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馮應謙日前發表最新一次的國民身分調查，隨即引起《環球時報》署名文章批評。《環球時報》被視為官方宣傳中央取態的風向標，有別於坊間輿論。近年中央媒體與個別官員，評點香港學術研究漸見高調。今次我們作為當事人，以平常心面對指摘，但同時希望透過本文，讓公眾及內地官員，了解香港學術界的運作，不要進一步損害香港學術自由的環境，並以這項研究為案例，說明多年努力，是基於學術熱誠及理念，而非出於任何政治謀略。
香港之可貴
香港之可貴，學術自由是其中一面。學者本於個人志趣，思考具學術價值的研究項目，上下尋索，以學界認可的方法，作出有效分析。多年以來，值得港人自豪的是，香港學界一直堅持學術並非為政治服務，此一共同肯定的學術道德，令香港思想多元，概念創新，在國際學術界取得驕人成就。而研究項目是否嚴謹、是否及格、屬優屬劣，香港學界自有嚴格標準。由申請經費，到學術出版，層層關卡，均有行規。學術成果進入公眾論壇，歡迎批評指正。然而，若政權直接間接的點名批評，並因應政治方針，在千百個研究項目中，抽出有違主旋律的幾個，評判其學術優劣，令學者除了關心國際學術準則之外，顧忌政治風險，若此變成風氣，將會損害香港學術自由，對人文和社會科學的打擊尤甚。國內學術界為國家、為黨服務的風氣，長年傷及人文和社會科學的基本。
1996年我回母校中大執教，當年李金銓與陳韜文兩位前輩，拿到一筆經費，研究政治與傳媒變遷，邀請我加入，負責一項身分認同調查。我在香港出生，家鄉在廣州，九七回歸前後，我對自身的本土與國民身分甚感興趣，而這份志趣，亦變成我自博士研究至今，十多二十年沒有放棄的研究重點。我的量化統計不精，於是伙拍精通統計的馮應謙進行問卷調查，自此一做16年，合作無間。馮應謙對學術研究充滿熱誠，活躍於國際學術界，集中研究普及文化，對政治活動不感興趣。這項堅持多年的身分調查，是基於其中的學術價值，研究產生的政治效果，我們無法（亦不應）控制。
不自貶也不會自吹自擂
有關此研究不夠嚴謹的批評，我們不自貶也不會自吹自擂。多年數據，我們分別撰寫多篇論文及專著，通過多重評審，發表於國際學刊及信譽良好的學術出版社。可以肯定的說，在香港既有的學術行規之下，此項研究在學術上是及格的。至於是否迎合今天中央的政策？是否在政治上及格？我們不會多想。若香港學者把心思放在政治及格的問題上，香港學界將受到深入骨血的傷害。
或許在下文我們集中談一談香港身分調查的時代意義。詢問受訪者是香港人、中國人，還是香港中國人，有評論指是偽命題，還有一些文化評論者批評這類研究是社會學家無中生有「創造」出來的身分區別（這一組問題於80年代由社會學家劉兆佳、關信基開展）。偽命題的批評，是昧於香港當下處境的獨殊性。出現香港人
/ 中國人在價值觀及情感認同上的分野，有其殖民地的背景。無論社會體制、政治格局、普及價值觀，內地與香港在九七前後，均有明顯分別。當然，北京、上海的居民，其城市認同大多從屬於中國人的身分之下。然而，香港這個城市，在普世價值方面，仍與國內有頗強的分野感。所以，在九七前後，探測港人認同上的微妙變化，在學術與政策方面，都甚有參考價值。
其一是說明國族認同，並非生而有之、並非血緣關係的必然，而是一個歷史政治的過程；其二是說明身分認同的複雜性，內含多元價值取向。我們的研究之中，媒體報道集中於香港人 / 中國人的身分選項，其實只是研究的小部分，更大的部分是以24項價值特質，追查港人的自我評價，以及對內地中國人的印象。兩者印象差距愈大，香港人與中國人的認同感愈見矛盾。多年數據可知身分認同之中多元價值的消長。這方面的數字變化，既可供學者分析身分認同的內在性質，亦可讓我們細緻掌握港人的價值轉變。例如，港人對平等、自由等價值甚為緊張，亦對內地是否重視自由平等有所保留；2012年數字顯示，香港與內地的印象差距大升。這些價值差異，造成認同香港與認同中國的矛盾心理。
其三，此項調查有別於其他同類調查，當中有很長篇幅測試身分認同的情緒內容，就多項標記（如萬里長城、維港、解放軍、國旗等），問及港人有否自豪、親切、抗拒的感受。這些情緒指標，在身分認同研究領域之中，是較為創新的研究設計。除學術價值外，亦可作政策參考。綜觀多年結果，港人對國旗國歌的自豪感，自1997年後一直每年攀升，至2008及2010年達五成有多。當年數字較有利於愛國宣傳，《文匯報》大幅正面報道，我們亦被一些香港論政者批評為愛國打手。我們一直堅持下去，不為政治批評所動，為的是努力追蹤民情轉變，讓港人與官員掌握時代脈搏。
這個城市在這個時代所獨有
我們深知，香港人
/ 中國人的拉扯，是我們這個城市在這個時代所獨有。50年前，香港人並未有強烈的本土自覺，香港人
/ 中國人是個偽命題。50年後，要不香港內地化為中國城市，要不中國民主化而香港自由價值不再與國內有太大分別，到那時，香港人
/ 中國人將會是個偽命題。但在九七前後這個特殊而曖昧的時代，是個不可多得的研究機會，讓我們以實證數據，記下香港身分認同蛻變的篇章。
正如馮應謙多次回應傳媒，我們會以平常心繼續進行研究。幾年後，若香港全面內地化，或內地展開政治改革，內地與香港價值差距收窄，又或內地與香港互動而創新局面，到時我們的研究設計將會失效，亦是我們功成身退之時。當然，我們期待的，是內地的民主化，而不是香港的內地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