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22日星期四

李平: 公僕變家僕 直接摧毀香港制度




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昨日指出,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邵善波似乎不明白自己的職責,言論似是行政長官梁振英的忠心家僕,忘記自己是擔任公職,由納稅人支薪。此言可謂一針見血。梁振英將公務員家僕化,是引入北京的權鬥、分贓政治,破壞香港公務員制度與破壞香港司法制度一樣,是摧毀一國兩制最直接的手段。

香港賴以發展、比內地優越之處,一是擁有政治中立的公務員隊伍,一是擁有獨立的司法制度。可以說,維護香港的公務員制度、司法制度,就是維護香港核心價值、維護一國兩制。令人不安的是,在香港的司法制度受到親北京人士公然挑戰之際,香港的公務員制度竟受到梁振英政府內部的挑戰、受到梁振英家僕的挑戰。

自從在小圈子選舉遊戲中被親北京人士推為特首至今,梁振英肆意踐踏香港行之有效的行政程序、踐踏公務員的事件不勝枚舉。就任特首前叫停私家醫院接收雙非孕婦,梁振英視為個人政績,其實是無視司法制度、行政程序之舉;向立法會硬銷五司十四局政府架構重組方案,他自恃有親北京議員護航,無視公眾諮詢程序的必要性,結果是灰頭土臉;從委任非香港永久居民陳冉為候任特首辦項目主任,到讓中策組顧問高靜芝把持公職人員的任命,梁振英何時把香港的公務員制度放在眼裏?

尤應指出的是,邵善波明言「(中策組)一定係政府嘅工具,唔止係政治工具,係政府嘅籌劃或者係諗嘢一個工具」,如此死心塌地把自己當成梁振英的家僕,如此公然違背公務員政治中立原則,正是中共政治家僕化在香港的延伸,一如香港特首選舉的烏煙瘴氣,是中共權鬥在香港的延伸。

早前中共十八大選出新一屆領導人時,輿論已批評中共的新官僚集團正走向家僕化。官員能否躋身作為權力中心的中央政治局、能否晉升政治局常委,完全是派系鬥爭、妥協的結果,決定因素是他們與負責揀蟀的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的關係,所謂國家責任感、民望、政績、貪腐問題只是藉口。因此,聲名狼藉的保守派可以上榜,素孚民望的改革派人才反而名落孫山。

中共一向強調,正確的政治路線要靠正確的組織路線來保證,說白了,要實現自己的政治利益,就要靠家僕式的隊伍。既然北京定下了要香港行政、司法、立法「三權合作」的政治路線,自然需要相應的組織路線來保證,就要打造一支如臂使指的家僕隊伍。梁振英是北京的家僕,邵善波是梁振英的家僕,高靜芝是邵善波的家僕,高靜芝任命公職人員的標準除了家僕標準,還能有甚麼?

中共領導層的家僕化,必然更注重派系利益,玩忽職守和黨紀國法,令政權的合法性進一步受到挑戰。梁振英政府的家僕化,必然破壞香港16萬公務員信奉的廉潔奉公、政治中立的理念,必然踐踏香港公職人員的遴選制度、公共機構的運作制度,令政府和公共機構越來越脫離民意,令官民對立、衝突事件越演越烈,北京還想指望靠他們維護香港的繁榮和穩定,結果只會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陳景祥: 邵善波要打什麽輿論戰

中央政策組的職能和工作是什麼,一般人不會太感興趣,因為它不管政策,又沒有財政資源,無法「派糖」,市民不會對它特別留意;關注的,大都是新聞界及政界人士,因為它靠近權力中心。然而,經現任中策組首席顧問邵善波在電視訪問(無線節目「講清講楚」)及立法會申請撥款聆訊上的發言,大家才開始注意:到底中策組應該做什麼?

