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昨日指出，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邵善波似乎不明白自己的職責，言論似是行政長官梁振英的忠心家僕，忘記自己是擔任公職，由納稅人支薪。此言可謂一針見血。梁振英將公務員家僕化，是引入北京的權鬥、分贓政治，破壞香港公務員制度與破壞香港司法制度一樣，是摧毀一國兩制最直接的手段。
香港賴以發展、比內地優越之處，一是擁有政治中立的公務員隊伍，一是擁有獨立的司法制度。可以說，維護香港的公務員制度、司法制度，就是維護香港核心價值、維護一國兩制。令人不安的是，在香港的司法制度受到親北京人士公然挑戰之際，香港的公務員制度竟受到梁振英政府內部的挑戰、受到梁振英家僕的挑戰。
自從在小圈子選舉遊戲中被親北京人士推為特首至今，梁振英肆意踐踏香港行之有效的行政程序、踐踏公務員的事件不勝枚舉。就任特首前叫停私家醫院接收雙非孕婦，梁振英視為個人政績，其實是無視司法制度、行政程序之舉；向立法會硬銷五司十四局政府架構重組方案，他自恃有親北京議員護航，無視公眾諮詢程序的必要性，結果是灰頭土臉；從委任非香港永久居民陳冉為候任特首辦項目主任，到讓中策組顧問高靜芝把持公職人員的任命，梁振英何時把香港的公務員制度放在眼裏？
尤應指出的是，邵善波明言「（中策組）一定係政府嘅工具，唔止係政治工具，係政府嘅籌劃或者係諗嘢一個工具」，如此死心塌地把自己當成梁振英的家僕，如此公然違背公務員政治中立原則，正是中共政治家僕化在香港的延伸，一如香港特首選舉的烏煙瘴氣，是中共權鬥在香港的延伸。
早前中共十八大選出新一屆領導人時，輿論已批評中共的新官僚集團正走向家僕化。官員能否躋身作為權力中心的中央政治局、能否晉升政治局常委，完全是派系鬥爭、妥協的結果，決定因素是他們與負責揀蟀的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的關係，所謂國家責任感、民望、政績、貪腐問題只是藉口。因此，聲名狼藉的保守派可以上榜，素孚民望的改革派人才反而名落孫山。
中共一向強調，正確的政治路線要靠正確的組織路線來保證，說白了，要實現自己的政治利益，就要靠家僕式的隊伍。既然北京定下了要香港行政、司法、立法「三權合作」的政治路線，自然需要相應的組織路線來保證，就要打造一支如臂使指的家僕隊伍。梁振英是北京的家僕，邵善波是梁振英的家僕，高靜芝是邵善波的家僕，高靜芝任命公職人員的標準除了家僕標準，還能有甚麼？
中共領導層的家僕化，必然更注重派系利益，玩忽職守和黨紀國法，令政權的合法性進一步受到挑戰。梁振英政府的家僕化，必然破壞香港16萬公務員信奉的廉潔奉公、政治中立的理念，必然踐踏香港公職人員的遴選制度、公共機構的運作制度，令政府和公共機構越來越脫離民意，令官民對立、衝突事件越演越烈，北京還想指望靠他們維護香港的繁榮和穩定，結果只會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陳景祥: 邵善波要打什麽輿論戰
中央政策組的職能和工作是什麼，一般人不會太感興趣，因為它不管政策，又沒有財政資源，無法「派糖」，市民不會對它特別留意；關注的，大都是新聞界及政界人士，因為它靠近權力中心。然而，經現任中策組首席顧問邵善波在電視訪問（無線節目「講清講楚」）及立法會申請撥款聆訊上的發言，大家才開始注意：到底中策組應該做什麼？
