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讀韓素音，約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末。記得那時她正紅得發紫，夾其《生死戀》（A Many-Splendoured Thing）的餘威，接連出版了三本自傳式的書：The Crippled Tree，A Mortal Flower，Birdless Summer，構成三部曲。那時我在美國初任教職，開了一門名叫「中國的印象」的低班課，斗膽選了這三本書作教材，當時就有漢學界同行對我說：「你選她的 書作甚麼？根本不可信。」我回答說：「這門課探討的不是歷史真實，而是西方人對中國的印象。」韓素音的作品——不論是自傳、小說、或人物傳記（毛澤東和周 恩來）——全是她個人的印象，所以讀起來很生動，像小說一樣。然而我也不自覺地把她當做西方作家，她雖然出生於中國，但從未用中文寫作，她對中國的印象也 是「外來人」的觀點，但卻以「內行人」自居，向外國人宣揚新中國的革命成就。在文革時期，她幾乎成了新中國的代言人，和史諾（Edgar Snow）齊名，後者描寫長征的Red Star over China（中譯名是《西行散記》）至今已成經典。這兩位作家都是中國共產革命的堅決擁護者，觀點一面倒，對中共幾乎沒有一句壞話。韓素音的文字更是充滿 了激情，所以成了中共的寵兒，她每次訪華時都受到特殊優待。記得陳若曦有一篇暴露文革的短篇小說，《耿爾在北京》，內中就把韓素音這個「中國通」着實揶揄 了一番，說她在內地遊山玩水，其實根本看不到中國人民的疾苦。
在海外，至少據我所知，對韓素音的「中國通」名聲作最致命的打擊的是比利時籍的漢學家李克曼（Pierre Ryckmans，筆名Simon Leys，後在澳洲長期任教），七十年代初他在《紐約書評》發表一系列的文章，揭露文革的真相（後來出書，名叫《中國陰影》Chinese Shadows），觀點和當時的左派針鋒相對，對韓素音也嚴加批評。他的英文文筆，和韓素音同樣犀利，外加一份學者的分析能力，遂令我對韓素音開始失望 了。
如今時過境遷，那個「火紅的年代」也隨風而逝了。據稱韓素音晚年一直住在瑞士，和印度丈夫分居，但並沒有落葉歸根，回到她熱愛的祖國定居。為甚麼？也許和 她的歐亞混血背景有關吧。據網上資料顯示，韓素音生於河南，父親姓周（所以她出生的本名是周光瑚），但母親是比利時人。她的第一任丈夫是國民黨的軍官（她 的小說《目的地重慶》Destination Chungking寫的就是這段戀情），不幸在國共內戰時喪生。她的第二任丈夫本該是Ian Morrison，一位英國記者，可惜使君有婦，有情人受盡相思苦。韓素音把這段愛情故事寫成小說《生死戀》，後被拍成同名電影（1955），轟動一時， 特別是那首主題曲，聽來蕩氣迴腸。然而這本小說的另一個更重要的主題是白人的種族歧視：它描寫一個歐亞混血兒的單身女醫生如何在香港的英國殖民社會中求生 存，並維持個人的尊嚴。
也許這正是我對韓素音早期的作品頗有偏愛的原因。一個生活在兩種文化的夾縫中、受盡歧視的女人，怎不會博人同情？她使我想起張愛玲的母親，她們在中國社會 過不慣，只能在中西混雜的殖民地如香港和新加坡生活。看過張愛玲的《小團圓》和她的兩本英文小說——特別是The Book of Change——的讀者，當會記得張母的形象，相較之下，《生死戀》中的韓素音高貴多了。張愛玲當年也想以英文寫作在美國打天地，卻得不到美國出版商的青 睞，韓素音反而成功了。且不談其他原因，就以英文文筆而論，我認為韓素音絕不輸於張愛玲，甚至尤有過之。（最後這一句話可能冒犯了不少「張迷」。）
也許在學者和文學評論家的心目中，韓素音永遠不可能成為一位「嚴肅」作家，她雖然靠《生死戀》的浪漫史而走紅，後來的聲譽卻建立在她對中國的印象：因為中 國大陸對外常年封閉，令不少外國讀者對中國產生神秘的幻想，韓素音的那幾本歌頌中共的書——包括兩本歌頌毛澤東的史書——The Morning Deluge: Mao Tsetung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893－1954和Wind in the Tower: Mao Tsetung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49－1975——因此洛陽紙貴，但讀來讀去都像小說，正因為內中參雜了大量作者的感情。現在大概不會有人看了。
對於老一輩的香港讀者，提起韓素音，無論是褒是貶，大概都會對她那段發生在香港的「不了情」一掬同情之淚：如果當年她的英國愛人沒有在韓戰採訪時死亡的話，該多好？現在這對戀人可以在天堂共締良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