邵善波在電視節目中說:中策組不是研究機構,這是外界誤會。但據特區政府網站「中央政策組」的介紹,有如下描述:「中央政策組成立於一九八九年,主要職能為向行政長官、政務司司長和財政司司長提供意見。

「本組負責從事政策研究,編寫每年的施政報告、了解分析社情民意、 為策略發展委員會提供秘書處支援,鼓勵社會上對公共政策的討論和研究。」

短短一段介紹,「研究」二字出現了兩次,但主管該機構的頭頭卻說不是研究機構,到底是外界誤會了,還是邵善波自己也搞不清中策組的工作是做什麼?當然,還有一個可能,是網頁上中策組的介紹只是枱面官樣文章,它還有枱底下的「另類任務」!
反而,邵善波說的中策組要「負責有系統地發掘人才加入諮詢機構」,以及要「參與輿論戰」,都不見諸中策組網頁的介紹,到底是新加上去的工作?還是邵善波的個人大計?

中策組設於港英年代,由前港督衛奕信創建,英文叫 Central Policy Unit,觀其名很難知其真正目的;當年我還在新聞前線「作戰」,跟中策組首任首席顧問顧汝德時有交往,據他自述,他的工作主要是替港督、布政司和財政司服務(此一核心工作性質至今不變),具體任務是收集各界對政府政策的意見,即現在說的收風、收料、摸底,整理這些意見之後即彙總送呈三巨頭參考,期間政府 各司(Secretary)不能過問中策組的工作,中策組上呈的報告也不會給其他官員過目。

當年的中策組,確實不做研究,顧汝德和他的團隊只是「約人傾偈」(晤談),就如記者做訪問一樣(顧汝德也是媒體出身,曾當過《遠東經濟評論》主編),連嚴 謹的調查也談不上,但由於受訪者都是意見領袖,或在某個界別內具影響力的人物,他們的意見,令政府高層或多或少可以掌握某項政策,或某個敏感議題的「民意」;最重要的,是這些意見未經各司或各部門過瀘,屬原裝正版。很明顯,最初中策組其實是政府三巨頭的耳目。

顧汝德年代的中策組成員不多,全職三至四人,成員由私人機構借調加入,包括張永霖、鄭海泉、鄭宇碩等,如此安排,目的在選拔私營界別的人才;上述三人,加上後來的阮紀堂(時任香港電訊)、黃建群(恒生、已逝世)、張震遠(時任職顧問公司,現梁營主將)等,他們重返私人機構之後都直上青雲路。這項招攬精英的 功能,到彭定康年代已逐漸淡出。

彭定康冶下的中策組,主力成員來自英國,另加幾個本地 AO 提供協助,中策組轉型為心戰室,替政府的重大決策造勢,但方法不是在報章上賣廣告,而是透過各種形式的「深度吹風」。

我的一次切身經驗,是當年新機場之爭相持不下, 港英政府決定單方面去馬,第一項重要決策是政府全資興建青馬大橋,不經中英機場小組討論。後來政府招標,最後兩家入圍的工程公司,一家來自南韓,一家來自英國,當時媒體風傳,英國公司將會中標,愛國報章則狠批「港英當局」明益自己友。

就在某一天上午,我突然收到彭定康心戰室的電話,說有吹風會,人數很少,負責吹風者提供了很多南韓公司的負面消息(記得南韓工程界九十年代有多宗醜聞),力證其出價雖然比英國公司低,但不可靠,若交它們趕工(九七前要完成)承建,隨時會出大亂子……云云。結果唯一選擇,當然是要批給英國公司。

其後媒體上陸續出現的「分析」和報道,大抵都沿着放風者提供的線索和「理據」,客觀後果是雖然青馬大橋招標並非價低者得,然而政府把工程批給英國公司卻是「合情合理」的。至此,我對心戰室的功能,開始有所體會。

到了董建華上場,中策組主管曾經由蕭烱柱擔任,很快就轉給鄭維健,而中策組從事政策研究,應該就是由鄭維健開始。董政府年代出現過的社會資本、第三部門、可持續發展等論述,皆由鄭維健主導倡議,新意十足,但其時董政府已走下坡,新觀念反而成為評論員批評為不切實際的證據。