邵善波在電視節目中說：中策組不是研究機構，這是外界誤會。但據特區政府網站「中央政策組」的介紹，有如下描述：「中央政策組成立於一九八九年，主要職能為向行政長官、政務司司長和財政司司長提供意見。
「本組負責從事政策研究，編寫每年的施政報告、了解分析社情民意、 為策略發展委員會提供秘書處支援，鼓勵社會上對公共政策的討論和研究。」
短短一段介紹，「研究」二字出現了兩次，但主管該機構的頭頭卻說不是研究機構，到底是外界誤會了，還是邵善波自己也搞不清中策組的工作是做什麼？當然，還有一個可能，是網頁上中策組的介紹只是枱面官樣文章，它還有枱底下的「另類任務」！
反而，邵善波說的中策組要「負責有系統地發掘人才加入諮詢機構」，以及要「參與輿論戰」，都不見諸中策組網頁的介紹，到底是新加上去的工作？還是邵善波的個人大計？
中策組設於港英年代，由前港督衛奕信創建，英文叫 Central Policy Unit，觀其名很難知其真正目的；當年我還在新聞前線「作戰」，跟中策組首任首席顧問顧汝德時有交往，據他自述，他的工作主要是替港督、布政司和財政司服務（此一核心工作性質至今不變），具體任務是收集各界對政府政策的意見，即現在說的收風、收料、摸底，整理這些意見之後即彙總送呈三巨頭參考，期間政府
各司（Secretary）不能過問中策組的工作，中策組上呈的報告也不會給其他官員過目。
當年的中策組，確實不做研究，顧汝德和他的團隊只是「約人傾偈」(晤談)，就如記者做訪問一樣（顧汝德也是媒體出身，曾當過《遠東經濟評論》主編），連嚴
謹的調查也談不上，但由於受訪者都是意見領袖，或在某個界別內具影響力的人物，他們的意見，令政府高層或多或少可以掌握某項政策，或某個敏感議題的「民意」；最重要的，是這些意見未經各司或各部門過瀘，屬原裝正版。很明顯，最初中策組其實是政府三巨頭的耳目。
顧汝德年代的中策組成員不多，全職三至四人，成員由私人機構借調加入，包括張永霖、鄭海泉、鄭宇碩等，如此安排，目的在選拔私營界別的人才；上述三人，加上後來的阮紀堂（時任香港電訊）、黃建群（恒生、已逝世）、張震遠（時任職顧問公司，現梁營主將）等，他們重返私人機構之後都直上青雲路。這項招攬精英的
功能，到彭定康年代已逐漸淡出。
彭定康冶下的中策組，主力成員來自英國，另加幾個本地 AO 提供協助，中策組轉型為心戰室，替政府的重大決策造勢，但方法不是在報章上賣廣告，而是透過各種形式的「深度吹風」。
我的一次切身經驗，是當年新機場之爭相持不下， 港英政府決定單方面去馬，第一項重要決策是政府全資興建青馬大橋，不經中英機場小組討論。後來政府招標，最後兩家入圍的工程公司，一家來自南韓，一家來自英國，當時媒體風傳，英國公司將會中標，愛國報章則狠批「港英當局」明益自己友。
就在某一天上午，我突然收到彭定康心戰室的電話，說有吹風會，人數很少，負責吹風者提供了很多南韓公司的負面消息（記得南韓工程界九十年代有多宗醜聞），力證其出價雖然比英國公司低，但不可靠，若交它們趕工（九七前要完成）承建，隨時會出大亂子……云云。結果唯一選擇，當然是要批給英國公司。
其後媒體上陸續出現的「分析」和報道，大抵都沿着放風者提供的線索和「理據」，客觀後果是雖然青馬大橋招標並非價低者得，然而政府把工程批給英國公司卻是「合情合理」的。至此，我對心戰室的功能，開始有所體會。
到了董建華上場，中策組主管曾經由蕭烱柱擔任，很快就轉給鄭維健，而中策組從事政策研究，應該就是由鄭維健開始。董政府年代出現過的社會資本、第三部門、可持續發展等論述，皆由鄭維健主導倡議，新意十足，但其時董政府已走下坡，新觀念反而成為評論員批評為不切實際的證據。
鄭維健離任，劉兆佳接掌中策組，開始專注民調、分析民意，以及解讀民情，試圖為董先生找出「施政為民」的方向，其成績如何，大家記憶猶新，也毋須在這裏重複了。
