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24日星期六

張敏儀︰念勞思光

因為計算不準交通時間,十一月十日早上六時四十分就到達台北市第二殯儀館。景仰堂倒已經佈置好了,白色鮮花圍繞,保安人員作例行檢查,因為一會兒總統要來。

我站在勞思光老師照片前,有那麼一點點激動。我竟然無意中成為第一個鞠躬的人。照片裏的眼睛好像看着我微笑。

多少年了,老師。我真後悔近年到台北沒有去看你。一半是因為總是來去匆匆,另一方面,也許是潛意識認為我那些乘桴浮於海的日子沒有甚麼值得說。感性日多,智性日少,對不起老師曾經說過我有骨氣的話。

其實我並不算他的正式學生。那時中文大學四年制,有大一英文,大一中文,大一哲學,很重要的通識課。據說有一個理科生第五年還留級,就為大一英文。那時英文系主任是牛津來的Dr. Hensman,外號「白髮魔女」,執法甚嚴,不及格沒有人情講。

全部一年級生都要上的課,分成幾班。那時不知道自己幸運,派到勞思光的一班。

那時年少無知,只見他身材瘦小,架着眼鏡,永遠穿西裝,打一個領結,大家叫他「魔術師」。他那一口湖南國語,其實十之七八聽不懂,可是擠滿課堂的人,就是 「感覺」到他講學的熱誠,眼睛閃着光,真像魔術一樣,令到自己也哲學起來了。他也知道這班小混混其實聽不懂,下課就派幾頁講義。拿到手的借給別人抄,再不 就找個好欺負的去影印,那時影印可慢得很。

一年級之後沒有再上他的課。我一直寄宿,在校園內聽到人說魔術師來了,就跑過去嘻皮笑臉地揮手,他也不介意。

我上大學是逍遙派,認為讀書不等同上課。看書時也看窗外,看着看着就坐到草地上,坐着坐着就跳上火車出城看電影去了。

這樣的一個人,後來竟然當上最嚴肅的一份工作,才真正和老師認識。

一九八三至八五年,中英會談香港前途,我由香港電台借調到新聞處。那時香港人知道這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將要結束,雖然不能直接參與,紛紛組織起來。

Hong Kong Observer是一群學貫中西的青年才俊,秦家聰,陸恭蕙,吳崇文,胡紅玉,于品海等,當時算是壓力團體,香港政府還開了檔案。

「香港前景觀察社」就是勞思光,董千里,徐東濱,陸鏗,李怡,胡菊人,談錫永等。

當時還有李柱銘,放下御用大律師的尊貴,投身香港前途,一往直前,寵辱不驚。他加入李鵬飛領導的各界才俊團,和張鑑泉等一起上北京表達意見。

前景社因為是經過國共內戰的前輩文人報人,對中國主導特別關心。書生論政固然是應有之義,而且身體力行,擔起公共知識分子的責任。

老師一向敢言,他的弟子關子尹記老師行誼的文章〈豈只學者風範,更乃國士胸襟〉盡道老師自《中國哲學史》至《歷史之懲罰》、《中國之路向》之行文立論,具經世意義。

我當新聞處長期間,工作長困中環。老師有兩次長途跋涉由沙田出來和我單獨談天。他對香港前途的憂慮,對人和事的分析,是勞氏獨家的精闢熱誠。每次我上的不是哲學史,是歷史和人生。有一次他具體地提到一個名字,其實我也所知不多。他表示擔心,但也承認不由人定。

現在回想起來,不知道為甚麼他提起「剛柔並濟」,還說了個笑話。其實老師是很有幽默感的,這些年來我卻忘得一乾二淨。

正在回想,其他人來了。我看見師母,告訴她金聖華寫她為老師藥膳補身,令他晚年身體大好。她立即告訴我一個方子,說「你們都要補補」。

老師三大弟子劉(國英)關(子尹)張(燦輝)陪同師母師妹作家屬謝禮。台灣每一間大學都參加公祭。我們中文大學代表也不少。校長沈祖堯在真正公私兩忙的日子來回十多小時。馬英九總統致褒狀後和校長握手,兩人一般高大,校長不用彎腰,老師看到一定滿意。

張劍虹也是放下工作飛一趟,真正尊師,也代表李怡。遠在多倫多的蔡文端剛好在高雄講學,也乘捷運來了。我們幾個,加上崇基院長梁元生,算是代表哲學系以外的中大人。

小思老師說過中大不識寶,沒有把勞思光從台灣請回來,也沒有為退休後長居中大的劉殿爵開研究生班。

我看劉國英悼老師的文章,特別提到老師畢生只有一個學士學位。他四六年入北京大學哲學系,四九年離開大陸,五二年台灣大學哲學系畢業。他從來沒有再找一個銜頭,上一代的人治學,才不把這放在心上。

可是現在的大學以此為聘用準則,想起錢穆,唐君毅,牟宗三,也在制度下受到委曲。他們三位加上勞思光,劉殿爵,學問之大,如日月之光,俱往矣,真正哲人其萎。

中大最突出的校友丘成桐說過,「起大樓容易,要有一個大師很難」。尤其是人文科學,日漸收縮,大學之道,不寬不明。

過了幾天,我早已計劃秋山獨行,重訪京都紅葉。走過許多寺院,上了一些未上過的山。買了一根木杖,一步一步地走。最後回到苔寺,重臨一遍心經。一字一字,漸漸心平氣和。

看着滿天紅葉,忽然覺得高興了,因為老師從來不是悲戚的人,他是入世的智者,瘦小的身軀是個智庫,像月宮寶盒,隱隱生光。

再見了,大魔術師。