鄭維健離任,劉兆佳接掌中策組,開始專注民調、分析民意,以及解讀民情,試圖為董先生找出「施政為民」的方向,其成績如何,大家記憶猶新,也毋須在這裏重複了。

對的,中策組的確沒有定制,要做什麼,端視港督及後來的行政長官個人取向,但若一如邵善波所言,中策組要變成組織部(擇材而用)和宣傳部(打輿論戰),那確是聞所未聞,中策組的功能理應重新劃定,公諸於眾,不能明一套、暗一套。

中策組為何要打輿論戰?邵善波說,政府參與輿論活動,鼓動民意,是必要及合理的,否則只會捱打。事實上,政府過去有鼓動輿論,現在也有,而且投入的資源和人力甚多,只是仗沒有打贏,而且輸得很慘。政府有新聞處(三百多名職員),各司局長有自己的新聞秘書,在電視台有法定的宣傳時段,人力和資源還算少嗎?而 且,高官出場,電子媒體必會報道,現在數家跟政府友好的電子媒體還定期提供專訪節目,任講任說,然後由文字媒體轉載報道,這些曝光時段和佔用版面如果以廣告收費算,費用肯定以千萬元計,政府官員怎可以說是捱打?

說捱打,其實是武功差,打不過人,與人無尤,政府高官不反躬自問為何自己長期處於弱勢,反把問題向外推,還以為主動參與打輿論戰就可扭轉劣勢,看來邵善波是誤判形勢、一廂情願。

回歸以來政府在輿論陣地節節敗退,根本原因在於施政和管治跟香港的知識型社會脫節,大家試想想,回歸以來、特別是近十年,政府推出過多少份有研究而又完整的政策報告?大的如房屋、退休保障、人口政策,出台的只是零碎的行政措施,宏觀地研究問題、比較各國政策優劣,香港可以選擇什麼方案?每一項利弊如何?通 通都沒有。

較「小」的政策,如運輸,外國城市近年在交通網、電子道路收費減少市中心區擠塞、市區以騎單車作交通工具等,政府將會如何規劃?大家都記不起政府做過什麼研究或諮詢文件。曾經聽過一些官員說,這類研究太「學術性」,不切實際,倒不如盡力游說議員,跟他們討價還價,找出一些「可行」的解決方法。

知識型社會重視知識、研究,尊重理性,我們相信香港人是講道理的,意思就是如果政府說得出一個所以然,香港人應該是願意聽、願意支持的。就在邵善波說要打輿論戰的時候,他的前上司、剛卸任的中策組首席顧問劉兆佳接受《信報》訪問,就說了一番十分合情合理的話(見1120日)。

劉兆佳說:政府官員也要「表現出強大論述能力、識見同胸襟,因為香港已是一個知識水平相當高的社會……;不是以力服人,而是以理服人,政府官員也要跟社會鬥學識、鬥智慧、鬥能力及鬥說服力。」盛哉斯言,不以人廢言,縱使很多人對劉兆佳有所批評,但他「力勸」中策組不應寄望製造輿論以作抗衡,而應以理服人, 正是點出了近十年來特區政府的死穴所在,就是不重知識、不重論述,反而迷信單方面的宣傳可以挽回輿論弱勢,說實話,這種想法真是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

近年我們見過不少「人肉錄音機」型局長,公開講話千篇一律,語言無味,原因就是缺知識、缺論述。辯論政制、小班教學、新界丁屋等等,必會牽涉不少價值取向、外國經驗、公眾利益等內涵,一個有勇氣、有識見的局長,為何不能舌戰群儒,跟議員、跟公眾來幾場辯論?很可惜,我們看到的是,政府官員近年連開記者會介紹政策的次數也大幅減少!主動放棄跟公眾互動的機會,試問又是什麼原因?