對的，中策組的確沒有定制，要做什麼，端視港督及後來的行政長官個人取向，但若一如邵善波所言，中策組要變成組織部（擇材而用）和宣傳部（打輿論戰），那確是聞所未聞，中策組的功能理應重新劃定，公諸於眾，不能明一套、暗一套。
中策組為何要打輿論戰？邵善波說，政府參與輿論活動，鼓動民意，是必要及合理的，否則只會捱打。事實上，政府過去有鼓動輿論，現在也有，而且投入的資源和人力甚多，只是仗沒有打贏，而且輸得很慘。政府有新聞處（三百多名職員），各司局長有自己的新聞秘書，在電視台有法定的宣傳時段，人力和資源還算少嗎？而
且，高官出場，電子媒體必會報道，現在數家跟政府友好的電子媒體還定期提供專訪節目，任講任說，然後由文字媒體轉載報道，這些曝光時段和佔用版面如果以廣告收費算，費用肯定以千萬元計，政府官員怎可以說是捱打？
說捱打，其實是武功差，打不過人，與人無尤，政府高官不反躬自問為何自己長期處於弱勢，反把問題向外推，還以為主動參與打輿論戰就可扭轉劣勢，看來邵善波是誤判形勢、一廂情願。
回歸以來政府在輿論陣地節節敗退，根本原因在於施政和管治跟香港的知識型社會脫節，大家試想想，回歸以來、特別是近十年，政府推出過多少份有研究而又完整的政策報告？大的如房屋、退休保障、人口政策，出台的只是零碎的行政措施，宏觀地研究問題、比較各國政策優劣，香港可以選擇什麼方案？每一項利弊如何？通
通都沒有。
較「小」的政策，如運輸，外國城市近年在交通網、電子道路收費減少市中心區擠塞、市區以騎單車作交通工具等，政府將會如何規劃？大家都記不起政府做過什麼研究或諮詢文件。曾經聽過一些官員說，這類研究太「學術性」，不切實際，倒不如盡力游說議員，跟他們討價還價，找出一些「可行」的解決方法。
知識型社會重視知識、研究，尊重理性，我們相信香港人是講道理的，意思就是如果政府說得出一個所以然，香港人應該是願意聽、願意支持的。就在邵善波說要打輿論戰的時候，他的前上司、剛卸任的中策組首席顧問劉兆佳接受《信報》訪問，就說了一番十分合情合理的話（見11月20日）。
劉兆佳說：政府官員也要「表現出強大論述能力、識見同胸襟，因為香港已是一個知識水平相當高的社會……；不是以力服人，而是以理服人，政府官員也要跟社會鬥學識、鬥智慧、鬥能力及鬥說服力。」盛哉斯言，不以人廢言，縱使很多人對劉兆佳有所批評，但他「力勸」中策組不應寄望製造輿論以作抗衡，而應以理服人，
正是點出了近十年來特區政府的死穴所在，就是不重知識、不重論述，反而迷信單方面的宣傳可以挽回輿論弱勢，說實話，這種想法真是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
近年我們見過不少「人肉錄音機」型局長，公開講話千篇一律，語言無味，原因就是缺知識、缺論述。辯論政制、小班教學、新界丁屋等等，必會牽涉不少價值取向、外國經驗、公眾利益等內涵，一個有勇氣、有識見的局長，為何不能舌戰群儒，跟議員、跟公眾來幾場辯論？很可惜，我們看到的是，政府官員近年連開記者會介紹政策的次數也大幅減少！主動放棄跟公眾互動的機會，試問又是什麼原因？
梁振英號稱熟悉房地產政策，但他競選至今談房屋只有口號式的願景（如縮短公屋輪候時間、杜絕劏房、解決年青人置業等），這些良好願望，過去的港督及現在的特首都不知說過了多少次，為何問題多年來都無法解決？他領導的政府有什麼新思維可以打破過去的僵局？很抱歉，我完全看不到。但我讀王于漸教授近幾個月在
《信報》分析港人港地和房屋政策，其「八成人應有自置物業」的完整論述，我才看見另一種解決香港房屋問題的思路和出路。不管您同意與否，王教授以知識為基礎的論述極有說服力。
