以指導如何最適地分配經濟資源。可是，對於社會主義國家來說，這是知既不易行更難的事，以中國為例，當物價標升令民不聊生、民怨吵耳之際，於維穩大前提下，國務院便下令國營企業甚至私企減價；而要落實中央力催的大規模城市化政策，
便大建住房、公路、鐵路……，如此這般，經濟便在沒有市場需求下大幅增長，但當中隱含了多少經濟浪費？
二○○七年，社科院出版了林毅夫的《解讀中國經濟沒有現成經濟模式》，顧名思文，林氏在學術上氣魄甚大，認為中國已自己闖出一條西方經濟學不能解釋的成功新路，然而，在指令經濟之下如何有「經濟計算」？答案是不可能有，而沒有「經濟計算」的後果，米賽斯上書便是最佳的「現成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