梁振英號稱熟悉房地產政策,但他競選至今談房屋只有口號式的願景(如縮短公屋輪候時間、杜絕劏房、解決年青人置業等),這些良好願望,過去的港督及現在的特首都不知說過了多少次,為何問題多年來都無法解決?他領導的政府有什麼新思維可以打破過去的僵局?很抱歉,我完全看不到。但我讀王于漸教授近幾個月在 《信報》分析港人港地和房屋政策,其「八成人應有自置物業」的完整論述,我才看見另一種解決香港房屋問題的思路和出路。不管您同意與否,王教授以知識為基礎的論述極有說服力。

中策組要打輿論戰,怎樣打?能打嗎?





金針集 : 中策組政治中立 練乙錚細說沿革

中央政策組角色問題,近日引起軒然大波。中策組首席顧問邵善波上周及本周初兩度公開談及中策組角 色,指中策組要加強監察網上民意,以及收回近400諮詢委員會的任命權,甚至直言中央政策組是政治工具的說法,引起政界譁然。鮮有露面的前政務司司長陳方 安生昨天接受電台訪問時,擲地有聲指出,「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是公務員職位,公務員是有既定制度、有規章。」一語道破邵善波的說法,實在荒天下之大謬。

筆者昨天特別致函公務員事務局,要求澄清中央政策組內角色問題。發言人回覆指,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薪級為D8)、全職顧問(薪級為D3)均屬非公務員合約職位;組內的副首席顧問即為首長乙一級政務官(薪級為D4),屬公務員系統。公務員事務局回覆時亦指出,「一般來說,《公務員守則》適用於以非公務員條款 聘用的人員。」而以筆者所知,中策組顧問離職後,也須遵守公務員保密規例。

總之,從局方解說及中策組人員離職安排,已可證明,陳太指中央政策組亦屬公務員職位的說法,基本上合理。

事實上,在現時問責制下,政治任命官員已擔負政治工作,但中央政策組內上至首席顧問、下至研究主任均非政治任命官員,邵善波說中央政策組是政府工具,毋須政治中立,若不是對中策組工作理解錯誤,便是事先張揚刻意改變中策組角色,兩者都極不恰當。

根據公務員事務局解說,「政治中立」是指有關人員不論本身的政治信念為何,必須對在任的行政長官及政府完全忠誠,並須竭盡所能地履行職務。在履行公職時,他們不得受本身的黨派政治聯繫或黨派政治信念所支配或影響。

驟眼看來,以為和邵善波所說沒有分別,因為都是為特首服務而已。但其實,執行中間大有不同。

本報前總編輯練乙錚於19982004年間曾任中策組全職顧問,其後突遭解職後成書《浮桴記─謀府生涯六載事與思》,揭露了一些中策組內情況。

練乙錚於書內憶及,在中策組時和現任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同為顧問,彼此負責不同研究項目。練乙錚在書中毫不否認自己「在一些政治觀點上跟他(曾德成)是南轅北轍」,也認為曾在一些根本問題上「跡近頑固」,但在其他問題上卻開通開明,所以「為特區政府好、為了董先生好,基本政治信仰分歧並沒有影響我們在組裏的正常同事關係」。由此可見,中策組不應是一言堂的「中宣部」。

中策組的政治中立,即包容不同政見人士,有其重大意義。邵善波口口聲聲指中 策組在顧汝德年代已非政治中立,但他沒有講清當時中策組的角色。據練乙錚介紹,港英時代政策局的首長是「司」,除最重要的布政司、財政司及律政司外,政策「司」不入行政局,權力制衡分工清晰,而中策組也對寫入《施政報告》的政策建議有「反思、批駁」之效。

但回歸後,政策局長也加入行政會議,加上自董建華時代已嫌政策局不夠大膽創新,要求中策組找外援創設新政策予特首,結果中策組類似古代「諫官」角色頓失,政策本身也時有思慮不周的問題。中策組原有駁議之職,審視政策局政策;但董建華時代已降格為和政策局一般構思政策。

如今梁振英時代,中策組還增強參加「輿論戰」角色,實為政策局推銷政策,職權及地位之墮落,確是低處未算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