中策組要打輿論戰，怎樣打？能打嗎？
金針集 : 中策組政治中立 練乙錚細說沿革
中央政策組角色問題，近日引起軒然大波。中策組首席顧問邵善波上周及本周初兩度公開談及中策組角 色，指中策組要加強監察網上民意，以及收回近400諮詢委員會的任命權，甚至直言中央政策組是政治工具的說法，引起政界譁然。鮮有露面的前政務司司長陳方
安生昨天接受電台訪問時，擲地有聲指出，「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是公務員職位，公務員是有既定制度、有規章。」一語道破邵善波的說法，實在荒天下之大謬。
筆者昨天特別致函公務員事務局，要求澄清中央政策組內角色問題。發言人回覆指，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薪級為D8）、全職顧問（薪級為D3）均屬非公務員合約職位；組內的副首席顧問即為首長乙一級政務官（薪級為D4），屬公務員系統。公務員事務局回覆時亦指出，「一般來說，《公務員守則》適用於以非公務員條款
聘用的人員。」而以筆者所知，中策組顧問離職後，也須遵守公務員保密規例。
總之，從局方解說及中策組人員離職安排，已可證明，陳太指中央政策組亦屬公務員職位的說法，基本上合理。
事實上，在現時問責制下，政治任命官員已擔負政治工作，但中央政策組內上至首席顧問、下至研究主任均非政治任命官員，邵善波說中央政策組是政府工具，毋須政治中立，若不是對中策組工作理解錯誤，便是事先張揚刻意改變中策組角色，兩者都極不恰當。
根據公務員事務局解說，「政治中立」是指有關人員不論本身的政治信念為何，必須對在任的行政長官及政府完全忠誠，並須竭盡所能地履行職務。在履行公職時，他們不得受本身的黨派政治聯繫或黨派政治信念所支配或影響。
驟眼看來，以為和邵善波所說沒有分別，因為都是為特首服務而已。但其實，執行中間大有不同。
本報前總編輯練乙錚於1998至2004年間曾任中策組全職顧問，其後突遭解職後成書《浮桴記─謀府生涯六載事與思》，揭露了一些中策組內情況。
練乙錚於書內憶及，在中策組時和現任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同為顧問，彼此負責不同研究項目。練乙錚在書中毫不否認自己「在一些政治觀點上跟他（曾德成）是南轅北轍」，也認為曾在一些根本問題上「跡近頑固」，但在其他問題上卻開通開明，所以「為特區政府好、為了董先生好，基本政治信仰分歧並沒有影響我們在組裏的正常同事關係」。由此可見，中策組不應是一言堂的「中宣部」。
中策組的政治中立，即包容不同政見人士，有其重大意義。邵善波口口聲聲指中 策組在顧汝德年代已非政治中立，但他沒有講清當時中策組的角色。據練乙錚介紹，港英時代政策局的首長是「司」，除最重要的布政司、財政司及律政司外，政策「司」不入行政局，權力制衡分工清晰，而中策組也對寫入《施政報告》的政策建議有「反思、批駁」之效。
但回歸後，政策局長也加入行政會議，加上自董建華時代已嫌政策局不夠大膽創新，要求中策組找外援創設新政策予特首，結果中策組類似古代「諫官」角色頓失，政策本身也時有思慮不周的問題。中策組原有駁議之職，審視政策局政策；但董建華時代已降格為和政策局一般構思政策。
如今梁振英時代，中策組還增強參加「輿論戰」角色，實為政策局推銷政策，職權及地位之墮落，確是低處未算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